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科技拍卖“松绑”技术转化“燃烧”创新潜能

　　中新网杭州7月31日电(施佳秀 邵思翊)就在收藏爱好者还在为文化品交易市场呐喊助威时，另一厢，科技成果拍卖在浙江也已风生水起，成为拍卖市场一大生力军。4年5次拍卖，1200多家企业竞拍，521项成果进入企业实现产业化……科技成果拍卖让企业可以通过科技拍卖获得成果，进行产业化的新路子，也顺应了顺应市场化配置科技资源的大势。

　　从“制造”到“智造”，从产品低端到产业高端，从行业追随者到行业领跑者，科技创新是“主角”。让“顶天”的科技成果“立地”，企业更易获得成果，形成产业化的生态体系，科技成果拍卖让企业更快速地长出心肺、头脑等器官，跑起来更加轻松。

　　当一锤锤的科技成果被送往各个企业的车间内，“浙江制造2025”的远景图，也逐渐清晰。

　　打通从科研到市场的快速路

　　“(技术成果)产业化能不能成功，并不是决定于技术本身。”在浙江省科技厅产学研合作与成果转化处处长马锦跃看来，技术成果产业化涉及到6个环节，研发、转移、中试、产业化、企业创新管理、知识产权保护，“评估一项技术非常难。”

　　“一幅大家的画，没法评估，最后就是拍卖。“马锦跃说，科技成果只有产业化后得到市场认可方可算成功，因此科技成果前期的评估也只能通过拍卖的方式，把价值选择权交给企业主。

　　在刚结束的2015年浙江省春季科技成果竞价(拍卖)活动上，82项公告竞拍的科技成果实际竞拍81项，总起拍价达1.137亿元，成交价1.515亿元，总溢价33.2%。这样的科技成果拍卖，浙江已经开展了4年，在5次竞拍中521项技术拍出9亿多元，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成果种类最多、涉及领域最广、成效最显著、影响面最广的技术交易活动。

　　拍卖企业通过购买技术实现转型升级，例子不胜枚举。此前，浙江金火机床有限公司(简称“金火机床”)用80万元拍得了浙江工业大学的基于数控机床的门式机器人研发技术，即桁架式机器人，购买后约3个月后投产。

　　“一个月(销售)20来套(数控机床跟机器人整合)，一个月400多万，一年4000多万。”金火机床常务副总经理韩瑞祥介绍，该技术实现了机床的生产自动化，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和技术难度，提高生产效率，一年获得4000多万销售额。

　　作为另一家拍卖成交企业，万丰奥特控股集团用1500万元拍得CHS混合动力系统开发技术，目前也已经过了与该技术的磨合期，提出今年到2020年之前，研发出该技术的升级版，覆盖到各类客运车，拉宽产品线。

　　“面世以后，2013年销量只有几十台，2014年就达到几百台，增速非常快。2015年计划是1000台，每套系统就20多万。”该集团研究院院长李宇表示，虽然CHS技术产品目前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太多的效益增长，但这块科技含量高，代表着趋势，是企业未来的方向。

　　无论是万丰还是精火，他们作为科技成果拍卖的受益者，在谈到之前的发展时均感叹，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存在信息不对称，科研成果难以落地等多重障碍。因此，科技成果拍卖会的出现，也让众多企业为之侧目。在今年的春拍上，来自温州的一家企业就表示，他们每年要花费几千万甚至上亿元进行科研创新，每年都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满世界找技术，对于科技成果拍卖会的出现，感觉是意外的惊喜，也呼吁政府应该多组织类似的平台，打通科研与市场之间的快速路。

　　中介机构弱小难补转化环节“黑洞”

　　科研机构与企业的通道打通了，科技成果转移有了有效途径。但是，在马锦跃看来，科技成果转化6个环节中，转移之后的中试才是最难的环节，也是薄弱环节。

　　马锦跃举例，之前浙江一科研院所将技术卖给了一家企业，企业试了3年都没有成功。企业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中试，实验室成果直接产业化，所有技术参数都发生了偏差。

　　令科技界头疼的是，中试，科研机构没有足够资金，企业没有相应的技术。“真正需要产学研合作的是这个问题，必须是政府出面，把高校院所等组织起来，大家都做不了的要合作来做。”马锦跃说。

　　在国外，不仅是中试环节，还有转移环节，都有一定的中介机构进行沟通、磨合。

　　“国外有公司专门做技术转移，这样的机构使成果转化更容易。”杭州科委科技合作处处长陈泳提出，这些中介公司根据企业的现状将理论性强的东西做适宜性的改进，然后再卖给企业，“它可能从高校手中买入技术或者与高校合作，再做下游延伸研发，使成果更适应企业。”

　　“这就是技术增值的问题。”马锦跃说，他就手边的水杯作比喻称，一个企业研发了一个杯子，它不是完整的技术，得不到市场认可，必须还要有一个杯盖，如果高校只研发了杯子，那么在国际上就需要有一些实力中介机构采取“技术收储”的办法，“技术收储”办法有三种，即把杯子买去后，第一自己再出钱，让该高校再把盖子做好；第二，高校不掌握杯盖技术，则把它交给别人来做；第三，先买杯子，再买盖子，企业进行整合，整合好后拿去投资或者销售，有些甚至技术入股某些企业。

　　陈泳表示，在国外，除了中介机构，也有企业委托高校并设立资金，根据企业的方向来研究，而在国内，有企业与高校合作，但基本是偏传统行业，目前国内的中介机构基本上只是牵线，并不能转化研究成果。

　　国内的中介机构并未跟上国际的步伐。马锦跃以浙江为例，现有的很多中介机构都曾是事业单位转过去的，依赖行政资源，真正能够服务技术交易的不多。为此，此前政府就计划5年培训5000个技术经纪人。而这，又与技术收储概念不同，目前在国内，技术收储中介少之又少。

　　“有人想做这个事情(技术收储)，跟我谈了3年，不敢做，为什么呢？”马锦跃坦言，“对技术的判断没有专业的队伍，缺人。”

　　马锦跃说，技术门类非常细，国外的技术收储往往只做一行，不做第二行，一个专业的公司，一支专业的人才，一笔专业的基金，一个专业的孵化器。“这必须对于技术准确的判断才能干这个事情，是风险投资，他的变数会比较大。”

　　创新技术成企业“笑傲”市场的利刃

　　从“产业集群”到“工厂式生产”，在“中国制造2025”的风口之下，企业如何顺势而为，占领市场，成为行业领跑者？技术创新这一答案，从政府到企业都已达成共识。

　　陈泳告诉记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民营企业对研发这块需求并不强烈，一般都聘请国企的退休专家前来指导提供技术支撑。到后来，企业有一定规模以后，才开始倾向于全面的合作，从高校院所获取一部分成果，同时重视培养自身研发队伍。

　　“你不创新，企业就完蛋了。”金火机床常务副总经理韩瑞祥深有体会，企业的一款数控车床曾是龙头产品，销量最好时一个月可以卖上700台，这样的好业绩转眼过了两年，产品就卖不动了。“创新研究要在原来基础上不断提升，站在别人肩膀上做事情。”

　　对企业而言，支持其不断创新的动力仍是市场。“从工业4.0到中国制造2025,对我们企业而言并不是一个口号。只要符合企业的需求都是合理的需求，我们都会结合自己的情况，根据成本核算和市场，来进行技术创新。”万丰奥特集团研究院院长李宇表示，“千人计划”专家、高校学者……为组建自己的研发团队，万丰奥特不吝重金。

　　像万丰奥特一样真金白银投入建设企业研究院的，类似的企业有近百家。衢州的巨化新材料研究院去年投入1.73亿元，实施了各类科技项目48项，其中产业化项目8项，研发新产品27个，获得授权专利64件，有力促进了衢州氟硅行业错位发展，既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又推动产业高端化，“龙头”渐昂。

　　目前，浙江已经在纯电动汽车、现代环保装备、医疗装备、新一代网络产业等16条产业链，布局建了149家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浙江省财政累计资助重点企业研究院8.5亿元，带动企业研发投入70多亿元。

　　相比自身的研发，科技成果拍卖让企业少走“弯路”，企业也在转型、创新中尝到了甜头，但在产学研合作上企业仍指出政府角色的不足。

　　“平台搭建有必要的，应该办一些行业性的对接，分的更细一点。”韩瑞祥坦言，当前政府引导形式不够灵活，企业参与的热情度并不高。

　　“在创新驱动战略的引领下，浙江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企业已经成为创新主体，到2020年，浙江省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跨入创新型省份行列。”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此前曾如是点评浙江企业的创新能力。

　　当前，为了实现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对接，科技部门一方面摸清企业的技术需求，一方面帮其联络具备相应科研能力的高校院所。浙江省大力引进大院名校。从引进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到形成以青山湖科技城、未来科技城、嘉兴科技城等为龙头的创新载体联结而成的新的创新体系，累积了丰富的科技。

　　但在实际操作中，目前仍暴露出一些问题。“对接活动上有的走了形式，就像电梯企业与化工专家之间完全对不上，企业参加了几个活动没有什么效果就不来了。”陈泳说，必须细分具体领域，针对某个区域去了解共性问题，再做对接。

　　“除了能打通科研院所与市场之间的通道外，它还能很好地引导和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参与科技成果的转化。”作为一个工作近30年科技人，陈泳为科技成果拍卖这种新形式点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