蓝蔚青：我与浙江现象研究
【编者按 】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以来，我省学者纷纷撰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其参与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领域研究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展现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经作者本人同意，本公众号近期将刊发部分学者的回忆文章，作为对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致敬和纪念。本期刊发的是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蓝蔚青 的 《我与浙江现象研究》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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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吸引我研究浙江现象？
我对浙江现象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一般到特殊到个别的过程。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首届研究生，读研的主要生活是原原本本地啃老祖宗的大部头，带来的收获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可以给其他学科专业的同学提供引经据典的出处，今天碰到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的争论时还可以底气十足。入学时正处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高潮，整个理论氛围是根据几十年来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来检验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拨乱反正，从中获得新的启迪。这有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纠正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曲解和教条式理解，“读懂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所以，我们这些人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发自内心的、坚定的。
1982年毕业后到浙江省委党校任教，主要讲授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从事基本理论层面的研究，即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党校教师面对的是党政干部，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学员解疑释惑，有时还有机会参与改革方案的研究，如1986年在中央党校进修时有幸参加了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这就促使我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特殊”。1991年调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长后更是以此为主要任务。当时理论工作处于风口浪尖上，浙江特别是温州的民营经济成为争论的焦点。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意识形态的李瑞环同志来浙江调研后提出了“帽子论”：“别人不要给你们带白帽子，你们也不要给自己带红帽子，不戴帽子，推个光头，不是更凉快吗？”使浙江的同志如释重负。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方谈话拨开迷雾，指明航向，振聋发聩地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这些力重千钧的重要论断，使率先探索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为主体“多轮驱动”的浙江干部群众有一种获得解放之感，也使我开始意识到浙江的实践探索可能更具普遍意义。
党的十四大确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概述了它的主要内容，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要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作为理论处长和后来担任的省委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团长，组织学习、宣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我的主要任务。而且这两个岗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担任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的学习秘书，为省委常委的理论学习会做服务工作，包括参与省委领导同志相关讲话的起草，这就使我有机会直接听到主政和分管全省各个领域工作的省委领导同志联系浙江实际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用这个理论分析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探讨浙江工作。他们的相互切磋，帮助我对浙江现象逐渐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党的十五大深刻阐述了应该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指出“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报告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这些重要论断使以民营经济和市场化改革著称的浙江彻底从争议对象变成全国的学习对象，省委领导同志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总结浙江经验了。改革开放20周年时，时任省委书记李泽民同志和省委副书记刘枫同志都曾经找了我们几位理论工作者和省委办公厅的有关同志讨论对浙江经验的概括。省社科联也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组织社科工作者撰写了第一套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的理论研究丛书。我在此时调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我的工作重点也就自然转向组织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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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浙江现象研究的回忆
1999年12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在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代表省委号召全省社会科学工作者“提炼浙江精神，总结浙江经验，开拓浙江未来”。省社科联随即召开机关骨干专题学习会，首先研究提炼浙江精神的工作。经讨论，与会同志形成共识，认为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着重通过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实践经验来提炼浙江精神，目的在于发挥先进文化的激励作用和成功经验的启迪作用，为浙江提前实现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总结经验，提炼精神，必须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提炼与提升的关系、精神内涵与表现的关系。与会人员还对浙江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把它概括为：开拓创新、务实事功、自主自立、艰苦奋斗、百折不饶。学习会综述在省社科联的《重要理论动态》上刊登，张德江同志在收到后当即作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省社科联的工作，并指出：“关于‘总结浙江经验，提炼浙江精神，开拓浙江未来’这篇大文章，要靠全省社科界的同志们共同完成。”从此，研究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浙江社会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并且取得了大量成果。这也成为省社科联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理论问题双月谈”开始转向主要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创办了内刊《成果要报》，主要向省委省政府报送应用对策研究成果。
在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组织广泛研讨和省外考察比较的基础上，写作班子对浙江精神的概括和阐发反复讨论修改。张德江同志听取汇报时同我们一起探讨，最终确定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十六字，并在2000年7月14日省委召开的建设文化大省座谈会上首次公布。省委十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决定》肯定了对浙江经验和浙江精神的概括，并且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总结浙江经验，弘扬浙江精神，为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浙江精神从此得到自觉弘扬。
总结浙江经验的工作也全面铺开。一方面是汇集精选已有的研究成果。我在编辑《纵论浙江》论文集时，组织力量对全国从各个方面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的论文和调研报告进行广泛筛选，本来希望多选一些省外名家的文章，但最后确定入选的68篇中，有60篇出自省内作者之手。这表明省内的研究者在浙江现象研究中显示出明显的优势。他们不但有更多的实地考察，而且还直接出谋划策，不少人参与过决策过程中的争论和实施过程中的评估总结，有些本身就是实际工作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另一方面是时任省委宣传部长陈敏尔同志亲自主持和指导的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度重大委托课题“理论解读浙江”系列研究，其核心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在我们集体讨论执笔的基础上，经陈敏尔同志审阅修改后，由张德江同志亲自审定，在当年的省委读书会上作为主报告印发，成为对浙江经验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理论总结；我们团队合作完成的学术版专著《透析浙江现象》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学术论文《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探源》获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独著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浙江现象”的透视》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以后，把总结浙江经验、研究浙江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和历史文化提升为系统工程。2003年，在省委提出“八八战略”的过程中，省社科联汇集了省社科界关于这八个方面的研究成果，通过省委宣传部上报，供省委决策参考。2004年，为制定《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实施意见》，习近平同志亲赴省社科联、省社科院调研，听取我们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建议，肯定社科界在引导和推动人们树立新思想新观念，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解读浙江文化、提炼“浙江精神”，探索符合浙江实际的发展之路方面成绩突出，很有作为；要求社科界立足浙江的改革发展实际，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以浙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战略问题的研究，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注重浙江文化的研究，深层次挖掘文化传承关系。他明确提出：“很有必要再搞一个研究工程，弘扬浙江精神，解读浙江现象，从理论上总结浙江经验，实际上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成果，探讨规律性的东西。”“这件事我可以挂帅。理论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要出一批东西。还有抢救地方绝活、文化遗产、典籍文献、戏曲、南昆、民间工艺等。要进一步弘扬浙江精神，考虑按十六大精神还应提倡什么新的东西。”
2005年，省委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决定》确定的八大文化工程中，唯一由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指导委员会主任的是文化研究工程。《决定》要求与时俱进地倡导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这十二个字也是在习近平同志亲自指导下提炼出来的。文化研究工程重点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省政府每年为此拨款2000万元，这样规模的地方文化研究工程属全国首创，兄弟省市社科界非常羡慕。当年就启动了“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系列研究。我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的《十六大以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浙江的实践》，是浙江经验第一次全面系统理论总结的续篇，被列入浙江省“文化精品工程”。到2006年，我参与组织的以“八八战略”为纲的系列丛书《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出齐，后荣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别奖。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的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2007年重点调研课题“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则是对这一阶段浙江经验的权威性总结，作为课题组成员，在调研过程中我对浙江现象的认识也得到升华。
2006年起，浙江省的理论工作者还积极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社科研究“国家队”和中央媒体对浙江经验的研究，向全国解读浙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适性成功经验。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浙江省合作研究项目《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实践》中，担任主报告组副组长。同名丛书后出版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优秀成果。该课题组还把我作为第二作者的、获浙江省党政系统2006年度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加工为《义乌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经验》系列国情调研报告，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我作为第一执笔者的《全民创业，共同富裕——浙江改革发展30年的经验启示》2008年在《求是》杂志发表。通过与站得更高、视野更广的同行的合作研究，使自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规律的认识得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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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浙江现象对我的主要启示
通过不断总结浙江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自主创业，自我积累，自愿联合，自强不息，大力发展民本经济、民主政治、民办文化、民间社会，走出了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全民创业、共同富裕之路的历程，我深深体会到，浙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经验和启示，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本位。浙江经验的最大意义，在于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怎样处理“国”与“民”的关系。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示的生机活力，充分证明了列宁的名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大力发展民本经济的实质，是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自主权归还给广大劳动者，支持人民群众从实际条件出发，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的领域和地域，选择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合作方式，鼓励广大劳动群众成为投资者、经营者和财富的积累者，掌握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支配权，主动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不断投资扩大再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尊重和保护群众的首创精神，建立起能够调动千百万人积极性的体制机制，使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像火山一样并发出来，成功地开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民战争”。民本经济使创业成为具有全民性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鼓励广大群众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自立自主自强意识，把职业活动当成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手段，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各级党委政府则致力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提供更广的选项、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使广大群众各就其位、各尽其能、各有其成、各得其所。这样的社会氛围大大增强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培育了特别肯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敢冒险、特别会适应各种环境的创业创新精神，使民间力量高度活跃，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一次次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和思想上的禁区，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和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实现了富民强省。
“民”字当头决不是“无为而治”，放任自流，放弃党的领导和政府管理。改革开放初期，理论和政策跟不上实践发展，许多问题一时还看不清楚，旧体制旧观念造成的阻力很大。面对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探索，浙江各级党委政府采取“老百姓愿意干的不阻挡，老百姓不愿干的不强迫”的宽容默认态度。这样做正是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愿选择和首创精神，减少盲目的引导，使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充分显示出来。它为前无古人的探索创造了宽松的环境，避免了因为认识不足而扼杀新生事物，用事实来教育人，靠实践来统一思想。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总结概括推广，使之成为政策和地方性法规，不足的使它完善起来，错误的及时纠正。不求全责备，不因噎废食，让新生事物在实践中逐步完善。面对人民群众层出不穷的创造性实践，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既没有站在群众的对立面阻挡群众，也不是被动地跟在群众后面随波逐流，而是以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体察民情，尊重民意，启迪民智，依靠民力，从研究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全面落实到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中去。群众看到身边的党员、干部确实是真心诚意支持和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奔小康，帮助自己排忧解难，从而形成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欣赏的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有力地增强了党对全体人民的凝聚力，使党的领导作用得到有效发挥。
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层面上思考浙江现象，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曾陷入误区，即忽视了国家利益、国家权威相对于人民利益、人民权力的从属地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人民利益、人民意志更加具有根本性，处于更高的层面上。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需要在认识能力和价值选择两个环节上长期努力、不断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只重视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忽视对国家权力的必要制约，甚至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与提高国家管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对立起来。这种价值定位的偏差在实践中，一是导致国家包揽一切，形成了行政一元化的管理体制，单纯依靠国家权力和行政命令管理社会。其结果是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难以发挥，社会缺乏活力，管理效率低下。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易遭破坏，人民利益被抽象化，不少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遭到忽视。三是一些国家机关把自己变为特殊利益群体，搞权力利益化，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利用国家权力谋取小团体的私利。一旦这种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产生示范效应，管理者凭借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形成动力机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就会蜕变，它的合法性也会逐步丧失。苏东剧变的实质和根源就在于此。他们的私有化是从国家权力私有化开始的。这些深刻教训充分说明，以人民为中心才是社会主义价值定位的根本依据和根本标准，国家利益必须是经过整合的人民利益，国家意志必须是经过整合的人民意志。社会主义各国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能否处理好“国”与“民”的关系，影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社会主义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摆正这个关系。因此，研究“浙江现象”，对于探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沿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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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浙江现象需要大量剖析“浙江案例”
对于“个别”的研究，主要是我退休十多年来作为一些智库的成员，所参与的对浙江在各个领域创新经验的总结和公共政策研究。这样的研究主要有三类。
一是以系统总结经验为主的研究。 浙江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干部群众富于开拓创新精神。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一直要求浙江的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浙江取得的不少经验在全国推广。在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要求指引下，逐步建立了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例如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省委有关部门就组织过党政创新案例的评审。我所在的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近十年来在省委办公厅的指导下，与《今日浙江》杂志社合作，连续组织了五届公共管理创新案例的评审。仅此六次评审，各地各部门申报的创新案例就有一千多个。杭州市在综合考评中，对市直单位和各区县市年年都有创新创优和克难攻坚项目的要求，并且组织专家进行立项评审和项目考评。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和省委宣传部也组织了改革创新项目的考核评审。这些考评过程中提供的丰富材料和组织的实地考察，所作的比较研究，为总结浙江各个领域的改革创新经验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是浙江现象研究的点状深入。这样的研究不是以“政绩工程”为目标的“吹嘘式研究”，不能光看一些“盆景”，不能依赖当地提供的现成总结材料，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多搞实地调查，通过各种途径多听群众的评价，尽可能深入地了解具体做法和实际效果，注意与自己在参与相关实践活动过程中获得的亲身体验相比照；不仅要考察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看有形的东西如工程项目，更要深入了解生产关系特别是人与人关系层面的情况，了解有关的制度安排和实施情况。如有疑问，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能碍于面子装聋作哑。是好说好，是差说差。只要积极出谋献策，反馈方法恰当，当地负责任的领导者大多是不会讳疾忌医的。研究结果不能满足于对现状的如实描述，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调研中了解的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揭示规律，得出理论性的结论。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丰富这一理论，而且能对探索性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指导，使之更有底气、更加自觉。
二是问题导向的公共政策研究。 它有助于揭示某一类社会现象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具体规律，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标本兼治的政策建议。例如我执笔的省政府咨询委调研报告《关于当前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通过对多地多层次的干部群众包括多位省委老领导的广泛调查和深入探讨，分析了当前反腐败态势与腐败新特点，通过对大量社会现象及其因果关系的梳理，揭示了腐败现象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根源以及一些领导干部堕落为腐败分子的主观原因，吸收各地的经验和各方建议，提出了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对策建议，由省政府咨询委专报省委和中央。时任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对该报告充分肯定，时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泽民同志把报告批转省纪委全体常委参阅，并亲率一批室领导专程前来省咨询委听取进一步的建议。报告中的许多建议被中央采纳。中央作出八项规定后，省政府咨询委又调查了执行情况，组织追踪研究，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建议》。这种问题导向的研究着眼于发现问题，弄清原因，揭示根源，找出具体规律，总结经验教训，重在提出对策措施。这样的研究针对性、时效性更强。如与实际工作部门配合得好，可以对某一领域的工作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推动这一领域的理论和政策法规研究的深入，形成良性互动。研究团队还可以与相关部门建立长期协作关系，持续进行追踪研究，在这一领域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优势。
三是创新探索的参与式研究。 杭州市近十多年来，已经形成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机制和氛围。在相关党政部门的积极引导和支持下，以一大批社科研究人员和文化人为骨干，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平等合作，市民群众广泛参与，通过各种复合型社会组织和参与平台整合社会资源，参与和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在理念创新、思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种参与式研究调查方便，能及时了解研究问题的进展情况，直接听到群众的诉求、意见和评价，研究成果往往更接地气，更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更容易见到成效。参与的渠道是丰富多样的，如承担委托课题，为制定法规政策提供咨询，参与规划设计和对党政机关工作的考核评估，参与党政部门和媒体组织的专题研讨，帮助实际工作部门总结经验，接受媒体采访等等。往往参与愈积极，获得的研究机会愈多，形成良性循环。可以参与研究的层次也很多，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社团组织、企业等都有需求。这样的参与式研究需要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和问题意识，善于敏锐地发现研究题材。要关注媒体提供的线索，但又决不能局限于对媒体报道作再加工，而要用专业眼光审视和筛选新闻报道，从中发现值得研究的社会现象，通过实地调研作深入挖掘。既注重总结具有创新性和可复制性的经验，又注重了解尚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完善的建议。这样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要高瞻远瞩，把握方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创新实践进一步深化，使创新探索发挥更大的作用。
蓝蔚青
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曾任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浙江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浙江省委讲师团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政治学会会长等。现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资深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特聘专家，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浙商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先后从事社会主义思想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在浙江的实践、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的教学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