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移民大搬迁:河南10名干部一线殉职
路上的移民车队。基层干部徐虎在检查移民新村的建设工程。移民顺利迁入安置点。 铁原阻击战，为了阻击联合国军对中国军队的追击，63军死守阵地。炮火山呼海啸，从数里以外看去，铁原以南的半边天空都变成了红色。战士们的脸被硝烟烤成了黑色，趴在工事里就睡着了，敌人冲到跟前醒过来又打。一线部队全都拼了刺刀。全军的口号就是“人在阵地在，坚决守住阵地！”
这是朝鲜战争中最为艰难的一战。而河南淅川县九重镇党委书记徐虎，用它来比喻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保水质迎通水的最后战斗。
最难的搬迁
生是香花人死是香花鬼
渠首绿化、生态廊道、环境综合整治、水质监测……不久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前的第二个“百日会战”打响了。作为渠首所在地的九重镇自然备受关注。
每一周，至少有三拨工作组来到九重，监督检查徐虎的工作，作为百日会战动员大会中唯一一个乡镇党委书记参会代表，徐虎感慨：“压力太大了。”
然而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以参与者、见证者的身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南水北调大移民那些玩命的日子，什么硬仗都不在话下。
移民迁安工作中，有一个说法：河南移民看淅川，淅川成败看香花。
那时徐虎还在香花镇任党委书记，对此感触颇深。
从搬迁的人数上来说，香花镇并不是最多。但从搬迁的难度上，却是最大——香花富，当地的老百姓不愿意离开这个靠辛苦打拼筑成的金窝窝。难中之难是刘楼村。
村里的香花码头是丹江风景名胜的核心区，相当于香花镇里的“小香港”，所属的刘楼村尽显繁华。全村3057人，627户。村里光是20万以上的私家车就80多部，运输车辆200多部。
富足的村民说：我生是香花人，死是香花鬼，坚决不离开香花！
工作难做村支书主动请辞
徐虎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他带着村干部到安置地裴营。当地政府很热情，要留大伙吃饭，结果人跑得一个不剩。一回来，刘楼村村支书就找到徐虎，交了一份辞职报告：我不干了，从我内心深处都不愿意往这个地方搬，咋去做我老百姓的工作？做不成！
老百姓更是群情激愤：400多人围了镇政府。眼见要出事，徐虎撂下一句承诺：大伙先回去，香花的党委政府绝对把你们安置好。安置不好你们，我这个党委书记引咎辞职！
村里，江边，研究咋做群众工作的会持续了整整一夜。农村工作不能死教条，书本上也没有现成的答案。适应乡土社会的“土”办法最有效。第二天一早，分层面摸排，逐个突破的“土”方案出台了。
第一个层面锁定村两委班子——村干部都不同意，咋去做老百姓工作？咋样做？一对一。村支部书记思想工作镇党委书记包。村主任文书的工作镇长、人大主席包。以此类推。
立规矩让移民搬得有尊严
徐虎说，老百姓不同意，主要是不明白这次移民的国家政策，并且从眼下，看不出列在计划中的未来安置地的区位优势。
他天天拉着村支书，见缝插针地讲：网箱养鱼，确实来钱快，但是由于严重污染水源地水质，2014年通水之前全部取缔；江上的游艇，哪一天不挣个两三千？但是为了保水质，整个丹江口库区的水面，所有与水亲密接触的旅游项目也会全部取缔；当时丹江口大坝的高程最高是海拔157米，到通水，整个海拔高程提高到170多米，不用再说人均种4、5、6、7亩地，一厘地也没有，全部淹没水下；为了保水质，农作物的种植将要实行严格的生产制度，不能用化肥和农药，粮食肯定减产……分析到这一步，三年以后，眼下的优势全部都要消失。相反，到了安置地之后，国家会给多重的扶植政策……
徐虎不停地说着，一面努力地抑制着心疼——他知道移民老百姓心里的委屈，可这是大局。他能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协调，让移民搬得有尊严。
他给所有镇干部立了死规矩：在移民工作中不准采取行政干预的措施，谁敢逼老百姓，找些痞子混混恐吓老百姓，采取强制的手段给移民房拆了，将移民送到安置地等，严惩不贷！
工作注定艰难，他怕老百姓一旦不愿意，干部心烦了，失去耐性干错事。
“移民不易，要离开祖祖辈辈的家，我们不能让这28000个移民乡亲带着失望带着遗憾甚至带着对我们这一级党委政府的刻骨仇恨离开这个地方。”徐虎跟手底下的干部说。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和两个弟弟也走在搬迁大军的队伍里。
苦口婆心村首富同意搬迁
苦口婆心，软磨硬泡，天天“赖”在村干部家里讲政策。到点儿跟着一块蹭饭，付10块钱饭钱。整整七天后，两委班子15个人，在确认书上把字签了。
第二个层面村干部的亲属摸排。动员签了字的村干部，承包自己的亲属；第三个层面，用五天时间把15个村民小组6个自然村的群众领袖摸排出来——那些在家族中最有威望的人，做他们的工作；第四个层面摸排刘楼村在外工作，小有成就的人员：经商的成功人士，在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工作的等等……
村里有个富豪赵福禄，投了600多万在景区开宾馆餐饮，生意火爆。一年挣个一两千万不成问题。不愿搬：搬走了，这个已经小有名气的宾馆怎么办？
徐虎跑到邓州市，跟分管市长、移民局长、裴营乡的党委书记，四个人坐下来“谈判”：我们香花的赵福禄，搬到你这个地方，除了“普惠制”外，还要给他“最惠国”待遇，让他享受你邓州市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让他能把渔家复制到邓州，对于你们来讲也拉动了经济增长啊！
谈判胜利，他又带着赵福禄到了郑州，找了一家设计院，来给他做了一个重建规划。资金不足，又催着邓州农村信用社给表态，协调解决发展资金。
后顾之忧解除之后，赵福禄签了字。群众领袖一签字是个啥概念？家里兄弟姊妹加起来总共27户，全部签字。部分观望的老百姓说，赵福禄这么富的人都签了走了，咱还说啥？
冒雨入户女干部掉进粪坑
记得最难劝说的老百姓，他们曾为了一个人，挖地三尺，跨省从好几个县找来了26个与他关系近的亲朋好友，组成“劝说团”。
没日没夜地工作，最累的时候，徐虎和同事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却累得不愿意说话。他掏出手机来打字，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那段时间，徐虎把干部逼得紧，到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欠了一大笔人情债。
一天，徐虎派干部下村给老百姓做工作。夜里11点多，下起大雨。全村停电一片漆黑，找不到东南西北。地下泥泞打滑，一个女干部张书兰，摸着黑走，一下子掉到露天的厕所里。齐腰深都是粪水。同事打电话给徐虎汇报：书兰掉到粪池子里了，不中让她找个地方冲一下回镇上吧！
徐虎要张书兰接电话：书兰，如果现在是战争，就是拼刺刀的时候到了！无非身上脏一点，臭一点，战争年代，丢了性命你都不能给我后退。找一套衣裳换上，继续入村，入户！
谈及这件事，徐虎突然哽住了。他说女干部在电话那头跟他说：“没的事书记，别说我今天是掉到粪坑里，今天就是我这个腿绊断，我都该去。”
就这样，香花的搬迁工作顺利完成了。2010年的9月29日，徐虎永生难忘。那一天他从香花镇调任九重镇做书记。已经搬走安顿下来的香花镇移民，来了60多个人，提着他们种的绿豆、芝麻，赶到九重，只为了看看他。那一年的新年，他收到了移民寄来的186张贺年卡。“老百姓买份贺年卡不像我们，有秘书去买来写好，他会自己跑到邮政所去买呀。”徐虎说，不在基层，你就不知道老百姓有多好。他们是最知道感恩的一个群体，也是最容易满足的一个群体。“他们敬官呐，这么好的老百姓，我们必须要对得起！”
患难的战友
入户劝搬200村民围住乡长
“做百姓贴心儿女，当移民孝子贤孙。”徐虎的工作做到哪，这句话就成为哪里的工作信条。
移民工作难，难在故土别离、亲情割舍，难在安置对接、搬迁组织，一步一个困难，一步一道门槛。徐虎代表的是千千万万的移民干部。
如今在淅川，不同系统的政府干部见了面，即使不认识，只要说参加过第几批移民，立刻形同战友，关系拉近。在他们的眼中，那是一场永生难忘的硬仗。
淅川县大石桥乡原乡长向晓丽，下村去群众家里做工作。正月初六的晚上，大雪。她在群众家，刚坐下不久，不知谁喊了一声“乡里来抓人了”，群众突然冲进屋里，把她团团围住。他们手里拿着棍棒、石块，屋里、院外、路上，男女老少共有200多人。
一位老大爷大步上前摔碎了桌上的茶杯，“你还有脸坐在这儿喝茶？看看给我们安置的啥地方”！一位老太太也顺势抱住她的腿说：“你咋让我们搬到那个地方，你坏良心呀！”突然，电灯被拉灭了，屋里顿时一片漆黑，“啪”的一声一个酒瓶摔碎在向晓丽脚下，一个木凳子重重地砸在了她的腿上，指责声、叫骂声乱成一片。一阵钻心的疼过后，向晓丽让人把灯打开。
灯亮的一瞬间，原本很委屈的向晓丽突然哽住了，因为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她看到的是一张张充满期待的眼睛。移民乡亲搬穷了、搬怕了，他们除了能跟她撒撒气，还能怎么办呢？
她咽下委屈和眼泪，拿出纸和笔，把群众提出的要求，一条条认真记了下来。就这样，送走了一拨又一拨，等到最后一个乡亲离开后，已是午夜两点。
后来，根据群众的要求，她和同事多次与安置地政府交流沟通，以最大的努力满足了移民的要求。
一语成谶移民干部倒在搬迁现场
轰轰烈烈的南水北调移民大搬迁结束了，留下太多的感动、太多的感叹。
在整个移民搬迁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移民重大伤亡事件，却有300多名干部晕倒在搬迁现场，100多名干部因公负伤，10名干部倒下牺牲。
淅川县上集镇司法所原副所长王玉敏就在10人之列。通水在即，当我们回过头去希望寻找他曾经为之奋斗的痕迹时，却发现，除了一张并不清楚的证件照，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也没有留下。
2011年6月16日，是淅川县上集镇白石崖村移民搬迁装车的日子，凌晨三点多，王玉敏骑着自行车，赶到了20公里外的移民现场。中午，气温高达40度，患有严重肺气肿、浑身浮肿的王玉敏不顾医生的叮嘱，进进出出帮着移民抬家具、搬木头、扛粮食。
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才吃上午饭，所长王智红看见，王玉敏的手抖得连菜都夹不住了。吃饭时，王智红对他说：“明天就是天塌了你都要在家里给我好好休息！”可第二天早上4点多，他又骑着自行车来到移民搬迁现场。“王玉敏，你不要命了？！”没想到竟一语成谶，他说“没事”的回答成了最后的告别。
追忆逝者曾错过送亡妻最后一程
王智红说，2008年，王玉敏的老婆已是肺癌晚期，可是王玉敏还没日没夜地往移民村跑。
那一年7月，王玉敏正在上集镇魏营村解决移民纠纷，突然接到了亲戚打来的电话，说他的老婆不中了。他从移民村赶到家中时，人已经永远地离他而去了。
王玉敏曾跟王智红说，老婆怨过他，最终阴阳相隔，他跪在地上，只是闭着嘴哭，两只手在地上抠出了血。
作为并肩战斗在移民搬迁一线的同事，王智红知道，王志敏一直在拼命。
常听他说头疼，他身上装着一毛钱一包的头疼粉，疼极了就吃一包。
为了给老婆治病，家里债台高筑。老婆去世后，为了还债，他把家里唯一的房子卖了。表侄女收留了他和他的全部家当：一张老式木床，一台不能转圈的旧电扇，一辆破自行车，一双穿得没了颜色的皮鞋。
去世时，他的衣袋里有30元钱，外面却欠着10万元的债。
王智敏说，生活如此艰难，但他从来没有伸手向单位要过一分钱，从来没有向大家诉过一句苦。骑着他的破自行车，跑遍了13个移民村，进村入户宣传移民政策，化解矛盾纠纷。
无言的丰碑
通水一刻历史会记住他们的名字
和王玉敏一样，永久长眠的还有：淅川县香花镇土门村组长马保庆；香花镇白龙沟村组长陈新杰；上集镇魏营村组长魏华峰；香花镇柴沟村党支部书记武胜才；九重镇桦栎扒村党支部书记范恒雨；上集镇政府干部李春英、刘伍洲；滔河乡政府干部金存泽；淅川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马有志。
他们不能和“战友”一起分享通水一刻的喜悦了，但是国家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事迹和精神，在中国水利史上树起了一座无言丰碑。(京华时报记者张然王海欣发自淅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