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旭：我与浙江现象的文化底蕴研究
【编者按 】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以来，我省学者纷纷撰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其参与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领域研究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展现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经作者本人同意，本公众号近期将刊发部分学者的回忆文章，作为对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致敬和纪念。本期刊发的是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陈立旭 教授的 《我与浙江现象的文化底蕴研究》 一文。
在20和21世纪之交，无论是学者的研究还是省委的思考，都得出了相同结论：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比重大、资源匮乏等不利条件下，浙江由小商品开始，积跬步而千里，由全国经济发展的中游省份迅速成长为领先全国的省份，孕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文化基因”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从学理上研究和探讨浙江现象背后的文化底蕴，至今已将近20年。这期间我多次参与了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社科联等组织的重要调研和研讨活动，也承担并主持了有关浙江精神、浙江文化建设、区域文化与浙江发展的省重大和重点课题，发表了与此相关的论著。以下，我将从“我为什么对浙江现象的文化底蕴产生了兴趣”“我经历的浙江文化建设与浙江现象的文化底蕴研究和研讨活动”“我对浙江现象文化底蕴的研究体会和理论认识”三个方面，总结我的研究经历、研究体会和理论认识。
一、我为什么对浙江现象的文化底蕴产生了兴趣
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出生于天台县，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我的成长历程与当代浙江变化过程相伴随，有幸亲身经历了当代浙江的沧桑巨变。在童年阶段，虽然还缺乏黑格尔所谓“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的“反思”精神，但从稍稍懂事开始，已经以一颗童稚之心在浙江土地上耳闻目睹了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场景。读小学和初中时，又在浙江大地上耳闻目睹并亲历了一些思想政治运动，也耳闻目睹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现象——人民公社、国营工厂、国营商店等。当然，在懵里懵懂的小学初期，也当过红小兵，扛过红缨枪。那时浙江与全国其他地区从表象上看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也是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也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温饱问题。
我父亲是中学语文教师、母亲是小学教师。从小学4年级开始，我就跟随父亲，在他任教的中学边读完小学，又在他任教的中学读完初中和高中。在那个大家都不读书的年代，父亲强制我读了《劝学》《捕蛇者说》之类的一些古诗文和《高玉宝》这样的自传体小说。父亲也强制我练书法、学笛子，他说，字写得好、又会乐器，将来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就会多一些。当然，在大家都不读书的氛围下，小学、初中时，我也不喜欢读书。父亲就会说，“高玉宝是我要读书，你是要我读书”。现在回想，他让我读《劝学》《高玉宝》等，既是让学语文，更重要的也是要我从中悟道理、端正学习态度。除了教我读书以外，父亲也给我讲一些形势，甚至当时的思想文化运动，如“评水浒批宋江”等。所以，在父亲潜移默化影响下，我对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场景，比同龄人可能了解得更多一些。
1979年我被华东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录取，此后一直到1987年在山东、湖北、广东等外省读本科、工作、读硕士研究生等共8年整。这期间苏南乡镇集体企业已经异军突起，苏南模式逐渐声名远扬，像广东这样的地区已经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区域和窗口，而浙江区域还未很多地吸引世人的注意力。1987年当我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时，老师希望我能留校工作，而在父母和其他亲人亲情凝聚力、向心力作用下，我毅然决定回老家的省城杭州工作。当时不少老师和同学认为我太傻了，都很惋惜地说：“浙江和杭州有什么好的，至少比广东和广州落后5到10年呢，为什么要回去？”当时浙江、杭州与广东、广州确实有比较大的差距，我们中山大学的这届硕士研究生，能留的几乎都留下了，不是在广州就是到深圳，连选择去北京和上海工作的人都很少。
尼采说，重大事件总像鸽子脚步悄然而至，真正的突变不为众人肉眼所见。在我居外省的这8年间，浙江大地事实上已经春潮涌动，浙江现象开始逐渐形成，只是当时世人还未充分觉察到而已。
1979年9月中旬，我到位于山东的华东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报到，有生以来第一次乘汽车从老家天台到省城杭州中转列车。那时，天台到杭州每天仅一班车，除春节外平时往往不满员，而且基本上都是出公差的乘客。但当1980年寒假我回家过年及返校时，天台至杭州的汽车已经增加到每日4班了。当然，乘车者中有一部分仍然是在外地机关、事业和国营企业单位工作的返乡探亲者，但已经有许多外出谋生做裁缝、补鞋、弹棉花等的手艺人和小生意人了。此后，每次寒暑假往返，遇见外出的浙江手艺人和小生意人也越来越多。我在山东读本科的几年间，校园中补鞋的几乎都是黄岩人。后来在中山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校园边补鞋、弹棉花、做裁缝的人，也大多是来自温州、台州的浙江人。一些同学曾以不屑的口吻调侃说，“你看看，补鞋、弹棉花、做裁缝的都是你们浙江人！”他们不会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第一代“新浙商”群体就是从这些补鞋、弹棉花、做裁缝、包沙发、鸡毛换糖、打金、理发的传统“艺商”（小手艺人和小生意人结合）群体中崛起的，改革开放以来遍布全国各城市的浙江村、浙江街等也与这些传统“艺商”活动息息相关。
顺便先提一下，2005年我在《浙江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经济发展——对传统浙商晋商徽商的一种比较分析》的论文（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2008年又在《中华读书报》上以答记者问形式发表了一个整版的文章，梳理了浙江区域工商文化传统与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关系，阐述了从传统“艺商”到“新浙商”的过程。这些都与我那8年间往返于省内外的经历有关。我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浙江的手艺人、小商小贩流动到异乡的动机往往十分简单，就是迫于生存压力谋取糊口之资，并非一开始就志在成为大商人。但是，一个可能是非常偶然的因素，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路径。当在外地谋生的手工艺人和生意郎发现了新的商机，不再弹花、箍桶、缝纫、理发、打金、补鞋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而是去从事能够带来更大利润的行业时，从传统“艺商”到“新浙商”的转变便已经悄然发生。因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一家企业的兴起、一个专业市场的崛起，都可能与手工艺和小商小贩活动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比如，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的兴起，如果离开了义乌人鸡毛换糖的经历和永康人打金的历史，就难以理解。
我在省外的这8年间，每次回家听到的关于家乡人做生意的事情，可以说是充盈于耳。在改革开放政策阳光雨露哺育下，浙江人自主谋生意愿和自主创业精神逐步释放，浙江区域市场经济大潮开始涌动。当我1987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返回省城杭州工作时，那些在外闯荡并从事补鞋、弹棉花、做裁缝、包沙发、鸡毛换糖、打金、理发的小手艺人和小生意人，很多已经成长为大商人、大企业家。这些人中既有我小学、中学同学，也有我的亲戚。在这个过程中，浙江各地的专业市场，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的块状式经济，家庭工业，民营企业以及遍布全国各地的“浙江村”“浙江街”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浙江现象也逐渐闻名于世了。
当代浙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在一个并不优越的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下起步的。浙江是资源小省，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倒数第3，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全国平均数一半。改革开放前，浙江国家投资少、国有企业少，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投资额全国人均600元以上，浙江人均仅240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1978年，中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占浙江工业总产值比重仅为2.6％和16％。温州、台州、丽水、金华等地的国家投资额更低。1978年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国家对浙江投资额低的状况并未有根本性改变。比如，从1978年至1992年国家对浙江投资额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从沿海与浙江有可比性的7个省份（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1985年至1997年国家投资额比较，浙江仅排在福建之前，位居第6。
然而，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比重大、资源匮乏等不利条件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浙江现象。1978年浙江生产总值位居全国大陆各省区市的第12位。至2017年，浙江生产总值连续21年居全国第4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7年居全国省区首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33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2017年经济总量与2016年居全球第18位的荷兰相当；人均生产总值达13634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确定的收入分组标准，浙江已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
如何解读浙江现象？马克斯·韦伯主张一种多因素弹性解释体系，即不仅考察制度结构、物质和文化等各种因素对社会的独立影响，而且从一定时空条件下价值体系与其他制度化结构交互作用来观察它们的整体社会影响。他对西欧资本主义兴起原因的探讨，就体现了这种思路。韦伯并不是仅仅从功能契合角度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而是从发生学角度全方位考察了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韦伯给我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启示：解读浙江现象也必须从多角度、多因素视野出发。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伴随浙江经济领先于全国的快速发展，不少省内外学者已经从经济、政治等层面对浙江现象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但浙江现象背后文化的、精神的因素，在当时仍然未受到学者们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我从小到大受家乡文化的熏陶，“熟知”乡土文化。黑格尔说，“熟知不等于真知”，但当我后来读了本科、硕士，掌握了一定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后，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熟知”转化成 “真知”。人绝不会生活于真空中，在他有自我意识或反思意识之前，他已置身于他生活的世界，属于他生活的世界，因此他不是从虚无开始解释的。我“熟知”的乡土文化，从小耳濡目染的观念、风俗习惯，构成了我后来研究浙江现象文化底蕴的重要“前有”“成见”或“前判断体系”因素。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外省学习和工作的8年经历，我既感受到了浙江区域与其他区域的文化差异，也观察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区域人们的不同行为风格。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山东上学期间，也在火车和汽车上遇到一些山东农民，我曾问他们：“外出做什么？”这些农民几乎众口一词地回答：“走亲戚”。当时我很少见到有像浙江农民这样跨县甚至跨省流动、出县门和出省门做手艺的“艺商”。这些经历对我后来从区域文化比较视野研究浙江现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8年，一位在杭州土生土长的女教授同事读了我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那篇《从传统“艺商”到“新浙商”》的整版文章后对我说，“这样的文章我写不出来”。我知道她说的不是恭维话，我也真诚地回答她说：“是的。您当然有写出这样文章的学术水平，但只是没有像我这样少时在老家天台成长、后来又到多个外省生活然后再回到浙江的经历。”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工作。省委党校为我研究浙江现象的文化底蕴提供了良好的氛围。第一，省委党校一直强调学术研究、教研咨询都必须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和大局，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这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认为好的学问必定是面向现实、能够解释甚至改造现实的学问而不是仅仅解释文本、从文本到文本的学问。第二，省委党校也培养了我多学科的研究视野。省委党校多年来一直强调要教师打破不同学科界限，以问题为导向，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学术研究、推进学科建设。我在省委党校工作的第一个部门――陆立军教授担任所长的理论研究所，由不同学科教研人员组成，既有像我这样哲学出身的，也有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出身的。教研人员相互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多学科的碰撞，提供了多学科的视野。在理论研究所工作的这十多年，受同事的影响，我阅读了一些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名著，为我从多学科视野研究浙江现象的文化底蕴打下了基础。
1993年省委党校一位老教授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让我撰写其中“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一章。由此，激发了我对市场经济与文化发展互动关系问题的浓厚兴趣。从此以后，我的学术兴趣一直就聚焦于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上，思考和研究问题始终未游离于这个兴趣点之外。1999年我出版了学术专著《市场逻辑与文化发展》一书，其中辟专章探讨了“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文化机制”问题。这段时间，我也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化的超越性功能》《市场品性与文化品性》等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我后来从区域文化角度研究浙江现象提供了学术入口、理论框架和理论视野。
二、我经历的浙江文化建设与浙江现象文化底蕴研究和研讨活动
在20和21世纪之交，浙江省委和学界在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过程中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浙江现象形成是与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实施相伴随的，是改革开放政策孕育了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生机。然而，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一方面，改革开放政策作为普照和普降全中国的阳光雨露，并不是专门为浙江设计和安排的；另一方面，令人瞩目的“浙江现象”的形成又表明，浙江似乎“偏得”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阳光雨露，浙江大地是“一有阳光就灿烂，一有雨露就发芽”。因此，从政治或经济等单个因素出发并不能对浙江现象作出合理、完美的阐释。更全面、更有说服力的阐释，除了经济、政治等视角外，还必须引入文化的视角。
在现实世界中，文化的重要性难以低估。人们总是生活在特定文化氛围和社会情景之中，事事处处都受到文化的内在指引和制约。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内在构成性因素，是任何社会行动不可或缺的条件。如诺斯所说，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影响经济社会演进轨迹的重要因素。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因此，如果离开了文化的视野，就难以对浙江现象作出有说服力的阐释。
1999年12月22日，省委书记张德江在省社科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向全省社科界提出了“提炼浙江精神，总结浙江精神，开拓浙江未来”的要求。2000年7月召开的省委十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更明确强调，“研究浙江经济，不得不研究浙江文化，不研究浙江文化，就无法真正认识浙江经济。我们要充分认识文化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在建设文化大省中，总结浙江经验，弘扬浙江精神，丰富和发展浙江文化，为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这一背景下，省社科联发动全省社科界对浙江精神进行了研讨，为提炼和概括浙江精神提供理论支撑。《浙江社会科学》从2000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就此问题展开讨论。2000年7月，浙江省委正式提炼和概括出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四句话、十六字的“浙江精神”。 2000年7月28日《浙江日报》发表了《弘扬浙江精神 开拓浙江未来》一文，对四句话、十六字的“浙江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发。
我从区域文化底蕴、浙江精神角度研究浙江现象几乎与上述过程相伴随。2000年上半年，我数次参与了省委宣传部、省社联组织召开的关于提炼“浙江精神”的座谈会、研讨会并作发言。参加这些活动，既有效激发了我的研究热情，也启发了我对浙江现象背后文化底蕴更深入的思考。1999年我主持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项目，被列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经过两年的研究，2001年，这个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全国第一部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文化动因的专著。在这期间，我也在《浙江社会科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自主创新精神与浙江经济发展》《文化因素与浙江经济体制变迁》《浙江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等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着重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如何一个全国中游省份迅速成长为领先于全国省份的文化因素。
2003年，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招标，我中标了“浙江区域文化与区域发展互动关系研究”这个项目。据说，竞标很激烈，投标者中不仅有省内学者，而且也有来自北京的知名学者。而我中标的重要原因或核心竞争力，是已经有了较多的前期研究成果。以重大课题中标为契机，此后几年我在浙江现象背后文化底蕴的研究上投入了更大的精力，也取得了新的进展。2007年，这项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专著《从传统到现代：浙江模式的文化社会学阐释》被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省社科联又将之列为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6部外译作品之一，并由我自己修订后于2018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再出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
2003年后我省的大环境，十分有利于我把研究更深入地开展下去。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对“浙江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从人民群众改革开放实践中，认识到了滋育着浙江生命力、催生着浙江凝聚力、激发着浙江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竞争力的文化力量、精神力量。他说，“浙江老百姓聪明，干部精明，出的招数很高明。其背后是浙江的人文优势，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浙江精神’在起作用。” “浙江在没有特殊政策、没有特殊资源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浙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且浙江的文化传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就通过浙江精神与浙江发展的硬实力成就之间彼此印证的关系，揭示出了浙江底蕴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与发展硬实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同志还从对浙江现象背后深厚文化底蕴的思考出发，阐述了系统研究浙江文化对于繁荣和丰富当代先进文化、推动浙江又快又好发展的意义；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高度自觉，阐述了研究浙江区域文化，对于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意义。他到浙江工作后，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推动浙江文化研究、丰富与弘扬浙江精神、加快推动浙江文化建设的关心和重视。2004年夏天，他到省社科联、省社科院调研时，要求组织力量深入研究浙江历史文化，挖掘浙江现象的文化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2004年12月，他在省社科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再次要求全省社会科学界深入研究 “浙江现象”，进一步总结“浙江经验”，与时俱进地充实和丰富“浙江精神”。
2005年7月，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做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全面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推进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四个强省”建设。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布阵其间，以全省经济之雄厚实力，集八方才俊之渊博学识，开展浙江文化“今、古、人、文”的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探讨。学者们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在文化研究工程领导小组的具体指导下，围绕当代浙江的生动实践，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研究重大问题，指导浙江发展；围绕浙江源远流长的文明，梳理浙江历史脉络，挖掘浙江文化底蕴，分析社会演变规律，揭示地域特色，提炼和发展浙江精神。
在上述背景下，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合发动全省社科界对浙江精神进行研究和讨论。省社科联以课题形式专门委托相关专家学者对“浙江精神”进行专题研究。学者们围绕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学派内涵及其与浙江精神的关系，浙东学术精神的传递途径和传承机制，区域文化精神与当代浙江经济发展，浙江精神与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力及其作用机制，现代浙江精神与未来展望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我也主持承担了其中重点课题“区域文化精神与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研究。
2005年3月，省社科联、省社科院在杭州联合召开了“浙东学术与浙江精神”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及浙江省的近百名专家出席了会议。省委书记习近平致信，要求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界“在深入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实践中，总结过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为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与会者围绕“浙东学术”“浙学”与浙江精神，概括和提炼与时俱进浙江精神的方法，与时俱进浙江精神内涵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如，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自强自立的创业精神、开放创新的进取精神、务实守信的真诚精神；立足现实，励志利民；勇于开拓、敢于承担；诚恳踏实、正义谋利；博采众长、整合创新；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海纳百川、自得创新、开拓进取；追求卓越、大气开放；思想活跃，敢作敢为；关注民生，追求富裕；务实致用、注重事功；有志竞成、艰苦创业。
在这次会上我也做了发言，通过对浙商、晋商、徽商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与当代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比较和分析，提出，当代安徽、山西经济与徽商、晋商文化传统之间关联不大，而当代浙江经济与历史上的区域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则具有一种清晰的继承关系。
会后，省社科联编辑出版了《浙东学派与浙江精神》一书，收录了省内学者的《浙学、浙东学术、浙东学派与浙江人精神》《“浙学”与浙江精神》《浙东学术精神的传递途径和传承机制》《浙江精神：浙江现象的内在动力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现代浙江精神与未来展望》《再论“浙学”的内涵――兼论当代浙江精神》《“浙学”的内涵与两浙的并进》《王充：浙东学派的奠基人――兼论“事实判断”思维的源流》《“浙学”刍议――“浙学”传统与浙江精神研究之一》《对有组织经济进步的民间文化解释――鸡毛换糖、义乌兵与板凳龙》《浙江经济现象的地理解读》《甬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及其启示》《“草根文化”与台州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与浙江精神》《试论浙东学术与浙江精神》《湖州传统文化与湖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等论文，也收录了我的《区域工商文化与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特色――传统浙商、晋商、徽商与当代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一文。
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率领浙江代表团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该院领导和专家学者商讨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全面合作事宜，双方签署了合作意向书。省院合作开始后，我多次参加了文化组的调研、考察和讨论活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李河、张晓明、章建刚、贾旭东诸研究员一起研究和探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弘扬浙江精神的成功实践和经验。我还代表浙江方主审了省院合作项目的最终成果之一――专著《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文化卷）》书稿，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参加省院合作活动过程中，学者们的不少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河等学者对弘扬浙江精神和与时俱进弘扬浙江精神做了比较分析，提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鲜明地体现出“释放”主题，即从传统计划经济观念桎梏下解放出来，使那些有利于市场经济的传统伦理资源得到了充分释放，对于浙江尽快形成市场经济先发优势、走在全国前列产生了精神动力作用。而“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与时俱进浙江精神，则是浙江精神的升级版本，代表了浙江区域市场经济走向成熟时期所提出的“约束”和规范的主题，反映了浙江人在形成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意识方面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
这一观点，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启示作用。我认为，它较为清晰地勾画了“浙江精神”和“与时俱进浙江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等四句话、十六字的“浙江精神”是对浙江人群体身上“已有”精神个性、浙江现象背后精神动因的总结、提炼和概括。而“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则聚焦于浙江新的历史起点，全球化的新挑战，发展的新实践，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新使命，着眼于形成浙江人群体开拓未来“应有”的精神个性，适应于由被动“倒逼”转向主动选择、从“适应性”改革向“预见性”改革转变以实现“腾笼换鸟”“浴火重生”飞向新高的要求，从而构成了浙江发展新阶段所必须或应该具备的精神条件。
21世纪以来,省委出台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1-2020）》（2000年）、《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2005年）、《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关于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2011年）、《关于推进文化浙江建设的意见》(2017年)等5个有关浙江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些纲领性文件正式出台前，我分别参与了相关的论证会或座谈会。有些论证会或座谈会是由时任省委书记主持的，比如，2005年的《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和“四个强省”“八项工程”座谈会是由习近平同志主持的，2011年《关于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座谈会是由赵洪祝同志主持的。
参加这些有关浙江精神、浙江文化建设的学术活动和论证研讨活动，不仅进一步启发和推动了我对当代浙江文化建设实践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也使我能够从历史和现实、省内和省外、国内和国外等多个维度更全面地探讨浙江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
顺便说明一下，浙江省委和省委宣传部门、省社科联、社会各界关于浙江现象背后的文化底蕴、特别是浙江精神的大讨论，伴随着实施“八八战略”的不断深入，贯穿于浙江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到努力建设文化浙江的全过程。这种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关于提炼浙江精神、弘扬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地弘扬浙江精神讨论的过程，既是浙江干部群众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群体性思想动员的过程，也是学者不断进行理论反省、经验总结、理论提炼的过程。正是在这些讨论中，浙江人民群众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精神得到了合法性的确认，各种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陈旧观念得到荡涤，浙江人精神共识和认同、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发展的精神支撑力等不断得以形成和提升，关于浙江现象背后文化底蕴、浙江发展文化软实力支撑的学理研究也不断地得以深化。
三、我对浙江现象文化底蕴的研究体会和理论认识
通过对浙江现象背后历史文化底蕴、浙江精神的研究，我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在结构和内生条件上与传统商品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它要求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的形成作为前提条件，即需要将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观念因素，如追求成就的动机，创业的动机、热情和意志、敢试敢闯敢冒精神以及节俭意识、恪守规章精神、敬业精神、精打细算等，从传统主义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从浙江区域群体文化精神中，可以发现有别于国内外其他区域、具有浙江自身特色的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观念因素”。
浙江区域历史上底蕴深厚的“百工之乡产业传统”“经商意识”“自强意识”等等，都是“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文化基因”“观念因素”。比如“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杭州人祖先就已聚居生息于良渚一带，从事原始农耕、畜牧和渔猎，陶器、玉器、竹木器制作和丝麻纺织等手工艺，达到了较高水平。历史上，浙江不仅纺织业、制陶业、造纸业、酿酒业等固定手工业作坊相当兴盛，而且木工、漆工、石刻、竹编、弹花、箍桶、缝纫、理发、厨师、打金等流动百工手艺人也一直十分活跃，著名的有东阳泥水木匠、永康铁匠、义乌麦芽糖艺人、台州绣花女、温州皮鞋匠、永嘉弹棉花郎等。他们特别能吃苦，挑行担，出县甚至出省，俗称“出门”，上门制作，加工和修理。直至1949年之后，仍有大量手工艺人挑行担外出谋生。这些世代相传的手工业专业技能，构成了浙江特殊的人力资源优势，使浙江人能够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比重大、资源匮乏等不利条件下，形成富有特色的本土产业，为浙江区域特色经济奠定了重要基础。
深厚的务实精神底蕴，也是哺育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文化基因”。宋以来，浙江不断增加的人口及其所导致的人地矛盾，是浙江民间“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文化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浙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 “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浙东山地贫瘠， 负山近海不宜耕种。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 在土地难以养活人，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压力的情况下，人们必然是十分务实的。应当说，事功学“讲求实效，注重功利”精神在浙东得以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人多地少的浙东自然环境可能具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其次，历史上浙江区域相对活跃的工商业也是孕育“务实”经济理性的土壤，手工业者和商人必然是“讲求实效”的。这种务实精神先孕育于民间，再反映于浙东事功学大传统中并对民间社会心理产生反作用。再次，清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国家时局的变化、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讲求实效”精神的影响，曾经在江浙地区造就了一个边缘性、务实的儒生阶层。这批人凭借考据训古、算验制造之法等特殊学问和技能，作为谋取生计和地位的重要资源，较其他地区儒生更快、更早地完成了从学者型向实用型人才的心理转换。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士阶层乃是社会的精英和领导阶层，对社会承担着“教化”的责任。因此，清初以来浙江儒士阶层以“实用”和“谋生”为取向的思想和行为，也对浙江民间社会心理产生了一种“上行之，下效之”的导向作用。
浙江现象背后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基因”。但是，这种“文化基因”在当代迸发出巨大创造力，还需要与一定的条件（外因）有机结合。首先，是浙江人富于创造力的“文化基因”与改革开放政策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正是改革开放政策的阳光雨露，全面激活了浙江人的这种“文化基因”，推动了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浙江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其次，是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作用。浙江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或浙江精神，并不是一种“原封不动”的文化传统，而是一种与“当今时代精神”有机结合、既“传承过去”又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了的“新传统”。正是这种区域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有机结合的浙江精神，激发了浙江人民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陶冶了浙江人民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
陈立旭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教育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任浙江省台湾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化哲学、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区域文化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等研究，为国家文化名家、“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和重点资助人员，浙江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理论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