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梵译经，传承“绝学”

    古印度婆罗门教的学说一般称为“印度哲学”或“六派哲学”,即在古印度社会占据主流地位的胜论、数论、正理、瑜伽、弥曼差、吠檀多六大宗教哲学思想。早在6世纪,第一位由海路到达中国的印度法师真谛(499—569)就将所携梵荚中的数论派经典《金七十论》译为汉文。约一百年后(648),玄奘法师(600/602—664)在弘福寺翻经院译出了胜论派的重要典籍《胜宗十句义论》。这两部“外道”论著被收进了历代汉文大藏经,以繁复晦涩著名,却是佛学者的必读之书。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作为附带而来的“同乡”,印度哲学因其内嵌于佛典和义学的不可或缺性,一直保有着被研习的名义,却鲜见注释或论著流传。直到近现代,在西方与日本之新式学术研究范式的影响下,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将“印度哲学”请上了讲台,力邀梁漱溟于1917年始设课目,才开启了实际研究这门古老学问的新风。

　　《月喜疏》是名为“月喜”之人为《胜论经》所作的注疏,乃胜论派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不仅包含了较古形态的《胜论经》,对经文的解释也属于早期胜论。全疏共载《胜论经》经文384句,分为十章,前七章每章都分为两“节”,后三章内部没有小节区分。注疏者月喜几乎对每一句经文都作了解释,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以“句义”为核心的胜论思想。

　　“句义”是胜论派最重要的理论,梵文Padārtha一词,由pada(句,语言、概念)和artha(义,对象、目的)两字合成而来,意思是“与概念相对应的实在(物)”。“句义”是古译,现代学术研究参照西方哲学术语常译为更加通俗易懂的“范畴”“Categories”等。“句义”主要有六种,称为“六句义”——实、德、业、同、异、合。玄奘法师译《胜宗十句义论》在“六句义”的基础上,增加了“有能”“无能”“俱分”“无说”四个句义,从而构成“十句义”,但这一发展并不是主流。胜论派用“句义”来系统阐释人和世界的各种现象以及“积聚”为主的构成方式,如“实体”分成作为万物之基础的“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九种;而不能用各“句义”或其相互间关系来解释的事物和现象都归因于“不可见力”的作用,获得“不可见力”的方法则是遵守并履行“沐浴、断食、梵行、住师家、林栖、供养、布施、礼拜,以及(遵守)方位、星宿、曼陀罗、时间的规则”,即符合吠陀要求的婆罗门之行为规范。

　　胜论学说以试图系统描述并解释自然界为基本特征,被认为是古印度自然主义哲学的代表。其思想萌芽可以上溯至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同时代,在此后几乎相同的时空中,与佛教等其他各宗教哲学流派并行发展,始终是被佛教批判最多的婆罗门思想。笔者在翻译、释读《月喜疏》的基础上,通过与古印度、古希腊等思想文化的比较,提出了关于胜论思想之起源的新看法,即梵文母语所承载的思维特性与异域思想“入侵式”刺激的内外结合产生了这种“优胜”“别异”的哲学。换句话说,胜论哲学既有对古吠陀之“梵”“我”等神性信仰的承续,也有对外在世界的科学观察和理性思考;既可能受到了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外来影响,也不排除对语言文法学(派)、耆那教、前弥曼差派等本土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胜论思想发展到5、6世纪时,逐渐形成了精致而成熟的哲学体系,除了“句义”理论外,还有极微、因中无果、声等学说,并且开始强调从“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转化,逐渐彰显“大自在天”的神性意志。《月喜疏》集中展示了胜论哲学的独特之处——以自成逻辑的体系化理论求证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法则,是一种“离苦得乐”的法门。

　　另外,有关《月喜疏》成书年代的判定一直是胜论哲学(史)研究中的首要难点。此前诸多国际学者根据梵文文献的互引互证,推定月喜的生卒年代最早可与6、7世纪的正理派学者乌底耶塔卡罗相近,最晚则与1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诗人黑拉罗阇同时期。从6世纪到10世纪的年代跨度虽然共通于古印度不重视历史断代的一般认识,却不利于深入研讨。笔者在校勘、翻译梵本《月喜疏》的基础上,通过与《中观心论》《思择焰》等梵、藏、汉佛教文献相比较,以生卒年代较确定的印度佛教学者陈那(约480—540)和清辩(约490—570)为坐标,首次将月喜的活跃年限框定在了6世纪上半叶,鼎盛年估算为500—530年,并且依次把古印度著名哲学家乌底耶塔卡罗、月喜、法称的鼎盛年都纳入6世纪前后各约50年的跨度之中,由此奠定了《月喜疏》与胜论思想研究的重要历史基准。

　　1874年,印度学者在位于印巴边境的贾沙梅尔发现了《月喜疏》的梵文写本,但没有传布开来。直到1961年著名梵文学家、耆那教徒降布维杰亚出版精校本之前,学界可以利用的《胜论经》只有保存于商羯罗·弥施洛(15—16世纪)撰《补注》中的经文。近现代学者早就注意到商羯罗·弥施洛所传经文存在很多问题,但苦于没有其他抄本可以比照而难解疑惑。梵本《月喜疏》的发现与出版极大地改变了《胜论经》及胜论哲学的研究状况,对考察同时期佛教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发展也有着特殊意义,是近200年国际印度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虽然各国学者都非常重视《月喜疏》这一被“埋没”了一千多年的重要文献,但由于解读哲学文本的难度很大,故作为思想研究之必要先行条件的现代语全译本,多年来只有宫元启一于2009年出版的日译版本。笔者耗时十年完成的汉译是对《月喜疏》的第二次全译,也是继玄奘法师之后首次译释梵文胜论经典为汉文,旨在为通达原语者考察第一手材料提供方便与参考,又能满足不谙梵文者以汉译为媒介了解一部全新的论著,使研究成为可能。

　　梵典汉译是有着千年传承的博大精深的“独绝”之学。翻梵译经的工作充满艰辛与挑战,作为青年学者应当勇担使命,为确保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有人做、有传承”而甘坐“冷板凳”、敢啃“硬骨头”,努力达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手、用得上”的效果。

作者：浙江大学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梵本《月喜疏》与早期胜论思想研究”负责人 何欢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