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候鸟”更多彩的暑假
13岁的小文龙，来自河南。这个暑假，他又来到杭州，与分别在建筑工地和环卫岗位上工作的父母团聚。
每逢暑假，都有许多和文龙一样的“小候鸟”，从全国各地来到浙江，与家人团聚。然而，忙于生计的父母，炎热的天气，陌生的环境……进城后的“小候鸟”往往面临“二次留守”。
截至今年6月，浙江全省流动人口达到2589.3万，其中近九成人员是16周岁至59周岁。高温下，他们为浙江的建设挥洒着汗水，付出着辛劳。
解除外来建设者的后顾之忧，让“小候鸟”免于“二次留守”之困，我省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一直在努力。
团聚
“迁徙”来的小候鸟
独自留在出租房内，守着作业、电视和手机，这曾是小候鸟们的“典型”杭州生活。
假期过半，文龙已没有了初到杭州的雀跃和欢欣。他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一个人起床吃饭、到城管驿站写作业、回家等爸爸妈妈下班。城里没有玩伴，没机会游玩，有时候会有点无聊。但文龙说，只要能和爸妈在一起，他愿意年年来当“小候鸟”。
浙江全省流动人口2015年为2286.4万，2016年达到2515.7万，2017年截至6月底的统计数据为2589.3万。从最近几年来看，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吸引了最多流动人口，占比达到20%以上；宁波以18%的比例列于第二位；温州、金华、嘉兴也分别有10%以上的占比。
孩子放暑假，留在老家还是带到城里？以杭州近2万名“城市美容师”为例，环卫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们过年过节一般无法回家。所以，把孩子接到身边来过个暑假，是和孩子团聚最好的机会了。
“把孩子留在老家，感觉错过了相聚的好机会；接到城里，又怕没人照顾出事情。”10多天前，环卫工人祝应标赶回衢州老家，把一对双胞胎女儿接到了杭州。能来看先进洋气的大城市，孩子们兴高采烈。但一想到“暑期看护”这个问题，祝应标不由得皱起眉头。“我们的工作一般不能请长假，收入也不宽裕，只能偶尔带孩子去看看景点和有名的地方。”想送暑期培训班，不低的费用令祝家望而却步。祝应标叹了口气说，每次从媒体上看到“小候鸟”发生出走、溺水、坠楼等意外，他就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
和他人相比，祝应标又觉得自己很幸运，至少一家人可以暂时相聚。去年以来，杭州住宅出租市场普遍调整，很多务工人员出于租房成本的考虑，住的更加紧张，就放弃了接孩子过暑假的计划。
和爸爸妈妈们一样，“小候鸟”也有自己的小纠结。祝应标说，女儿不止一次提起，杭州没有玩伴，天天闷在屋里做作业、看电视，还不如回老家。但是，真的送回去了，女儿又说不肯离开。一名来自陕西的13岁“小候鸟”曾告诉记者，妈妈只有春节才回家。刚放暑假，她坐了一昼夜火车，终于来到朝思暮想的妈妈身边。
守护
让“小鸟”飞起来
在杭州洁来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从去年开始，组织员工子女暑假逛博物馆、坐船游西湖，“争取几年下来让他们把杭州玩遍。”公司负责人说。
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有质量的暑假，浙江各地的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每年都会开展专门的公益活动。7月17日早晨，温州潮流实业有限公司的党员活动室内，传来讲故事的声音。整个暑假，12名公司员工子女将在这个“小候鸟”夏令营度过。安徽的廖秀梅已在温州工作近20年，今年把10岁的儿子送进公司夏令营。公司夏令营只象征性地收一百元，其余大部分费用由企业和党员志愿者筹集。廖秀梅说，企业太贴心了，这是解了大问题。
在杭州东新街道万家星城社区，4367户当中有一半左右属于外来务工人员，一批青年教师为这里的“小候鸟”开设了暑期驿站；在温州瓯海开发区，50多名“小候鸟”欢聚在企业文化礼堂，当地社区组织的这一暑假活动，至今已坚持十年。
暑假虽有2个月，但相对整个成长而言，又是短暂的。浙江各地也在努力创造更多机会，让“小候鸟”留父母身边。在杭州长庆街道连续办了四年“小候鸟”驿站，蒋震注意到：越来越多“小候鸟”变成“蒲公英”，随父母在杭州定居、上学。10岁的小赐老家在贵州，一个学期前刚转学到杭州上小学。“我们班里有20多个外地孩子，人数比杭州孩子更多。”小赐调皮一笑。
根据杭州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2014年至2016年，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人数，分别达到25.23万、26.71万、27.77万，每年新入学名单中，都会包含上万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破解
作别“二次留守”
谁来照顾这群城市里的“匆匆过客”，让他们快乐、安全过暑假？
在记者走访过程中，大家为政府部门、企业等组织的“小候鸟”公益活动点赞，也有人认为，社会各界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目前，来杭务工人员流动呈现一个新的趋势，即从个体逐渐转变为家庭式、家族式流动迁徙。在杭州，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家庭是全家到来甚至三代同堂。这也可以推动解决另外一个问题，随迁子女越多，留守儿童、小候鸟也就越来越少。
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的贡献，让他们的孩子快乐暑假，是城市的责任和义务。企业自身也应该为员工子女提供更多条件，让“小候鸟”的成长有父母陪伴。
“对孩子来说，父母的亲情和照顾是他们成长的最重要资源。”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方巍教授认为，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公共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势必造成内陆地区向发达地区人口迁移的“推拉”效应。不论是从城市户籍管理政策的角度，还是从公共开支的使用角度，迁入地政府部门都不可能完全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相关需要。促进“小候鸟”更加健康的成长，以及解决子女在父母工作地入学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参与。
“有关部门需要加强现有制度实施的监管和落实，在现有的政策范围内，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服务。”方教授建议，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志愿性投入，为相应的假期公益活动或学校义务教育提供稳定的资源保证，真正在政府公共开支之外，解决现有政策或政府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