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与竺可桢校长一起三问大学教育
26.05.2015 15:56
本文来源: 教育局
特约主编思考
彭笑刚教授到浙大的时候，与校长“约法三章”，其中的一条是“不能被要求接受采访”。这还挺有效的，让日子过得比较安静，尤其是如彭教授这样从来不会拐着弯说话的科学家。但也有不好的，就是好的思想无法分享，尤其是如彭教授这样的思想者。好在彭教授喜欢上课，所以，在青年教授联谊会约请他讲座的时候，他马上就答应了。
这个讲座的起因是彭教授出了一本书《大学与伊甸园》，一本单从书名很容易被忽略的书，却是他在浙江大学任教5年，从一个教师的视角所做的职业思考和分析。之前，大多是人文学者在批评大学的时候，点评教授的“今不如昔”，但还没有过一个科学家如此系统地思考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教授。
正如这本书一样，这个讲座，可贵之处在于，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好的，而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好。其实，对于不好，大家都知道。
■彭笑刚
老师有一项特质，只要有机会说话他就会说话。但我不喜欢来来回回讲同一个东西。这次讲的除了《大学与伊甸园》这本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我还会讲讲我最近思考的一些东西。
大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我在浙江大学任教已经5年了。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认识了一位朋友，我与他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他就是竺可桢校长。我的办公室在玉泉校区，他每次都站在图书馆前面，看着我进进出出，总是问我两个问题：
第一，你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你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浙江大学被传为“东方的剑桥”，我想干什么呢？我想某一天有人说剑桥是西方的浙大。
竺校长听了我的回答很忧郁，心想浙大怎么找了一个狂人来当教授。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浙大现在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干这件事？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好的教授队伍。他说：现在一些教授“虚荣入骨，实利迷心，只问得失鲜明是非，声名与利益皆不误，高雅与低俗两面风光”。
听了老校长的话，我认真想了想。我说这些教授是“天良犹存、功力亏虚、心智未开、希望犹在”。
竺校长听了后说：“希望与绝望仅差一线。勇气、智慧、汗水缺一不可。整天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因此，他希望和我探讨一些细节，也许是要考校我对大学教学是否有基本的理解。
他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他问我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说，这个我明白一二。把你这个话翻译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其实很简单。现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树人”，然后才是“育才”。首先，我们要教育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
人和才是相统一的。但现在大学教育经常是割裂的，更关心才，这是舍本求末。我们的教育目的不是重在培养人才，不是重在教会学生怎么样挣面包，而是学会怎么样吃面包，学会享受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竺校长说，我认为中国大学应该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育型大学两类，我们浙江大学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学。但教育是不是就不要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
我深以为是。中国大学的任务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领中国的发展，为人类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很有趣的，最开始我们是世界老大，绝对的老大，我们的农耕文明是无法逾越的。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我们中国人明白国家已严重落后。现在，我们在试图复制发达国家的生活模式。可能吗？大家想想，美国人占全世界5%的人口，利用了人类地球资源的40%。我们中国占全世界人口大约20%，如果我们真正像美国人一样生活，我们就需要两个地球，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是不靠谱的。
大学的任务一定要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浙大在中国高校中的地位是很令人玩味的。北大、清华，资源多，学校办得红火。他们平时对外交流也方便。但是，关心他们的人太多了。我们浙大，藏在“山野”里，更像是自由生长状态，适合潜心办学。
竺校长说，听说现在中国很浮躁，这事你怎么看？浮躁的环境，对于办好大学应该是很不利的吧？我说，其实没那么恐怖。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最荒唐的时代。
历史的进程以及后面的结果，取决于谁来做事情，怎么样去做事情。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几亿农民进了城，要把大学办好，一定要“智慧清零”。脑瓜里决定性思维是农民的底子，办不好大学。
面对不断的“智慧清零”，老百姓怎么能够镇定自如？
当然，“智慧清零”不是说农民的东西、传统文化都不好。“清零”，既不要割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又把不适合的东西扔掉。
怎样才能教出身心和谐的人
竺校长问我，怎么教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我的观点，首先要明白一个事实：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个体生活幸福。一个美好社会，就是让尽量多的个体获得幸福。
中国人现在做的事情，最终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会生活幸福。每个个体都生活幸福了，那就真正实现了美好社会。
幸福，是欲望与能力的和谐平衡。
没有欲望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因此，欲望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个体幸福的根基所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理解欲望，经历欲望。
欲望和实现欲望的能力，给教育带来两条路。一个是感性教育，一个是理性教育。本质上，两条路子是相通的，绝对只走其中一条很难达到教育目的。
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性的觉醒。人类第一次以百姓能够听懂的语言说，凭什么我要听上帝的？凭什么我要听教会的？凭什么我要听帝王贵族的？我就是我，我为自己做主，我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个体感性的觉醒。
但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并没有快速发展。欧洲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8—20世纪。在17—18世纪，欧洲发生了第二个大事件：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本质是理性启蒙，而且是科学理性的启蒙。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最早开始办大学，走了两条稍微不同的路子。一条路，就是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术教育，意在直通个体的感性世界。另一条路是竺可桢先生倡导的科学理性教育。蔡先生当时聘请了一大批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而当时的浙江大学，竺校长的班底中最骨干的核心，大致是理工科方向的。
我个人认为，这也就是浙江大学的个性所在。由科学理性教育为着力点，而追求人性的发展完善。
通过理性教育达成感性教育，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人形成了理性和追求真理的人生观，自然也就有了反对权威，不人云亦云的个性，培养出专业人士的独特科学视角，以此作为独立人格、独特个性的基础。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认为感性教育是培育良心，而理性教育是发展良知。
教授的职责是什么
竺校长问我，大约100年前，罗素先生对中国学生有个评价：学生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梦想有别人能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关键在教授。
很多高校的教授，大多数都想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但是，喊口号没有用。课堂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开眼界。让他们看看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人经过好好学习，最后活得多么了不起，过得多么精彩。课堂目的之二，是为学生展示各种精彩灿烂的人生之路，让学生真正认识到，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妙有路可循。要让学生懂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只有让学生感受到乐趣，教育这个事情才有希望，也才不违背人生追求幸福的根本。
教授治校到底要干什么？真正的教授治校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关的层面。首先，全体教授一起建设大学，在这个基础上参与学校的决策、行政监督；另外一个层面，是每一个教授个体，主持一个课堂，并参与一个系的治理。
我初来浙大时，曾向校长提出我的计划，至少让我讲5年本科的物理与化学。我想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下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但我不会去理会教学大纲，我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设定教学路线。
我的课堂我做主。这就是教授治校的最根本所在。只要有良心、有良知，同时有足够的能力，每个教授都主持得好一个课堂。大学的基础教育自然也就上去了。另一方面，一个出类拔萃的教授，也应该会有治校的机会。
教授是实践人生的一种方式。我特别喜欢罗大佑，觉得周杰伦也不错。我们教授跟他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要靠表达来吃饭。
但是，教授和歌手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如果罗大佑在舞台上把歌词唱错了，台下观众可能会不太愿意。我们在大学讲课，没有人希望每次讲得完全一样，我们不需要像歌手那样，连声调都一成不变。
因此，我们的职业比歌手强多了，我们的职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我们每天都有机会表演，但我们的表演大概有一个谱子就行。当然，完全不靠谱是不行的。
每天上讲台不是照着备课笔记念，不是讲PPT（课件）。今天上午下课之前我问学生，中午我要去和浙江大学的青年教授交流，你们希望我带去什么信息？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但有一条是公认的，就是：老师尽量不要念PPT，他们恨死了。
教授如何正确？有一次我去别的高校做报告。讲完之后，有一位名教授站起来提问：“你的报告上连化学的鼻祖（吉布斯）都质疑，你让我这个课以后怎么给学生讲？”这个提问，让我有些吃惊。后来一想，这个问题不在我，在他。总想让自己正确，怎么可能？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还太少太少，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全部加起来，还不及世界的九牛一毛。绝大多数是未知。我们现在知道的，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片面的、暂时的、静止的东西。错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
那怎么做教育？学生进我的课堂，我的一个任务是颠覆他以往的想法。一个好的课堂，总是能够或多或少颠覆学生原来的想法。
我说出我的想法，你觉得对也好，不对也好，自己判断。科学教育是让受教育者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科学教育的课堂应该是有个性的，富有生命的。
与此相关，我们现在的学生一堆的“脑血栓”。哪里来的？我们教授要负责任。授课的似是而非，道听途说；听课的信以为真，不加甄别，自然形成了“思维脑血栓”。我们的任务，就像脑科医生，帮他们疏通“脑血栓”。
如果某件事情教授自己没有把握，最好跟学生讲明白具体情况。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来看看浙江大学的教授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应该有两个特征，学者和教师。首先是一流、二流、三流的学者，再是一流、二流的教师。
什么叫一流的学者？凭一己之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看法的人叫一流的学者。现在浙大有没有一流的学者？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没有。恐怕，全世界此时此刻也没有。像我这样，勉强能算得上二流。
二流学者就是所谓的学术领袖。我们把一个领域看成一张桌子，二流学者就像桌子的腿，把他的工作从这个领域拿掉，这个领域就塌陷了，这就是学术领袖。三流的学者，就像桌子上一块板子，如果拿掉，桌子功能有损失但大致还在，这是重要贡献者；四流学者是桌上的花，他的存在可能让“桌子”更好看，但没那么重要，没花一样是书桌；四流以下，是不入流的学者，他们是桌子上的灰，去掉这部分人的工作，人类的知识会有大变化吗？没有。
说完学者，我们再来说教授的另一个侧面：教师。一流教师教享福，教享受人生。二流教师教学习方法、思考方法。三流教师教知识。当然了，还有不入流的教师，他们念PPT，背课本。
一些教授问我，彭老师你的课上知识点有没有覆盖好？这不是疯了吗？我要是教知识，还不如朝计算机里打字。计算机能够记录的知识又准确又多。
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来考察一个教师的工作。那就是，你的课堂有没有给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成长痕迹。一个学生上过你的课、进过你的课堂，他应该与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来总结一下教授的基本特征：他们应该是公民社会的独立个体；现代职业社会的专业人士，热爱教育；见解深刻、自成系统的行业专家；颠覆者和被颠覆者，敢于从零开始。
“浙大能够建成个性丰满的现代大学吗？”针对竺校长的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能够”。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现在的国民基础，比竺校长那个时代（20世纪初）要好很多。
中国大学已经经历了三次创业，第一次是晚清到民国之初，由蔡元培先生及如他般的有识之士引入了大学教育的概念。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明确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大力发展了理工科基础。第三次是改革开放，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培养建设人才的基础上，把现代科学研究做起来了。
我们现在正在做第四次创业。这一次创业，就是回归大学的正道。现代大学的正道，首先是培养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然后是培养各业专才和行业领袖的才。
人间正道是沧桑，但人间只有正道可以致远。
【现场互动】
提问：虽然我是博士，我感觉自己就像桌子上的“灰”。我想问，彭教授碰到“灰”的时候，你怎么去对待他？
彭笑刚：这个决定于你自己的人生观。你想怎么活在世上？你和周围人是什么关系？在我个人看来，人首先是动物，更高一级，人又是群体动物。群体动物的特征，是彼此依存。我的幸福快乐来自周围的人，没有周围的人就没办法活下去，任何事情都完全没有价值。因此，我认为，周围一些人从工作水平上可以认为他是灰，但是从人格上说起来，他是一个人，他会得到我的尊重。
提问：怎么在学术能力上提升自己，不做桌上的灰尘？
彭：这个答案很简单、但执行起来需要勇气：从零开始。
你这一领域，最基础的概念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些基本概念？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我的体会你走得越基本、越扎实，你只要走几步就走到别人前面去了。你总跟着人家后面跑、不求甚解，你就会发现总是在人家后面、满脑子的“脑血栓”。你可以把人想象成从一点出发往前走，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你把知道的东西画个圈。你往前面走、走出圈子，还是未知，你也就走到了他人的前面。现在的问题是，好多人横着走，那就只能是灰。能不能不横着走？
提问：您在演讲中有点把道德、法律和良知、良心对立的感觉。但是我的理解道德和法律应该是良心和良知的物质层面的体现。您赞同这样的理解吗？
彭：这是对的。法律和道德都要经过自己的良心和良知的批判，自己判断，而不是道听途说地接受。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不赞成因为一些道德规范是约定俗成的，就不问缘由地跟着走。
本文来源: 教育局
26.05.2015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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