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经典改编给艺术本身带来了什么？

　　——对莫言《红高粱家族》各种改编的观察

　　评剧《红高粱》最近被搬上了舞台。这是继2012年豫剧版演出后，又一对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进行改编的戏曲尝试。在延续原著小说的精神气质之外，它们都根据各自剧种的风格特点作了相应的叙事转换。九儿替代十八刀(即原著中的余占鳌)成为主角，大段或缠绵或怨愤的唱段，抒情叙事，深深地打上了剧种的烙印。比如“弱女子被坑骗你不怀怨”“日本侵略者休要赖账” ，那悲怨、怒吼，是豫剧的；“小日本儿小得像小酒碗，大中国大得像大酒坛” ，那生活化的用语，是评剧的。

　　相对于戏曲，对《红高粱家族》改编更广为人知的还是影视剧。电视剧《红高粱》去年播出以来，就引发了争议。与电影《红高粱》写意的风格迥然不同，电视剧版不仅设置了多条线索和情节，增加了九儿的初恋情人张俊杰、大少奶奶淑贤和县长朱豪三等人物，场景上也是热闹的“高门大院” 。对此，编剧赵冬苓解释：“电影艺术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细地编排故事，表现人物关系，它主要用意象表现精神。但对电视剧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方。 ”

　　文学经典被改编，有着持续的传统。在人们的惯性思维里，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把改编版本与原著进行对比。但是，无论电影《红高粱》荒凉的场景、写意的风格，还是电视剧《红高粱》热闹“入世” ，或者戏曲改编向剧种靠拢的自然选择，无论是视角还是趣味取向，都提供了经典改编的另一个思考角度，即经典改编给艺术本身带来了什么。

　　一个注定失败的伏击日本人汽车的悲壮故事，在莫言的原著小说中，是弥漫着死亡与抗争的血色浪漫，是蓬勃、张扬、原生状态的民间叙事。在精神层面，它是丰盈激荡的，但铺陈为60集的电视剧，在叙事上显然勉强。尽管作家肖复兴批评其“退到轻车熟路的现代剧和宫廷剧的创作旧路上” ，对它新增加的人物和情节，依然表示理解，认为“加入一些新的人物，丰富前戏与后戏以及旁枝横逸的情节，增添九儿和余占鳌生存的背景高密乡间的烟火气……都是非常必要的” 。他的批评与质疑，直指想象力匮乏的电视剧创作痼疾上，倒是别样的收获。

　　相对于唱腔风格更为激越高亢的豫剧，评剧较为独特。它通俗易懂，唱念口语化，自然活泼，生活气息浓。它热衷于描述，对于环境氛围、人物相貌及穿戴打扮的评书式铺陈，对于人物关系的因由叙述，在许多经典剧目中都有体现。唱词中往往从人的头发怎么梳、挽的什么发髻、穿的什么衣裳，到是非长短、细说分明。这包含着老百姓极其朴素的认知方式和价值标准，也长期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然而，它相对静态、平面化的表意结构，多少弱化了叙事推进的广度和深度。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气质、品格，并非表面、直观的，而是内蕴、激荡着深层的精神内容。对戏曲而言，这样的改编不可能只是故事的转述。

　　比如，在日前举办的评剧《红高粱》作品研讨会上，专家们就认为，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充满草莽气息、血色浪漫的传奇故事，对评剧不仅是简单的结构、语汇的转换问题，更涉及到了剧种的现代性探索的话题。戏剧评论家王蕴明指出，评剧《红高粱》呼应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主题，它拓展和开掘题材的经验也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随着现代剧场的大量建设，戏曲和戏曲观众走进现代剧场已越来越成为现实。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戏曲从过去的戏台、戏楼走来，戏曲与现代剧场的融合，以至于用现代剧场的设施和现代艺术的手段，去重新讲述中国故事，从而探求戏曲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目前并未被充分重视。中国剧协副主席、剧作家罗怀臻十分感慨地说：“近10年来，戏曲舞台上的创新越来越具有风险性。谈继承以至于守旧，都不会受到批评。但恰恰是探索、实验、创新、发展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有自觉意识、整体风格样式，甚至站在剧种发展的支点上来考虑剧种另一种可能性的创作，我感觉非常之少。 ”他认为，评剧《红高粱》呈现出来的舞台风貌，导演调动了各种视觉、听觉功能，努力撑起一种现代戏曲的表达，是可贵和值得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