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向下”看敦煌民众情感世界

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重大变化之一是研究者的目光从巍巍庙堂逐渐下移至市井民间，扩大了对人类历史的认知范围。一百多年间考古材料的巨量出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也助推了基层民众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历史学成为一门更有温度的学问。敦煌出土的大量木质简牍、纸质文献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民众史资料，无疑是研究古代基层民众历史的极佳个案。

敦煌学研究中对“人”的关注度

在今天人们的心目中，敦煌可谓赫赫有名。这应该归功于随着近代敦煌学的兴起，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使藏经洞声名鹊起，敦煌石窟再次焕发艺术光彩。但在历史上，敦煌地处西北边陲，人口不多，涌现出的名人也很少。如果让人举出历史上敦煌的10位名人，估计很少有人说得出来；即便能够举出姓名，听者可能也大多闻所未闻。翻阅古代刘昞著《敦煌实录》或今人吴越《敦煌历史人物》等书，确实给人一种敦煌名人不多的印象，特别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寥寥无几。

通览二十五史可以发现，在隋代以前，敦煌历史上涌现出一些有影响的名人。例如，东汉张奂、张芝父子，西晋索靖、索綝父子，五凉阚骃、刘昞，北魏索敞、张湛，北周令狐整、令狐熙父子，均在正史中有列传。但是，进入唐代以后，敦煌无一人被正史列传。  这反映出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与国家经济中心向东南转移，地处西北的敦煌渐趋衰落。敦煌虽然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冲，但总的来看，涌现出有影响力的名人不多。这与敦煌作为帝国边州甚至罪犯流放地相符合。

日本学者土肥义和积30多年之功，全面搜集敦煌文献、石窟、绢画中的人名，共计30360多个（《八世纪末期—十一世纪初期燉煌氏族人名集成：氏族人名篇 人名篇》，汲古书院2015年版）。除了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曹议金等个别人物在史书中偶有记述外，绝大多数芸芸众生如同戈壁中的沙砾，在历史上藉藉无名，若非藏经洞偶然破壁，根本不为人知。然而，正是这些无名之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敦煌文明。当我们伫立在莫高窟第428窟各壁满绘的1000多身供养人群像前，是否会对1400多年前的敦煌先民产生最起码的温情和敬意呢？

敦煌是佛教圣地，敦煌石窟名闻遐迩，当地的高僧大德也并非没有，如西晋竺法护、唐代法成即为典型代表。陈寅恪说，“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则名字湮没者且千载”（《大乘稻芊随听疏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赖陈氏之抉微发隐及上山大峻之详研钩沉（《敦煌佛教の研究》，法藏馆1990年版），高僧法成才为世人所重，不至于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敦煌艺术举世闻名，塑绘技艺精湛高超。虽然在敦煌石窟、文献中也留下一些塑匠、画师的名字，如塑匠都料赵僧子、知画行都画匠作白般□、沙州工匠都勾当画院使竺保，但在传世画史中却未留下任何一位敦煌画师之名。这些默默无闻的民间画匠，当年在石窟中偶笔题书，或在敦煌文献中有所记录，才让今人知道他们姓甚名谁。马德《敦煌古代工匠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搜集和披露了这些艺术先民们的珍贵资料，他们是敦煌艺术的真正创造者。

因此，敦煌的意义主要在民间、在底层社会的民众之中，这是敦煌艺术与敦煌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离开了民间底层的普罗大众，敦煌艺术就会枯萎，失去真正的生命力，敦煌艺术研究也将成为无源之水。苏珊·惠特菲尔德《丝路岁月——从历史碎片拼接出的大时代和小人物》（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6年版）选取10位丝绸之路上的人物，其中，尼姑妙福、寡妇阿龙、官吏翟奉达、艺术家董保德等4位出自敦煌，正是因为敦煌文献和石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一个多世纪以来，敦煌学在各个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相关成果汗牛充栋，为全方位挖掘和展现敦煌学的丰富内涵作出了巨大贡献。纵览当前的敦煌学研究，对“人”的关注度主要集中在归义军官员、大族、工匠、僧侣、社众、胡人、寺户，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但远远没有开掘出敦煌民众资料的学术价值，在基层社会生活史领域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这也是敦煌学中最具学术魅力和研究价值的地方。期待有朝一日，当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莫高窟参访巡礼时，能与心中早已熟识的敦煌先民对接心灵，如逢故人。

敦煌民众的现实生活与情感世界

从古至今，民众的生活永远是鲜活的，无论是豪奢抑或贫穷，也不管是亲情或者势利，都是当时社会的生活现实。民众史的意义就在于这种扑面而来的俗世气息，让历史显得有温度。人们经常说，敦煌民众是敦煌文化的创造者，是敦煌精神的实际载体。如果忽略对敦煌民众的切实关注，不贴近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体味其喜怒哀乐的情感世界，也就难以真正理解他们创造的敦煌文化精髓。

20世纪80年代，中国敦煌学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蓬勃发展。时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说，世界上有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杂志》1986年第3期）。进入21世纪，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敦煌”更是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代表。因此，我们既要弘扬敦煌文化、宣传敦煌精神，又要切身走进敦煌民众的现实生活与情感世界，体悟古代敦煌芸芸众生或喜或悲的鲜活历史。

兹以敦煌文献P.2504p1-4为例进行说明（《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下引敦煌文献皆出自此书）。这份敦煌文献由四件残片组成，蕴含丰富的社会生活信息，对于了解古代敦煌的家庭与社会极具学术价值。其中第一件记载了百姓曹富盈与叔父都牙之间的家庭矛盾。“都牙累年当官，万物润于舍中”；而曹富盈与寡母却生活贫困，不得已将家中马匹卖给曹都牙。身居高官的曹都牙仗势欺人，不仅压低马价，而且拖欠余款，其子押衙曹定延甚至詈骂富盈母子，讥其贫穷。富盈无奈之下，状告叔父，称“富盈虽沾微眷，久受单贫，而活如斯。富者欺贫，无门投告”。学界以往研究敦煌大族，较多关注家族的整体特点。但是，从曹富盈与叔父曹都牙的情况看，同一家族之内贫富差距悬殊，亲族间欺压剥削，给人一种毫无亲情的世态炎凉之感，更多地呈现出赤裸裸的经济关系，但这毕竟是敦煌民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第三件是敦煌僧人释道坚的状文，称其“收妻带冠，养女生男”；母亲去世后，“其父后娶张阇梨”，阇梨本义是指轨范师，但这位尼僧张阇梨却品行恶劣，“一从尼入，门坐治务，一似哀来。男女浑家，数般除拷”，“非但打面磊头，衣粮俱断，男女忍苦不□”。古代敦煌佛教兴盛，僧尼数量较多，占当地人口的5%左右，远高于全国1%左右的比例（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由于敦煌绿洲面积不大，十几所寺院容纳不了千余名僧人居住，所以出现了许多僧尼出家却住家的现象，以及僧尼服役、饮酒等与传统戒律不合的情况。李正宇甚至提出了敦煌僧人可以娶妻生子的观点，一时间成为惊世骇俗之论，不过他在敦煌文献中没有发现尼僧婚嫁的实例，故称尼众似乎仍然禁婚（《晚唐至宋敦煌听许僧人娶妻生子》，《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这一论断亦为专门研究敦煌尼僧的石小英所赞同，并从五个方面对其原因作了推测（《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然而，从释道坚的状文可知，他身为僧人却娶妻生子，其父续娶尼僧张阇梨为妻，是敦煌僧尼婚姻与家庭研究的最佳案例。学术研究须以可信的史料为依据，从历史的时代现场出发，客观地观察和认识历史真相；避免先验性地以今度古，或用局地观念或固有传统去衡量和验证；必须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确凿的材料，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感悟敦煌先民的现实生活和情感世界。

附缀于P.2504的残片揭开了敦煌民众生活的一角，让人感受到底层民众生活之艰难，真实地展现了民众生活的实际状况。敦煌僧尼的婚姻、僧俗两界的共存交融，也是当时敦煌社会的现实状态。敦煌资料的价值，即因此种真实而显得弥足珍贵。

多民族语境下的敦煌民众心态史

敦煌是多民族聚居区，在公元前121年西汉征服河西以前，先后有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生活在敦煌。汉武帝时，迁徙大量中原人口来到河西，汉人遂成为敦煌的主要居民，但这里仍有许多少数民族，到东汉时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五》刘昭注引《耆旧记》，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此后，氐、卢水胡、鲜卑、吐蕃、粟特、回鹘、党项、蒙古、满族相继统治其地。2000多年来，敦煌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多民族交融的聚居地。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敦煌是中原王朝的边陲州郡，在文化上与中原保持同步。从敦煌简牍、石窟及藏经洞文献的内容来看，汉文化无疑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人数最多、文化最先进的汉人引领着敦煌文化的发展。同时，敦煌地区民族众多，尤其是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冲，也受到西域文化及游牧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多民族语境下，敦煌民众保持着怎样的心态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敦煌地处边陲，有学者强调了敦煌的边民心态，认为他们“有极其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杨际平、郭锋、张和平：《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第七章《古代敦煌边民的文化心态》（张和平执笔），岳麓书社1997年版）。这种意识在汉代确实较为浓厚，尤其是汉朝规定“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后汉书》卷65《张奂传》）。敦煌张奂立有平定羌乱的大功，希望徙居弘农华阴，得到汉灵帝的特许，才迁居到内地。张奂是个特例，反过来也说明一般的敦煌民众不得内移，确实形成了一种边民的心态。

然而，魏晋十六国时期，北部和西北部大量少数民族涌入中原，使华夷秩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敦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和影响，特别是376年前秦攻灭前凉，占领河西，敦煌民众在5个世纪后再次面临少数民族的统治。氐族对河西的统治经历了前秦、后凉两朝，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民众对前秦采取了合作态度，如索泮、索菱兄弟及宋皓等人皆仕于前秦，甚至为前秦效忠殉国。这种情况表明，在敦煌民众的心中并没有截然的民族鸿沟，这跟汉代以来敦煌就是华戎所交的都会有关，曹魏敦煌太守仓慈鼓励“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P.3636《类书·仓慈传》），在民族融合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敦煌民众的心态。

786年，吐蕃在围攻敦煌11年后订立城下之盟，允诺不将敦煌人民迁往他处，敦煌城里的唐朝军民投降吐蕃。吐蕃时期，不少敦煌家族接受吐蕃当局的官职，如P.4640《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记其曾祖李甘：“虽云流陷，居戎而不坠弓裘；暂冠蕃朝，犹自将军之列。子既承恩凤阙，父乃擢处貂蝉”；P.4638《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记其父阴伯纶：“自赞普启关之后，左衽迁阶；及宰辅给印之初，垂祛补职，蕃朝改授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复旧来之井赋，乐已忘亡；利新益之园池，光流竟岁。”李氏、阴氏是敦煌地区的大族，在他们眼里似乎也没有民族之别，尤其是前篇撰于归义军时期，可见当时敦煌民众之心态，像汉代那种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到唐代已经大大淡化。

比之汉人，敦煌的少数民族在民族融合特别是汉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建立曹氏归义军的曹议金家族很可能是粟特人后裔，但从敦煌石窟中曹氏节度使的供养人画像看，其相貌已跟汉人无异，甚至还对于阗等西域国家自称为“汉天子”或“汉人皇后”（Akagi Takatoshi, “The Genealogy 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Guiyijun from Cao Family”,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p.10）。可以说，敦煌民众的心态随着民族融合与形势变化，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一种开放式的心态。

（作者：冯培红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