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最一高”的绍兴兰若寺墓地 听考古人讲述它的真实模样
4月10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入围终评的绍兴兰若寺墓地未能成为最终的TOP10之一。但是毫无疑问,兰若寺墓地同样是重要的考古发现,记者采访了该项目的汇报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汝鹏博士,听他讲述兰若寺墓地的真实模样和参评经历。
4月8日,G34次高铁,终点站北京南。
在这趟列车后乘坐者里,坐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罗汝鹏博士和他的同事们。他们带着绍兴兰若寺墓地的考古成果一起踏上“进京”之路,参加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进行现场汇报。同样入围本次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的浙江项目还有宁波大榭史前制盐遗址,详细报道可戳此处:宁波保存我国古代海盐业最早实证 有望找到“良渚制盐法”新证据。
4月8日下午,记者联系上罗汝鹏博士,刚到北京不久的他显得挺轻松。“我先去串个门。”罗汝鹏说,每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就像是考古界的“奥斯卡”,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学者,大家自然有聊不完的话题。如今,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如今已走过了28年,已经成为全国文博系统最受关注的活动。
到了8日晚间,罗汝鹏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老师开起了小会,谈论汇报的细节,继续做一些优化。他说:“今年是考古大年,竞争压力很大,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审也被大家公认为相当严格。”
这是罗汝鹏第一次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会上做汇报,4月10日上午的汇报很成功,时间也掌握得刚刚好。尽管如此,罗汝鹏向记者坦言,心里还有点紧张,在台上时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忘词。
那么,兰若寺墓地究竟什么样呢?罗汝鹏博士在现场又抖出了哪些干货呢?
诗情画意背后的 “两最一高”
一个教科书般经典的南宋江南墓地
兰若寺这个名字,或许许多人都不陌生,《倩女幽魂》里的那座森然的古刹就是这个名字。影片改编于蒲松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不过,书中故事发生在浙江金华城北的郊外。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并没有一个地方与原著相符。
尽管绍兴兰若寺墓地有着一个充满诗意和神秘色彩的名字,但其真实的场景却可以用“霸气”来形容。
兰若寺墓地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东部,青龙山与日铸岭之间的峡谷地区,小地名称皇坟山。2016年11月,因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兰若寺水库裸心湖建设项目的开展,浙江省文物局委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考古处,对建设规划范围进行考古探勘。至2016年12月底,考古队在兰若寺水库北岸、皇坟山南麓确认一处南宋时期墓地——兰若寺墓地,墓地由风水环境、墓园、坟寺等组成,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南宋时期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高等级墓地。
这“两最一高”是什么概念呢?
首先,规模最大。至2017年12月,兰若寺墓地已确认墓园年代与整体格局。其墓园建于南宋晚期,使用年代下限不晚于元代初年,墓园占地至少12000平方米。以往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南宋墓葬都属于当时的权臣或地位显赫的贵族,比如宁波东钱湖墓葬群、余姚史氏家族墓等。但是,它们的墓园大小却远远不及兰若寺墓园的面积。而临安的洪起畏墓葬、长兴的韩世忠后裔墓葬等,目前所知的墓园面积大约在3000—4000平方米,规模更小。
不过,也有一些大型墓葬与兰若寺墓园规模相近,比如湖州风车口南宋墓,其墓园估计面积达10000——14000平方米。对此,罗汝鹏表示,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风车口墓是家族墓葬,也就是说有几代人葬在这里,而兰若寺墓地是夫妻合葬墓。此外,上文提到的10000——14000平方米是一个估计的范围,并非实际遗迹存在范围。正因为如此,兰若寺墓地的墓园是目前已知的面积最大的南宋墓园,与目前已知的南宋时期重臣、权贵墓园相比,其面积都在数倍以上。
从考古发掘来看,兰若寺墓园至少由四级大台地构成,园内的建筑可分为上园区和下园区两部分。第一级台地为下园区,推测可能是与南宋帝陵单独建设的用于日常祭享和守陵人居住的“下宫”,如同院落建筑区。第二至第四级台地为上园区,应是专门用于祭祀的高等级建筑区与主墓分布区。
其次,格局最完整。“其实,墓园是墓地的一部分 ,南宋时期的墓地还有很多其他结构,比如风水环境、 坟寺等等。”罗汝鹏与团队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兰若寺墓地具有比较完整的风水环境。在南宋时期,江南地区有一种风水观念,叫形势派,即讲究坐北朝南、背有靠山等风水习惯。兰若寺墓地正是处在这样一个风水宝地。整个墓园背有靠山、面朝案山、朝山,园前有山间小溪流经,墓园地形形似一把座椅,被称作“怀抱之地”。
此外,考古队在调查中发现,距墓园东侧约150米残存有兰若寺寺庙遗址。当地百姓还告诉考古队,兰若寺西侧谷底里还有一个尼姑庵,考古队也确实调查发现了院落门轴等遗迹。据考古队推测,兰若寺很有可能是文献记载中墓园的功德坟寺。而规模如此庞大的兰若寺墓地似乎也应该配有册封的功德坟寺和坟庵。
“目前来看,文献记载中南宋高等级墓地的组成因素,兰若寺都具备。”罗汝鹏说,虽然文献记载中还提到墓园外围有一些竹篱等设施,但因为环境的变化,这些都不可能再保留至今了。
最后,是高等级。除了墓园面积很大以外,墓园里留下的建筑遗迹也在是切切实实告诉大家,这个墓地非同一般。在墓园的中心建筑群区域,罗汝鹏与团队发现了多级石磡、石墙、殿门、厢房、大殿、庭院等遗迹。这充分显示出这些地面建筑的规模与格局,也说明这个墓主人不同寻常的地位。“光是大殿,就面阔七间、进深三间,长度达30米。”罗汝鹏说,要知道,宋高宗的永思陵享殿才三开间。
而四角阙楼的发现,更明确了墓葬的高等级。罗汝鹏告诉记者,在宋代,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在墓葬中采用阙楼的形制。
那么,谁是兰若寺墓地的主人呢?
大量资料亟待整理
考古专家拨开墓主人身份迷雾
“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直接证据能够直指墓主人身份。但我们发现了一些残缺的墓志铭,还有一块双面用人工朱砂书写的铁券,但由于锈损很厉害,文字暂时无法辨别,不过可以看到有笔画的痕迹。”罗汝鹏说,尽管兰若寺墓地在去年底完成了野外考古工作,但未来的资料整理工作同样重要。谈到接下来的规划,他表示,建筑考古中最重要的是统计,其次是在统计基础上进行复原。虽然兰若寺墓地文物很少,但从墓地拉回来的建筑构件多达300多箱,如何通过三维扫描、电脑建模进行拼装,需要技术和时间,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所里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对报告的整理和及时发表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争取用一年的时间进行资料整理工作。”
从目前已经获得信息与发现中找线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老师分析,墓园明确为南宋晚期,具有明确的等级标志,规模宏大,又考虑到墓葬在绍兴,墓主人最有可能为绍兴本地人。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人物,南宋理宗生父赵希垆的可能性最大。且兰若寺墓地离宋六陵的直线距离仅6公里,它们的地理位置也很相似。
不过对于赵希垆这个身份,也存在着一些反对意见。文献记载中提到,赵希垆的墓葬在昌源,按照现在的地理位置来看,应该在现在的平水会稽村,离兰若寺墓地的发现之处还有一定的距离。对此,罗汝鹏在翻阅文献的过程中,又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南宋墓葬发现史上有一个现象,比如说南宋高官胡紘的墓,明确记载于一个地方,但实际上考古发现它并不在那里。至于这样的情况是由于记载的失误,还是另有原因,一切还不好说。
更奇怪的是,赵希垆和他的父亲、爷爷以及爷爷的爸爸均在文献记载中“查无此人”,但是赵希垆在南宋末期身份是明显得到提升的。是否因为“妖髡毁墓”的原因,导致他们曾在历史上被刻意可以抹去呢?
所以,郑嘉励老师也有推断,或许兰若寺墓地是赵希垆祖上三代祖先改迁的墓。
其实,罗汝鹏自己也做出过一个推断,不过他坦言这个推论似乎“说服不了自己”。他曾怀疑兰若寺墓地是贾似道生母的墓。在文献记载中,明确提到了贾似道为生母修建的山陵十分巨大。但由于贾似道的生父之墓在天台发现,且为夫妻合葬墓(即贾似道和他原配夫人之墓)。而兰若寺墓地也为夫妻合葬墓,难道是为贾似道生父修了衣冠冢?这一切猜测似乎并不能服众。
关于墓主人的信息,考古专家仍在继续探寻,记者也会继续关注兰若寺墓地考古的进展。
考古就像破案
跨学科研究、科技手段应用纷纷助力
罗汝鹏将考古比作破案,有时需要一些偶然的运气,有时也需要借助各种专业人士的帮助。
2016年11月24日,罗汝鹏与团队进驻考古工地现场,第二天便发现了盗洞,也正是这处盗洞的发现为考古专家探寻兰若寺墓地打开了一扇大门。
罗汝鹏的专业方向是商周考古,并非宋代考古,所以在学习时期有着较深的聚落考古思维。为了尽快补习宋墓的知识,他笑称,自己只能“临时抱佛脚”,恶补郑嘉励老师的《浙江宋墓》。其中有一句却让他有了一个新思路。郑嘉励老师在书中提到,江南地区南宋墓葬从原来重视对地下墓穴的布置,转为重视对地上建筑的营建。当时,罗汝鹏的第一反应便是能否用聚落考古的方式对兰若寺墓地进行发掘呢?
后来,兰若寺墓地的考古也的确是按聚落考古的方式来做的,而且效果很不错。用罗汝鹏自己的话来说,“这次考古发掘做得大开大合,将墓园的宏观格局了解得十分清晰,并不局限于墓室里有什么东西。”
除了考古思路的创新,这次的考古发掘还与浙大文化遗产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进行了合作,在不同阶段都采用了高精度的数字化记录。另外,和古建筑学专家及团队的合作也为兰若寺墓地的研究拓宽了思路。兰若寺墓地除了建筑基址保存较好,规模格局比较清晰外,还发现有大量的建筑构件。这些构件和过去木质建筑结构成比例,相当于将一个实用型的建筑微缩成一些祭祀性的建筑。
在古建筑学专家的帮助下,罗汝鹏与团队发现的大量建筑构件得以按照宋代官式建筑的法式以及一些相关资料复原出比较标准的南宋时期官式建筑。终评会现场,他播放了一小段复原模型视频,效果可以说是相当震撼了。
“和古建筑、文保等专业的专家合作,真的十分有趣。”说起这些跨学科合作,罗汝鹏很激动,“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们会分析出多少有价值的内容来,比如我们只提供了黑乎乎的一坨东西,他们竟然分析出了大量有意思、有价值的内容,比如铜镜上附着的漆器和丝葛混织物等。”
在过去,我们时常认为,有文献记载的东西可能不需要再做如此精细的科学分析。其实不然,这些科技手段的应用与跨学科的合作往往会在考古发掘中带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