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纪委全会公报：超4成省份加大防逃追逃力度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反腐”无疑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几乎在所有地方团开放日上都会涉及。就在今年年初，中纪委十八届五次会议召开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纪委全会陆续召开。通过梳理公开报道的纪委全会公报或决议，各地2015年反腐动向“可见一斑”。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在防范外逃、基层反腐、工程资源领域，各地纪委全会均给予了重点关注。

　　防逃追逃

　　沿海省份重点关注追逃

　　近两年，在国内掀起反腐巨浪的同时，中国加大了海外追逃力度。去年的“猎狐2014”及APEC会议和G20峰会上分别通过或核准的相关国际反腐合作和追逃追赃计划，都给了企图外逃的官员以强劲的震慑。

　　在今年年初召开的中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上，王岐山要求中央和地方反腐小组要统一领导，对海外追逃进行总体部署，与海外合作形成反腐国际合力。中纪委追逃态度坚决，各地纪委也在全会上部署追逃工作。

　　京华时报梳理发现，31个省区市纪委全会，甘肃、广州、福建、山东、浙江、江苏、广西、辽宁、黑龙江、四川、安徽、云南、贵州等13个省市自治区都提到要加大防逃追逃追赃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全国11个沿海省份中，7个明确涉及追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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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福建定措施防范裸官

　　提到海外追逃，“裸官”便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虽然“裸官”不一定涉腐，但一旦贪腐，外逃可能极大。2013年，中纪委第二轮巡视中，广东省被点出“裸官”问题突出。去年的首轮巡视中，福建省也被批厅处级领导干部“裸官”较多。随后，两省分别就巡视情况进行整改。

　　今年，广东纪委表态要重点查办“裸官”贪腐问题，形成全省办案“一盘棋”的工作格局，健全防逃追逃机制，提高查办涉外案件和境外追逃追赃能力。对于干部的管理，要制定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领导干部亲属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以及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监督等制度。

　　去年，福建对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的干部进行岗位调整，开展干部办理假护照问题以及领导干部持有因私出国证件专项整治。同时，发布《福建省国家工作人员因私出国管理实施办法》。今年，福建省在加大防逃追逃追赃的力度的同时，进一步落实《办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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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自查外逃官员沿海省份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反腐专家任建明认为，沿海省市经济发展起步快，与海外的经济联系更密切，这就为官员外逃提供了机会。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侨乡”多，一些官员与海外有亲属关系，这也是“裸官”多的原因。近两年，国家加大海外追逃力度，尤其是去年在国际反腐合作上取得成就。相信各地已经排查外逃及可能外逃的官员，沿海省份肯定比较多，因此，在公报中会提到追逃任务。

　　记者注意到，多地全会公报或决议中，提及加大海外追逃力度时，表述内容不多。任建明认为，这与海外追逃工作主要以国家层面开展有关，追逃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在反腐问题上达成的共识，比如资金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流转监管。但各省市区也担负重要责任，管好国内欲逃跑的官员，摸清“裸官”，在出入境方面严格管理。

　　基层反腐

　　四成地区反腐剑指乡镇街道

　　今年中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的报告中，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要求，要加大对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查处力度，在各地纪委全会公报中，29个省区市涉及上述内容。也就是说，对于“苍蝇”式腐败的打击各地已经形成共识，打击腐败不限于位高权重之人。

　　京华时报记者注意到，29个省区市中，北京、广东、四川、广西、内蒙古、辽宁、青海、新疆、天津、山西、陕西、海南这12个加上“基层”二字，占全国近4成，一些省份明确今年要对“乡镇”“农村”“街道”等基层腐败党员干部进行严查。

　　北京更是一语点题，重点查办发生在乡镇街道基层党员干部中的腐败问题。辽宁的表述则是对农村基层的腐败蔓延现象和“小官巨腐”问题进行严肃整治。广西表态要查办基层职务不高但影响较大、金额不多但性质恶劣、事情不大但反映强烈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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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冀沪重点严查“小官巨腐”

　　在基层反腐方面，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点便是“小官巨腐”问题。去年，中纪委在对北京的巡视中，首次用到“小官巨腐”这个词。

　　据北京市纪委数据显示，去年北京共查处“小官巨腐”案件194件，涉案总金额3.58亿元，其中100万元以上的47人，1000万元以上的4人。在北京已查处的典型案件中，北京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纪海义在征地拆迁等建设中利用职务之便受贿达到9000万元、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原主任袁学勤挪用公款2400万元。

　　记者梳理发现，在今年各地纪委全会公报中，江西、青海、辽宁、山西、陕西都表态，要整治“小官巨腐”。去年，巡视中被发现问题的北京、河北、上海更是要严查“小官巨腐”。

　　北京提到，要严肃查处“小官巨腐”问题。重点查办发生在乡镇街道基层党员干部中，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农村“三资”管理、惠民惠农资金管理等重点领域以及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中的腐败案件；严肃查处吃拿卡要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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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官巨腐”全国各地都有涉及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很多乡镇街道办掌握大量土地、房产等资源，集体资产膨胀，因此更容易滋生腐败。

　　据了解，2011年，中纪委全会公报中已开始强调，“要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相关专家指出，这说明当时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的腐败有“落势化”倾向，腐败现象从较高职位向下移落，向基层渗透。

　　任建明表示，在北京的城乡接合部地区，由于基层干部掌握资源引发的腐败比较常见。当然，目前中纪委在北京、河北、上海的问题都是点状分布，其实，基层腐败包括“小官巨腐”问题在全国各省区市已经比较普遍，因此，各省市区今年要加大力度查处基层腐败问题。在治标取得一定成效后，再从制度完善方面比如基层民主制度等治本的角度去解决。

　　工程反腐

　　各地全会均提出严查工程腐败

　　“大楼竖起来，干部倒下去”“工程上马，干部落马”，这一直是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代名词和缩影。近年，政府三令五申要加大对工程腐败的惩治力度，但是工程建设依旧是“前腐后继”。

　　在各地纪委全会公报中，“重点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中插手工程建设”的表述几乎是公报的“标配”。另外，查办土地出让、侵吞国有资产、官商勾结几乎也是重点查办领域的必点之处。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各地纪委全会公报中，必然也透露出该领域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事实。

　　除了领导直接插手工程建设，有些官员是通过亲属、身边人插手，或者直接将工程承包给亲属。这些问题，在各地纪委全会的公报中也不断被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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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腐败系巡视最常见问题

　　记者注意到，在近两年中纪委对全国各省区市的巡视中，一半以上涉及工程腐败问题。巡视山东反馈中提到“有领导干部与企业老板勾结，围标串标，严重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在河北巡视反馈中发现“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为亲友经商谋利现象普遍”“多名干部的亲属在管辖范围内开发房地产”“高速公路标段存在围标串标、背后有领导干部干预”的问题。

　　如此看来，各地纪委全会公报里，重点抓“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成高频词就更加顺理成章。

　　记者发现，作为巡视组发现问题几乎最多的工程腐败现象，在各地纪委全会报告中“对症下药”的举措却不多，对于“小官巨腐”“裸官问题”，有些省区市甚至专门辟出一段阐述措施，但对于如此普遍的工程腐败反倒用词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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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工程腐败应增强法律约束力

　　之所以“招投标”环节问题多，有专家表示，招投标活动涉及诸多领域，而这些工程隶属于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实际工作中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不清、权责不明等问题，应该统一招投标市场的管理规则，明确监管责任。另外，监督工程项目透明化，建立工程建设项目终身负责制，一旦查出问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追究其责任。

　　任建明认为，工程建设是腐败高发区，这在国际上也比较突出，主要是由于工程建设本身缺乏透明公开监督，但在我国工程腐败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此前，一些地方政府曾尝试在打击“围标”“串标”方面采取措施，但最终因和上位法相悖未实施，因此要从根本上拔除工程腐败的劣根，尚需要很长时间。目前，工程腐败问题已经引起了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从中纪委和各地纪委全会的公报中就可以看出。

　　资源反腐

　　各地围绕特有资源“自挖烂肉”

　　土地、矿产、林木等自然资源给区域发展带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是官商勾结和“窝案”出现的高发地，中石油系统的官场地震，山西官场的崩塌以及云南在有色金属矿产上引发的腐败案件都是例证。因此，管好资源对于区域整治生态有至关重要作用。

　　在各地纪委全会报告中，云南、四川、黑龙江、河南、江西、辽宁、新疆、山西等8个省区市均要严查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另外，黑龙江还涉及农垦、林木业，广西涉及医药销售业，四川还提到水电资源的出让。除了以上特有资源，各省区市均有的土地资源也是腐败高发地，29个省区市要严查土地出让问题。

　　近两年，中纪委频频向全国的资源大省发力，各省区市也有自己所依赖的资源优势，恐怕今年各地纪委的反贪大刀，将举向各自优势资源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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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掉“山头”重在规范资源开发

　　去年，云南有3位省部级高官落马，包括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曾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据报道，三人的权柄无不染指云南矿产开发。白恩培被指参与贱卖兰坪县铅锌矿案，张田欣被指任职云南省文山州委书记期间，也曾贱卖潜在价值数千亿元的国有矿产。

　　而一直持续至今的山西官场地震，更被视为因煤矿资源出现塌方性腐败，官场生态同样呈现“山头主义”特点。

　　在今年纪委全会的报告中，山西、云南都提到要正清“政治生态”，云南更是单辟段落讲“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决不容忍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利益输送。对于云南、山西重谈“政治生态”的做法，有分析人士称，拔掉“山头主义”的根源，重在规范资源开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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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资源配置市场化防个人把控

　　任建明表示，目前，对矿产、林业、水电、土地等资源的开发都存在以行政方式配置资源的问题，“卖多少钱，卖给谁，政府说了算甚至某些官员个人拍板，这就为官员贱卖国有资产提供了机会。”

　　任建明表示，目前，各地土地出让问题尤其突出，很多“小官巨腐”都与土地资源有关。虽然目前，国家在土地招拍挂、矿产权有形交易市场方面都取得成就，但是还需进行更深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改革。

　　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要加大推进国有资产市场化，土地、矿产等实体性国有资源是政府掌握的重要腐败资本，如果市场机制活跃，发挥的功能越大，“腐败资本”就会越贬值。

　　另外，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官员腐败也将变得无利可图。市场经营者也能把精力投向市场信息，而不必像过去那样把主要精力用于寻租活动。

　　作风问题

　　半数以上地区表态持续曝光

　　近两年，“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四风”等一轮轮的“整风”使党风政风改善不少。公款吃喝不敢明目张胆，公车不敢随意开上街，年底的补贴和购物卡也缩水变成洗衣粉和肥皂，甚至有些公务员调侃，现在过节只能发“表”——值班表。

　　但是在中纪委对各地的巡视中也发现，“四风”问题有边整边犯、顶风作案的现象。在记者梳理的各地纪委报告中，坚持不懈推进作风建设是每个省区市今年重点工作之一，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四川、浙江、甘肃、宁夏、山西、海南等18个省区市明确，要加大曝光力度，甚至有些提出必须点名道姓。

　　此前，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曾提到，要把作风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亮丽名片，这也意味着，一些干部幻想的“运动式”、“一阵风”的打击恐怕要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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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关注领导兼职书画协会

　　在各省区市打击的不正之风中，公款吃喝、公务接待、旅游、送红包、大操大办属于常见禁令，云南、吉林、新疆等地把“参与赌博”也列入其中，浙江则要整治干部参加“牌局”、“酒局”的问题。

　　另外，针对目前“四风”中的“新形势”，比如非专业官员在书画等各类艺术协会兼职的问题，广东、上海、江西、广西、河南、湖南、新疆、宁夏、海南等9个省区市均明令，要对以上行为集中清理、整治，严查违规“兼职取酬”。

　　去年落马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在摄影方面的爱好和腐败问题曾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今年，河南省纪委要求，即便是离退休人员也不得在非专业领域兼职。事实上，早在1997年年后，中组部便下文禁止非专业官员兼职协会领导，以防通过官员身份进行违规交易。今年，多省区市放话严查，此举或引发全国大批官员“退会”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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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兼职应主要由纪委负责

　　任建明认为，在推进作风建设工作中，通过曝光的方式可以加大社会监督，同时给腐败官员形成强烈震慑，但如果长抓这项工作还要配合强有力的问责，查清违规违纪事件中，各级官员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另外，对于领导在非专业领域兼职的问题，此前中组部要求领导兼职需进行申报，不得违反规定兼职。但这种现象并未得到遏制，主要是中组部缺少执法监督部门，甚至在某些地区，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职能都缺失。此次，有地区纪委将领导兼职问题“揽过来”，说明他们认识到监管的缺陷。任建明认为，单从监管角度讲，应该把领导兼职问题全部放在纪检监察部门来管理，包括申报管理。

　　京华时报记者黄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