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策反60多名密探 是中国唯一打入日本宪兵队的谍战组

    前言： 70年前，烽火连天神州碎，一寸河山一寸血。一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使这个近代饱受外侮的古老民族跻身世界四强之列。

　　胜利丰碑之下，有领袖的智慧和爱国将军们的运筹，但更多的是千千万万默默无名士兵们的血肉、志力和精魂。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正是有了他们，我们今天才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70年后，浴血烽火的青年已是耄耋老者。然而他们的经历，却是抗战史册中最鲜明的画卷；他们的追忆，是最贴近真实和最个人化的历史还原。

　　值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浙江在线寻找和访问了多名亲历浙江正面和敌后抗日战场的勇士，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再现那场决定民族命运转折的伟大抗争。英雄者，国之干，勇士不死，其魂长存。

　　 浙江在线上海5月12日讯(浙江在线 记者/李鹏 首席编辑/赵洁) 无论是《潜伏》里的余则成还是《五号特工组》里的马云飞，谍战剧里“深入虎穴，行走刀尖”的特工英雄们总会得到大家的由衷敬仰。

　　可实际上，潜入魔窟与鬼子谍战的英雄们不只出现在影视剧里，浙江在线记者就采访到一个比“五号特工组”更厉害的谍报小组，它就是抗战期间中国唯一一支打入日本宪兵队内部的“400特工组”。

　　“400特工组“是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众多谍报小组之一。特工组的7名英雄不仅像余则成一样在魔窟里游刃有余，搜集出大量的日军情报，甚至还策反了60多名日本密探，连日本宪兵队的军官都亲自写信给“400特工组”的指挥官丁公量，在送上电台和武器的同时，希望能向新四军投降。

　　时至今日，抗战胜利70周年。浙江在线记者特意寻访这段历史，“400特工组“的7名英雄已先后过世，只有丁公量老先生依然健在，已经95岁高龄的他依然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在上海华东医院的老干部病房里，他把记者带回那段行走在刀尖上的岁月。

　　 14岁小鬼毅然抗日

　　 皖南事变被俘差点没命

　　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嘉兴南湖上宣告成立。3个月后，在100多公里外的舟山定海县，丁公量出生，“我是与党同龄的人”。

　　丁家是舟山的名门望族。他的爷爷在清朝当过县官，父亲不仅是辛亥革命后定海的第一任县长，还是复旦大学创始人、著名教育家马相伯的学生。

　　那么，出生于官宦之家的丁老是怎么走向抗日之路呢？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我14岁那年，是舟山中学的童子军中队长，1935年我作为浙江的代表团成员，去南京参加全国1万多名童子军的大检阅活动，我们在旗语比赛获得了第一”，丁老说。

　　他当时遇到了流亡到南京的东北学生代表，“一个东北学生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舟山的，然后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舟山同胞，共救我3000万东北同胞’的留言，接着两人泪如雨下，抱头痛哭”！

　　这件事在丁公量心里播下了抗日火种。1936年上半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救国会。丁老说，“也就是从这刻起我参加了革命”。1938年，他参加新四军，同年5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从日伪严密控制的上海，巧妙接应700多名爱国志士到皖南参加新四军。

　　194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丁公量和600多名未能成功突围的新四军战士一起被国民党军俘获，并被秘密关进了臭名昭著的江西上饶集中营。丁公量被关在了敌人重点看守的第3队囚室，遭受了严刑拷打，但是他没有屈服。

　　期间，集中营的秘密党支部决定举行暴动越狱，具体计划则由丁公量等人负责。

　　可暴动前一天(1941年10月9日)，“由于叛徒告密，敌特猜测我和汪海粟是领头的，就进行了毒打，准备枪毙，可就在行刑前夕，我们艰难地用皮带铜扣撬开了铁镣上的插销，后来又千方百计骗看守士兵去杂货铺买东西，我们才有机会逃脱牢笼”，丁老讲到这里，语速有点慢，脸色变得凝重，“我整个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就是这一段”。

　　 逃出上饶集中营

　　 被派浙东组建“400特工组”

　　逃出上饶集中营后，经过一番曲折，丁老在1942年夏天重新回到苏北的新四军军部。当年12月，又被组织派到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

　　“浙东这个地方紧靠上海、杭州、宁波三个大城市，又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为了搞到日寇的情报，浙东游击纵队在敌伪眼皮底下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其中最值得一提就是“400特工组”。

　　“我当时不叫丁公量，因为很崇拜粟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我就化名粟后，意思是‘步粟裕之后尘’”。丁公量担任了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主要负责对敌伪军的工作，400特工组就是他直接领导的。

　　而谁能想到，这个远比今天所有谍战片都惊险的特工组，竟是偶然成立的。丁老拿起桌前的小茶壶，轻轻抿了一口，开始讲述下面的故事。

　　1943年上半年，化名朱人达的老党员周迪道被捕，他当时是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是在余姚陆埠筹款时被一个伪乡长出卖后被捕的，日军先把他押解到余姚的日军警备部，后又送到宁波的日本宪兵队。

　　当时，日本宪兵队驻扎在宁波永耀电力公司的三层洋房。洋房地处宁波市中心，宪兵队进驻后，内外岗哨密布，地下室设有牢房，配备各种刑具，小楼一度成了魔窟和地狱。

　　日本宪兵队大队长名叫大场敬次，30多岁。宪兵队内设三个课：警务课、特高课、思想课，其中思想课专门推行“大东亚共荣”和平思想，思想课课长叫铃木政一，二十八九岁，会说中国话，喜怒不形于色。

　　“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在关押了周迪道一段时间后，故意放了他，要求他成为日军的密探，去搜集新四军的情报，实际上暗中监视他的行动”，丁老说。

　　于是，周迪道暗中传递消息给组织，希望能同意他将计就计，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想法。

　　“组织上同意后，他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另外几名被捕的同志一起，在宪兵队内部成立了‘反间谍小组’。他的代号是401，担任反间谍小组组长”，丁公量自己就是这个小组的上级指挥官，当时只有21岁。

　　这个小组对外号称“宪兵队密探朱家”。组员：402周列平(原名周斯明)，403马鹤九(原名冯禾青)，404王福舟(原名王福林)，406莫奇(女，原名徐笑奇)，407张黎(女)、408陈婕(女)。早期有一名通讯联络员叫张炎，后来，代号为400的联络员乐群担任小组负责人后，后来该小组就改称400小组了。

　　丁老说，400小组除了这些核心人员外，还发展了10名左右的外围人员。“不过，我一定要再次强调，乐群同志是400小组的党支部书记和直接负责人，她的功劳绝不能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