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大学路的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明天开放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

富阳纪念郁达夫先生殉难70周年

位于杭州大学路的故居“风雨茅庐”明天开放

郁达夫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郁达夫手书

郁达夫牺牲前在印尼的最后居所 图片由富阳区文联提供

文人郁达夫，殉难于1945年。7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他的家乡富阳，以“抗日英烈”的名义，缅怀他。

他的死因成谜，至今未见骸骨，留下的却是一颗赤子之心。

前天和昨天，知名作家、郁氏家属、东南亚文艺界代表、南行文化人后裔代表等，一起来到郁达夫的故乡富阳，以座谈、参观等形式，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70周年，追忆这位惟一以作家身份入选且牺牲于海外的爱国烈士。

他们看的、听的、说的，把我们重新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拼凑出一个铁骨铮铮的郁达夫。我们的记录也将从1937年开始。

风格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

大学路东面的场官弄，一座白墙黛瓦的宅院刚建不久，因从事进步文化活动，郁达夫离开上海在此落户。

1937年的元旦，寒风萧瑟。敏锐的政治触角让郁达夫对国内的形势作出了准确预测:“1937年，或者是中国的一个转机；1937年，也许是中国的一个濒于绝境的年头。”

百无一用是书生？郁达夫可不是这样想的。1913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在日记中写道：“……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文如其人，他的爱国情操如他的文章一样，辨识度极高。1937年的郁达夫，并没有躲进“风雨茅庐”，他以笔代戈，全身心投入到抗战宣传之中。

1937年10月，郁达夫来到福建，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会，随后编辑出版了《文救周刊》《小民报·救亡文艺》等。

这年冬天，正是郁达夫废寝忘食执笔抗战最紧张的时候，老家富阳沦陷。消息传来：70多岁的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军吃喝，躲进了后山。风雨交加中，饿死在山洞。

听闻噩耗，郁达夫几近昏厥。

来不及脱下丧服，他接到了郭沫若的来电。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他电邀郁达夫出任设计委员，进行“笔尖上的抗战”。

1938年，郁达夫辗转浙东、皖南等抗日前线，以一名爱国志士与战地记者的视角，记录下了战争的残酷、中国军民的不屈。

1938年底，他又自福州抵达新加坡，担任新加坡文艺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接手《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他当年就是新加坡华侨抗日第一人，没有之一，就是第一号人物。”新加坡文艺协会原会长骆明说。

郁达夫还在新加坡成立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亲自授课宣讲。

“有人说他是‘颓废文人’，他在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上课时问大家‘我颓废吗？’大家都说不是，他便高兴起来。”训练班学员方修回忆说。

从新加坡撤至印尼后，郁达夫还多次帮助当地的爱国抗日志士。“父亲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做通译，帮忙偷偷销毁信件、传递消息……”郁达夫的儿子郁大亚说。

为帮助流亡文化人解决生活问题，郁达夫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开办了“赵豫记酒厂”，自己任老板，招了20来名职工。

他常常暗地吩咐酒厂工人，卖给日本兵的酒里酒精浓度越高越好，“我十分憎恨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大魔鬼。我是一介书生，没有勇气和力量去杀死敌人，但我可以用酒精作为武器，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

风度 “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的存在着……”

除了鼓舞抗战士气，值得敬佩的还有郁达夫的“世界眼光”和“民族胸怀”。

“精诚团结，持久抗战，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唯战线后之生产问题，战胜后之建设问题，却为我民族目前之最大课题。”——1937年《“九一八”六周年的现在》

“立国在这物质文明进步极速的时代，自然须注重科学……但是人格的修养，精神的健全，是创造物质运用物质的根底……”——1939年《语言与文字》

1939年至1942年间，郁达夫共发表了400多篇支持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文章，针砭时弊、富有远见。

哪怕对待中日关系，郁达夫依然能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家与国家之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的存在着……”

郁达夫的孙子郁伟说，“祖父带给我的最大精神财富，除了爱国，就是要有宽阔的胸襟和广袤的视野。”

新加坡文艺协会创始人骆明说：“郁达夫所做的都是为人民，对我们今天都能够产生影响。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应该把他列为一个好人，列为一个勇士，列为一个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