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书籍情有独钟 藏书摆满40个大书架
肖伊绯
文化名人大多喜好收藏书籍,比如南宋词人周密积累旧书4万卷,建藏书楼为“书种堂”、“志雅堂”、“浩然斋”等。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胡适更是如此,他不收藏字画、碑帖,也不收藏古玩,对书籍却情有独钟。据说胡适的藏书摆满了40个大书架,以线装为主,中文书居多。当时北京琉璃厂有多家古籍书店,店主经常为胡适送货上门,有时候胡适的朋友们也帮他收集一些旧籍。
由于历史原因,胡适的藏书分置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后世研究者与普通读者都难以一窥全貌。不过,随着三年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湾胡适纪念馆联合编纂的《胡适藏书目录》出版面世,皇皇四巨册、300万字的载录规模,使胡适的藏书概貌,终于得以两岸“合璧”,终可为世人较为充分的了解了。
但《胡适藏书目录》所载录的,大部分只是以文字描述的书籍基本特征,如出版年代、出版社名称、册数、开本、馆藏编号等,并无直观形象的书籍图像来一一对应展示。这对于有专业藏书癖好,希望深入研究胡适藏书者来说,无疑是有些许遗憾的。毕竟还是只能望书兴叹、空自怀想而已。幸好,前些日子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大图书馆联合举办了“胡适与北大”文献展,将胡适遗留在大陆的部分藏书精选展出,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胡适藏书目录》有文无图的遗憾,为部分藏书爱好者及专业读者提供了观瞻这些珍贵藏书的难得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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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小说与“水经注”,曾是胡适的研究重点,也是其藏书的精品所在。此次展览,就以这两部分胡适藏书为重点,加以集中展示。可以看到,除了胡适随身携带至台湾珍藏的“脂批甲戌本”之外,《胡适藏书目录》中列置的“红学”版本悉数登场,“程甲本”与“东观阁本”两大《红楼梦》早期刻本现身展场,大有艳压群书之势。
众所周知,“程甲本”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80回与后40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来,书名定为《红楼梦》,通称“程甲本”。这是《红楼梦》小说文本脱离抄本体系,独立成为刻本流传之始,“程甲本”就是目前通行的所有《红楼梦》出版物的“祖本”。而“东观阁本”是“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一,也是流传最早的带批注的翻刻本,在《红楼梦》版本史和传播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胡适当年珍藏的这两部《红楼梦》早期刻本,与其珍藏的那一部“脂批甲戌本”一道,为其开创“新红学”奠定了文献基础,其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都非同凡响。
其中,“程甲本”的前护页上有胡适题记,称“《红楼梦》的版本之学可算是我提倡出来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难得,马幼渔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赠送给我,我欢喜极了,故托北京松筠阁重加装镶,并记于此。胡适。十八、五、廿四、晨四时。”遥想1929年5月24日凌晨4时,胡适伏案在“程甲本”上写下了上述题记,他当时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时年38岁的胡适,彻夜未眠,通宵读“红”的那份激动,敢于自称首倡“红学”的那份自信,都在这一页题记中表露无遗。
胡适题记中提到的松筠阁,也是中国旧书业的“百年老店”。松筠阁创办于清光绪年间,店主刘际唐去世后,松筠阁交其长子刘殿文经营。最初以经营线装古籍图书为主,后因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古籍生意惨淡。精明的刘殿文另辟蹊径,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而胡适将“程甲本”交付松筠阁“重加装镶”之时,应当还在其转型专营杂志之前,这又为中国旧书业的一段历史做了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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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捡漏《水浒传》
在古本小说收藏与研究中,胡适还曾关注过《水浒传》。此次展览,亦有其所藏古本《水浒传》入展。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出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版本稀见,与通行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本不同,传世极为稀少。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在其《水浒版本考》一文中,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属于该书初期版本,称其“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此外,这一版本的《水浒传》,海内外公私藏均无全本。
特别有意思的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首册有胡适题记,还透露了他购藏此书的经历,宛如一段“捡漏”小史,亦是一段书林掌故,颇可一读。题记原文曰:十,一,三,我在琉璃厂肄雅堂看书,忽见此书,惊喜过望;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或者他还笑我傻哩! 胡适。
“捡漏”是一句古玩界的行话,形象的体现在“捡”上,因为古玩界普遍认为捡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行为,故而,北方的方言,用一个“捡”来寓意它的难得,是极诙谐的表达,也是汉文化中调侃文化的形象化体现。而胡适则把“捡漏”用在了收购旧书上。显然,胡适的专业眼光让他在专营古籍的北京旧书店中如鱼得水,“捡漏”的机遇大增。以至于偶遇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这样的“大珍”,竟因“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而得以捡得“大漏”。题记中提到的肄雅堂,与前边提到的松筠阁,同是“百年老店”。肄雅堂是以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字画著称的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开设于清光绪年间,店主丁梦松(原名清喜,字子固,河北束鹿县人)。该店与松筠阁等,于1950年代归并入中国书店,继续从事古籍购销、整理出版与装裱修复工作。胡适的这些藏书题记,都可为这些北京旧书业的“百年老店”做最为直接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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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俩均为《水经注》题记
再来看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抗战伊始,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繁忙工作之余,因与国内学者王重民(1903—1975)的通信研讨,对涉及《水经注》的诸多“学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一发不可收拾。自1940年代始,胡适开启了其十余年的《水经注》专题研究生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大量《水经注》版本,即是他这段学术生涯的直接见证。
明崇祯二年(1629)的古香斋刻本《水经注》,是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在大陆所遗存最早者,书前有题记称其“在美国英国遍借不得”云云。清康熙年间项氏群玉书堂刻本《水经》,是沈兼士(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有“北大三沈”之称)赠送给胡适的,起因是胡适先到沈家看书,发现了此书“几个奇特之点”,友人即慨然相赠,亦是书林嘉话。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山堂刻本《水经注释》,是胡适为所藏《水经注》版本做题记字数最多的一种。题记中称“这部沈大成校本,过录在乾隆五十一年初刻的赵一清水经注释之上,可说是双璧。赵氏书初本已很难得了;沈大成用季沧韦何义门两本校勘,又抄录戴震早年校本,加上沈氏自己的校记,都可供考证资料。”胡适对这部书的版本之重视与研究之细致,足见一斑。
还有一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颇为特别,为《胡适藏书目录》未收录者。该钞本封面有胡适的钢笔题记,文曰:
残存钞四库本赵氏水经注释八册,共存
卷二,河水二 卷三,河水三
卷四,河水四
卷七至卷八,济水一二
卷十七至十九,渭水上中下
王重民先生用法币五千六百元买了来送给我。
此本原是照四库本钞的,卷二三四,七八是原样。余卷的首页都是被书估换了半页。
胡适
卅六,六,九日上午
此次展览中,胡适在藏书封面上用钢笔题记的并不多见,这也正体现着所谓“新派学人”藏书以实用为上,并不忌讳所谓藏书“品相”的观念。另一方面,这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竟未录入《胡适藏书目录》中,属“录外品”,这也让观者颇感意外。揣摩起来,可能是编目时该钞本尚未入胡适藏书专库,后来清查别库时方才发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乃历史遗留问题,应当尽快彻查补正。
事实上,胡适遗留在中国大陆的藏书曾分藏三处,即北大图书馆、中国社科院与国家图书馆,这对系统整理胡适藏书一直就存在诸多不便。长期以来,除了明确评定为“善本”的图书以及档案文稿有专库编号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未“提善”的胡适藏书曾被置于普通馆藏书之列。曾一度出现过读者借阅馆藏普通书籍,一不小心就借到了胡适藏书的情况。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部胡适藏书的“录外品”才会悄然入展,让观者大饱眼福与拍案惊奇了。
清光绪十四年无锡薛氏刻本《水经注》,封面有胡适的朱笔题记“所谓全氏七校水经注初刻校改本”,这部版本胡适认为错讹很多,从学术价值而言并不高,但这一藏本的特别之处乃是因其还曾递藏于胡适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该书牌记页有胡思杜题记:“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这说明,胡思杜曾于1949年6月27日,阅读并抄录过该书。而此时,胡适早已飞赴美国,而胡思杜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父子两人就此天涯两隔,至死未再相聚。可想而知,当时身在美国,之后转赴台湾的胡适,根本不可能知晓,他的儿子正在阅读并抄录他的藏书。或许,这本《水经注》上的父子二人题记,就是他们最后的笔墨神交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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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转赠《尊闻录》
展览中还有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尊闻录》,格外引人注目。《尊闻录》是熊十力的语录体著述,收录其九十九段谈话和三十通函札,约五万言,于1930年10月自费印行一百五十册,分赠蔡元培、梁漱溟、林宰平等。展览中的这一册《尊闻录》,封面上有蔡元培亲笔题词,曰:“熊十力先生属转赠胡适之先生,十九年十月卅日,蔡元培”。书中还夹有一通蔡元培写给胡适的信札,信文转录如下:“适之先生大鉴:承赐大蟹,拜领,谢谢。昨忘将游案两件奉上,今补奉,乞便中交与中公总务处。熊子英属转奉尊闻录一册,请詹存。专此并祝早安。弟元培,十一月六日”。
这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熊十力所著《尊闻录》,《胡适藏书目录》上失载;而书中所夹蔡函,《蔡元培全集》亦失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亦未载,《胡适日记》中也未提及,可谓一书引出多般“佚文”与“逸闻”来了。
查《胡适日记》可知,蔡函写成的前一天,1930年11月5日,胡适已从北京奔赴上海有一周时间,当时正与蔡元培密切磋商关于中国公学新任校长人选事宜。此外,因马君武任校长期间引发各种纠纷,蔡、胡二人也正在为其“善后”。譬如中国公学曾租游伯麓的房子为上海校舍,定约五年,但马君武倡建新宿舍,故仅租一年。游氏要求校方赔偿毁约损失,久未得应,遂告上法庭。《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蔡先生今早九时把状子传票送来,托我代表他去了此事”,即指此事;而蔡函中的“游案”也应即指此事的相关案卷。
蔡函应当写于1930年11月6日晨,夹在《尊闻录》书中,不是以邮寄形式,而是以便条形式递至胡适寓所的。可能胡适对《尊闻录》的内容不十分重视,这从他的日记未曾提及,也未因此事与蔡元培、熊十力有过通信,书中甚至也没有钤盖藏书印鉴等细节可以揣摩得到。或许,胡适拿到此书后,蔡函便一直夹在书中,未曾取出;所以导致后世研究者在整理辑录《蔡元培全集》、《胡适来往书信选》时无从察知,且《胡适藏书目录》编印之际,该书可能也未纳入胡适藏书专库编号存放,所以没有录入。
蔡元培为人严谨,对熊十力嘱其转赠著述事,确实一一交办;除却这封看似“孤证”的蔡函之外,还有相关史料可以查证。1930年11月24日,在致《尊闻录》的整理者、熊十力弟子张立民的复信中,蔡明确提到“承寄《尊闻录》四本,除自领一本外,余均照十力先生所属分别转致。”(详参《蔡元培全集》第十二卷)由此可知,熊十力确有嘱托蔡元培转赠《尊闻录》一事,前述种种“佚文”与“逸闻”本有所自,只是年代确已久远,细节还须细看。
除胡适藏书之外,此次展览还选入了一批包括沈从文、徐志摩、郑振铎、邓广铭等知名学者在内的,与胡适相关的签赠本、往来信札等参展,更有胡适抄录的徐志摩日记残稿等等,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在展场中漫步一圈、粗看一遍,就仿佛20世纪上半段的半部新文化史、新文学史皆在此中静默存照了。
展场入口处,布展方特意将胡适抄录徐志摩诗集的手迹印于布幅之上,悬于通道两侧,上面分别写着:“你已飞度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应当说,这样的表达方式,对这个展览的主题非常契合。或许,这样的话语抒写,既可以看作是百年前胡适与新青年们的自我期许,也是百年后读者重新看待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应有视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