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瑞典东亚博物馆面临关停或合并

　　自2016年9月30日，瑞典国立世界文化博物馆主任安·福林向瑞典文化部提议关闭瑞典东亚博物馆，并将其与瑞典民族博物馆与瑞典地中海博物馆合并成新的世界文化博物馆以来，以马悦然为首的汉学家公开反对了这一提议，发起了一场反对关闭或合并东亚博物馆的签名活动，希望保持包括东亚博物馆在内的三家博物馆的独立性，并得到了瑞典华人华侨的积极响应。据悉，瑞典文化部表示会在11月份做出决定，并将于12月由瑞典议会做出东亚博物馆最终命运的决策。

　　东亚博物馆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建于1926年，以收藏和展出东方文物与艺术品著称，对中国史前文化艺术品的收藏在世界上尤为著名，其第一任馆长是“仰韶文化之父”瑞典人约翰·古纳·安特生。除了安特生，东亚博物馆其他历任馆长和不少研究员都对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比如第二任馆长高本汉是汉学家，研究员喜仁龙曾先后5次访问中国。其中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即日后的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铁路工程师奥瓦尔·卡尔贝克（1879-1967）都对丰富馆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瑞典东亚博物馆或许将被关停或合并，这对于东亚文化艺术研究有什么影响呢？记者电话采访了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邵彦。

　　 这是瑞典经济环境所迫

　　瑞典东亚博物馆与中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的收藏汇集了有关中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的考古、古典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藏品，藏品共10万件，其中90%是中国文物和艺术品，在西方排名第三（考古）、第四（艺术）。它的历任馆长中包括考古学家安特生和汉学家高本汉。瑞典民间已经发起了一场拯救东亚博物馆的行动，在中国国内文化艺术研究领域，除了对此的呼应，还有着怎样的声音呢？

　　邵彦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当然，我们都希望保留东亚博物馆。但是问题的根子不在这里，而在于博物馆的经费不足，进一步说欧洲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富有了。博物馆被关停或者合并，并不是瑞典方面不重视东亚文化或者对非西方文化有什么歧视，实际上就是无财力维持。签名、呼吁或者请愿，这是大家的民主权利。但是，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作用，因为钱的问题无法解决。瑞典是酷寒之地，博物馆要运营下去，经费开支非常庞大，如暖气费、人力劳务费，以及展品的保存、科研，每天花费巨大，但是人流量不会大，如果关停或合并一些非主流文化的博物馆，采用比较省钱一点儿的办法，这也是无奈之举。我们能干预瑞典政府的预算吗？或者通过民间资金补齐缺口吗？如果不能，即便通过请愿暂缓关闭或者合并，等支撑不下去，恐怕结果还是一样。”

　　那么，如今对于东亚文化艺术及其研究的地位，关停或者合并会是一个警惕性的事件吗？邵彦说，“我不觉得需要那么紧张。西方的汉学兴起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汉学是西方国家了解当时中国的很重要的渠道。西方花那么多的人力财力来收集研究中国文化，肯定有他们的立场和需求。然而，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现代化国家。西方要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有很多种途径，汉学研究只是其中之一；汉学本身也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路径，不会完全系于一个博物馆。”她还提到：“对欧洲人来说，东亚文化是多元文化的一种，倘若接下来合并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博物馆，瑞典政府的思路也可以理解。我们不用觉得东亚这块要合并了就不爽，不知道与民族博物馆及地中海博物馆两块文化相关的研究领域有何反应，或许比我们叫唤得还要响。”

　　 如何应对经济收缩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瑞典东亚博物馆面临被关停或合并的命运，无疑对于东亚文化艺术研究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如何降低或者转换经济收缩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影响呢？

　　邵彦说，“其实东亚博物馆藏品的公布和研究方面，之前国内得到的信息也不多。这个事件不管结果如何，倒是引起中国人对它的关注，也是坏事变好事。不论关停还是合并，只要新馆态度开放，愿意公布藏品或者公开研究信息，经过资源整理向全世界开放，同样可以提供研究，所以也不需要存在异议。”她进一步提出：“更重要的是想办法让这些藏品为公众、为学术服务，比如说中瑞合作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出版、建立网络数据库、办特展，甚至请到中国来展出，等等。通过这些工作可以抵消由于西方经济收缩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负面影响。”她接着说：“也许我们的学者可以向中国政府或私企呼吁建立一个海外中国学或者中国文化艺术研究基金会来支持面临困难的海外博物馆研究或运营，就像办孔子学院那样，用这种方式经济支持，进入到西方已有的中国学的架构，能起到孔子学院起不到的作用，这倒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长久的办法。”她还提到：“具体到博物馆关停并转造成的专家资源（研究员岗位）流失，也可以考虑设立中资基金特别资助的研究员或策展人和访问学者职位。这些年韩国政府和财团在西方博物馆就有这样的做法，比如我担任过访问学者的大都会博物馆东亚部，就有韩资设立的策展人和访问学者职位。有策展人在那里工作，就会争取让博物馆日常购买中包括一些韩国艺术品，并吸引捐助人的兴趣。访问学者则帮助策展人整理、研究藏品以及筹备展览。这些财力投入其实不多，但是对于提升韩国传统文化在馆内的地位，扩大其影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些做法是很值得中国借鉴的。”

　　她还提到，“我们要深化学习认识‘一带一路’构想，作为大国国民，我们也要有全局的胸怀和眼光。现在中国已经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一带一路’更是重塑世界格局的大手笔，会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中国带来长远的利益，那么慢慢地，欧洲尤其是北欧可能会相对边缘化。像瑞典，诺基亚不行了，沃尔沃也卖给中国民企了，政府的税收可能会减少。它的政府也要适应过紧日子的新生活，做出一些调整，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类似的事情以后恐怕还会有。西方私人收藏的艺术品回流中国，我们就很高兴，公立收藏要关停我们就不开心，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都反映了一个大的趋势。我们能做的，不是阻止这个趋势，而是想办法把变化中的消极影响减小，把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衔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