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水平进入超低区域 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十二五”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分析之三

　　“十二五”以来，浙江人口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出现新变化。人口是最基础的省情、国情，人口发展具有长期惯性，我们要早谋划、早行动，适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积极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浙江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一、“十二五”期间人口就业发展状况 

　　（一）省外流入人口从大量流入逐步转向回流，全省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1990年以来，浙江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迅猛发展，吸引了大量的省外劳动力到浙江就业。省外流入人口呈现跨越式增长趋势，从1990年的7.8万人快速增加到2000年的368.9万人，2010年又进一步达到1182.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的21.7%，即每5个常住人口中就有超过1人来自省外。“十二五”期间，受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三个叠加”的综合影响，浙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部分企业用工明显减少，尤其是以外来人口为主的普通低技能岗位减少更为突出。与此同时，随着中西部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浙江等东部地区企业的大量迁移，外来务工人员在自己家乡的打工机会越来越多，工资水平也稳步增长，再加上照顾留在家乡的亲人的需要，许多外来人员回流原籍打工或创业，使得浙江的省外流入人口呈现总量逐步减少的趋势。2014年，全省常住人口为5508万人，比2010年增加61.5万人，与自然增长人口（出生人口减死亡人口）99.9万人相比，少38.4万人，即四年来我省跨省净流动人口减少38.4万人。2010-2014年，全省常住人口年均增长0.3%，大大低于2000-2010年1.5%的增长速度，人口增长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二）低生育水平惯性延续，人口再生产持续处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2014年，全省出生人口57.8万人，出生率为10.51‰，死亡人口30.3万人，死亡率为5.51‰，自然增长人口27.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5.00‰。四年来，人口平均出生率为10.0‰，人口死亡率维持在5‰至6‰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5‰以内。自1997年以来，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基本控制在5‰以内，继续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人口生产方式转变。 

图1  浙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化情况

　　（三）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逐步增强。2013年，全省城乡从业人员达到3708.7万人，比2010年增加72.7万人，增长2.0%。在就业规模增长的同时，全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动就业结构逐步调整优化，就业人员稳步向第二、三产业集中。2013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507.0万人，比2010年减少74.9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为1853.4万人，比2010年增加43.1万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为1348.4万人，比2010年增加104.6万人。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从2010年的16.0：49.8：34.2，转变为2013年的13.7：50.0：36.3，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下降2.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小幅提升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2.1个百分点。三年来，第三产业吸纳了超过70%的新增劳动力和第一产业转移劳动力，在劳动就业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 

　　（四）人才总量较快增长，结构不断优化。2013年，全省全社会各类人才总量达到905.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24.4%，比2010年增加153.3万人，增长20.4%，年均增长6.4%。其中，党政人才34.1万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273.6万人，专业技术人才429.5万人，高技能人才166.8万人，农村实用人才66.5万人，社会工作人才2.5万人。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为75.3人年，人力资本投资占GDP比例为12.8%，人才贡献率达到32.9%。 

　　 二、人口就业 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劳动力供求从无限供给逐步向短缺转变。2010年，全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4215.6万人，比2000年增长23.3%，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73.1%上升为77.5%。但随着建国后两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逐渐步入老年，以及受低生育水平延续和外来人口回流等影响，每年新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逐年下降并稳定在较低水平，而退出劳动年龄人口的人数不断增加，我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总量均已经出现拐点，从不断上升转为逐步下降的趋势。从2011年起，全省15～64岁人口比重逐年下降，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别比上年下降0.2、0.3、0.5和0.5个百分点。同时，省外流入人口回流导致的全省常住人口增幅趋缓，也使得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峰值，为4221.3万人，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别减少4.7、9.8和22.5万人。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这是自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以来，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出现下降，这对于依靠大量外来劳动力“支撑”着的相对年轻的浙江人口来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人口结构的重大转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基础上的预测显示，未来30年全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以年均0.6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下降，预计至2040年下降到60%左右，回到建国初期的水平。 

图2  浙江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发展趋势图

　　（二）生育水平进入超低区域，符合政策家庭生育“二孩”意愿偏低。2014年，浙江常住人口出生率为10.51‰，比2000年上升0.24个千分点，并未出现“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及2015年“羊年”挤压而出生率大幅反弹的现象。从人口普查反映的数据看，2010年的人口出生率比2000年下降0.03个千分点；一般生育率由1989年的52.56‰降至2000年的30.82‰，继而降至2010年的28.68‰；总和生育率则由1989年的1.40降到2000年的1.04，2010年进一步降为1.02[1]。尽管三大主要生育指标变动幅度不同，但其反映的基本变动趋势是一致的，即：浙江已进入超低生育水平区域，生育水平远低于更替水平，尽管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期，但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十分有限，基本保持了稳定态势。 

表1　1989、2000、2010年浙江省主要生育指标

单位：‰，个

    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正式启动，在一月份浙江就实现了政策落地。2014年生育意愿调查数据显示，已生育1个子女的“单独”家庭中，近年内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只占15.1%，“想生但未计划”的占28.0%，“不想生”的占56.9%；已生育1个子女的“双独”家庭中，近年内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只占15.2%，“想生但未计划”的占28.4%，“不想生”的占56.4%。不论“单独”还是“双独”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均不高。 

表2    已有一孩家庭的再生育意愿

单位：%

    （三）行业间年平均工资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从工资水平增长速度看，受劳动力供求关系影响，以及促进收入合理分配的相关政策的实施，企业单位从业人员工资水平增长较快，企业单位与事业、机关单位之间的工资相对差距进一步缩小，但行业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距。2013年，城镇单位平均工资在全省19个行业中排名前10位行业的从业人员仅占全部从业人员的29.3%，其年平均工资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居前三位的行业为金融业、信息传输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分别为124711元、106946元和93793元，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居各行业后三位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分别为35829元、43251元、44727元，最高行业年平均工资是最低行业的3. 48倍。 

　　（四）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匹配度仍有待提高。据麦可思公司的调查显示，在近几届毕业半年的全国大学毕业生中，有约四成的毕业生从事着与所学专业不相关的工作。有不少毕业生处于“低就业”状态，即接受着低薪资、和自己所学专业不相关、不符合自己职业期待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不需要大学所学的知识就可以完成。“低就业”现象反映了高校培养的大学生还不能和社会的需求有着很好的匹配，高校专业设置与各地企业人才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例如，电气行业是柳市镇的传统支柱产业，其职业技术学院也是当地唯一的一所职教学院，但学院主要培养方向仍是财会、计算机，电气企业需求量比较大的电气自动化、电机与电器、电气维修检测等专业学生相对不足。与产业需求偏离的高校专业设置，既不利于产业发展需要人才的培养，也使得部分专业的培养人数超过产业需求人数，这也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政策建议 

　　人口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基础的变量，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人口发展是一个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过程，而低生育惯性比高生育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以应对。因此，要综合考虑人口生育水平、经济增长、环境承载力等方面因素，通过深化教育，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积极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以更开放的视角和前瞻的思维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推进浙江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 

　　（一）完善现行生育政策，改善代际抚养结构。人口总量是影响浙江未来发展的基本人口问题，由于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部分市、县的本地户籍人口甚至已出现人口负增长趋势。而随着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使得人口结构性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人口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要准确把握人口变动趋势，科学研究、认真评估，积极稳妥地完善现行生育政策。要加强分类指导，把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的重点放在农村和浙南地区。同时，要结合浙江实际，在“单独两孩”政策过渡一段时间以后，适时向“全面两孩”调整，更有效地提高生育率水平，从而改善代际抚养结构，为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做好准备。 

　　（二）营造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吸引并留住优质劳动力资源。从人口的角度来看，经济的转型升级将面临劳动力素质矛盾和年龄结构老化的双重约束。而持续不断的高素质流入人口，是提高人口素质和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有效途径。要创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改善人才的创业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使浙江成为各类人才的施展才华之地、淘金之地。要制定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和谐的就业环境，逐步解决外来人口的住房难、看病难、子女就学难等问题，吸引并留住经济转型升级所需要的各类人才资源。 

　　（三）坚持普惠教育，以教育优势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也意味着技工时代的开始。但在劳动力短缺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机会很多，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却不足，容易产生教育激励不足的问题，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因此，要更加注重教育公平普惠性，政府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对包括外来随迁子女在内的学生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实施免学费政策，并逐渐将义务教育延伸到学前和高中阶段，鼓励更多年青人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 

　　（四）提高产教融合度，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紧密结合浙江经济和产业发展实际，促进产教深度融合，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各产业集聚区、开发区都应有与其主导优势产业对应的、主办的或密切合作的职业院校，按照人才资源先行的理念，开设一批当地经济和产业发展，特别是地方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专业，开办相关技能培训班，提高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产业发展的耦合度，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五）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入手，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当前，尤其是要在不断完善和落实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断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同时，要着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并按照权利义务对等、梯度赋予权利的原则，逐步赋予农业转移人口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子女入学、社区选举等权利，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1] 这里的一般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数据均为直接调查汇总数据，未作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