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勇当探路者 续写创新史

　　这些年来，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温州大力发扬“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创新”的精神，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温州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巨大变化，目前正在向全面小康冲刺。

　　站在新的起点上，温州又一次集聚了全国各种探寻的目光：温州的发展经历了哪些跨越？温州的改革在国内处在什么样的地位？温州的经验是否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注和解析温州改革起源、历程、走向，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温州作为我国最早跃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先行者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如何续写创业创新的新篇章，将关乎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走向。

　　温州发展背后的“弄潮儿”

　　温州曾经人口稠密，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工业落后，城市破旧，是当时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

　　如今，温州从一个海港小城发展成为富裕发达的沿海都市，从资源匮乏、可耕地少的农业生产地区实现了向工业生产基地和品牌之都的腾飞，百姓生活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人民脚步从“水”路一条的偏隅之地走向全球各地……这都源自一群“弄潮儿”趟出了独特的温州发展路子。

　　破冰创业背后的政府力量

　　1980年的很长一段时间，温州一直是在“姓资还是姓社”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中负重前行的，甚至外界评价温州发展曾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无为而治。

　　然而，现在回过头来打量当时温州的新生事物，如购销户、专业市场、股份合作等，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这是群众创造、政府支持的结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卓勇良说，温州人民破冰式创业背后，闪耀着政府的“智慧”力量。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支持、鼓励、保护、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就难以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强大动力。

　　视线投向1980年。当时温州全市三分之一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城市大量待业人员难以就业。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又出现约150万剩余劳动力。城乡人口就业成为困扰温州市党政部门的难题。

　　“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温州，当时的市委和市政府根据群众历史上有经商习惯、手工业发达、能工巧匠多，具有发展家庭工商业的传统优势，鼓励人民群众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在城镇允许发展个体工商户，在农村支持和发展专业户、重点户。”一直关注温州发展路径的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陈国权评述道。

　　在此基础上，温州市委、市政府还因势利导，不断优化创业环境，促进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形成和不断完善；制定和完善放开流通领域的政策措施，鼓励群众大胆发展商品经济；在不同时期出台推动全民创业的政策措施，降低创业门槛、保护创业者合法权益、加强创业能力培训等。

　　比如，在改革方兴未艾之际，旨在打击投机倒把的乐清“八大王”事件突然发生了，干部群众一度思想顾虑重重。1982年12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重点户、专业户），各级领导干部亲自登门做工作，让“两户”代表现身说法，宣传党的富民政策。

　　“看似无为，实为有为。”  在温州全程见证改革历程的原新华社温州支社社长张和平认为，正是因为温州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保护了广大人民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创业创新热情，让温州发展犹如枯木逢春。

　　特别能创业创新的首创精神

　　在体制机制突围中，在创造多个“中国第一”背后，无处不闪耀着“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创新”的温州人首创精神光芒。

　　时间再次回溯至上世纪70年代。温州600多万人口在人均只有0.36亩的耕地上“吃饭”，到1977年温州农民人均收入仅55元。卓勇良一句话评述温州最初发展的路子：是生活逼出来，市场放出来，群众闯出来的。

　　这一时期，温州人灵活变通，创举不断：1979年，苍南县钱库镇李家车村农民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率先创浮动利率，让农村闲散资金得到了充分利用；1984年，苍南县龙港镇创造性地实行“谁建设、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以有偿出让土地权的方式筹集群众资金1.2亿元，建成了“中国第一农民城”。

　　短短几年间，温州全市出现个体工商户24万户，民营企业13万家，200万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300多万外来人员在温州就业……温州出现了“人自为商、户自为商、村自为商、镇自为商”的全民创业局面。

　　张和平把温州商人的进取精神和不断谋求变革的勇气，定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最近40年来中国人开拓进取的缩影，是民营经济弄潮市场的例证。

　　经济发展与区域文化一脉相承

　　探究温州率先发展的原因，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作用，那就是来自区域文化的影响。浙商博物馆馆长杨轶清认为，如果说“人多地少、为生存而改革”是外因，那么“讲实事、就实理、求实效、谋实功”的温州地域文化是内因。

　　唐宋起，全国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南移，江浙地区人口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北宋中期，一些州郡就已出现人稠地狭局面，温州更是如此。为了生存，温州人除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外，还不得不通过从事手工业生产、经营商业来满足物质需求。这客观上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

　　与此同时，温州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也有了显著发展，民众文化水平和社会认识能力大有提高，学人辈出。其中，“永嘉学派”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注重实用和创新、重视事功为特色，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农商皆本”；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肯定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认为应该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品经济。

　　此后，陈虬、陈黻宸、孙诒让等晚清温州学者，又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上把“经世致用、实业救国”的主张推向新的高峰。

　　这些经济思想被渗透入温州百姓骨髓，使他们积淀了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章华妹，1979年11月30日领取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执照；王碎奶，从在桥边摆摊卖纽扣起步，1983年买进纽扣加工机器，开始没日没夜地自己生产纽扣；陈定国，1986年只身前往法国巴黎，成立服装制造公司……温州地区也逐步整合出了一种务实、重商的独特地域文化，并被不断继承和发扬。

　　温州发展的“双重奏”启示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温州实现由贫穷到温饱的巨大变化，这是第一次创业；以南方谈话为开篇，实现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巨大变化，这是二次创业；以“八八战略”为总纲，努力实现由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跨越，这是第三次跨越阶段——温州发展之路经历的这三次跨越，既有“先行先试”的突破喜悦，也有“先跑先累”的成长烦恼。

　　“先行先试”从来都是改革的播种机

　　全市生产总值从1978年13.2亿元增长到2017年5453.2亿元，增长412倍，是浙江省第三个进入“GDP五千亿俱乐部”的城市；同期，人均生产总值从238元提高到59306元，增长248倍；财政收入从1.35亿元提高到778.3亿元，增长575倍……而开启这些百倍增长数据大门的，正是一把人所共知的秘钥。

　　“温州从来都是改革的播种机。”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一直关注温州的发展。他总结，过去几十年里积淀下来的改革经验，不仅是温州的改革遗产，更为中国的改革发展道路提供借鉴。因此，只要中国改革还在路上，那么温州的经验就不会过时。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温州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和探索，从第一份个体户工商执照、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到第一个实行金融浮动利率改革、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第一个民间异地商会、第一个境外中华商城等，创造出众多令人刮目相看的“第一”，形成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先发性优势，创造了赫赫有名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温州按照中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和要求，通过实施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创建海峡西岸（温州）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先后承担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农村改革试验区、民办教育改革、社会办医改革、民政综合改革等30多项国家级改革试点。以社会力量办医为例，温州市社会办医签约项目已有62个，计划新增床位约8000张，累计完成投资29.82亿元，项目投资规模和数量均居全省第一。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特聘教授陈国权认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温州制度创新经验，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众多发展模式中最成功一种发展模式，为浙江的繁荣，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为全国各地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起到了非常宝贵的示范作用。

　　“先跑先累”率先突破提供有益启示

　　在发展中，温州发展民营经济不仅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候还要背着包袱过河。既有不少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沉痛的教训。

　　在温州个私经济大发展的上世纪80年代，敢闯敢干的温州人，不惧意识形态的种种压力，在争论中出名，在不争论中发展，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发家致富。在发展提高阶段，面对假冒骗、偷漏税等问题，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业”，大力建设“信用温州”，到2018年1月，温州等12个城市成为国家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温州民营经济从不规范到规范、从无序到有序，逐步走上了健康的发展轨道。

　　浙商博物馆馆长杨轶清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温州经济发展，就跟一帮人在操场上跑步一样：温州率先起跑，几圈之后，其他地方才出发。在那个阶段，温州占得先机；但“先跑就会先累”，温州率先遭遇“成长的烦恼”，进入发展平台期，开启调整模式。

　　在他看来，面对发展中的要素性、素质性、结构性矛盾，温州的调整需要换一把标尺。如果说过去是竞速，那么现在要在“高质量”上做文章，把握节奏、稳中求进。而这些在遭遇“成长的烦恼”之后做出的探索，也为其他地方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这些年，温州的改革步子也确实迈得更稳、更准：温州大力实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出一套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组合拳。面对金融风险“局部先发”，温州通过区域金融综合改革、中小企业升级、科技创新驱动和落后产能淘汰等途径，有效地化解了区域金融风险，被认为是具有“民间资本风向标”意义的体制机制创新试验。截至今年6月末，温州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45.9亿元，比年初下降20.6亿元；不良率从2014年最高峰时的4.69%到现在的1.57%，创6年来新低。

　　与此同时，温州充分发挥“温州人”这一独有优势，在市场经济的大流动中彰显自身的活力。胡宏伟认为，评判温州的改革发展状况，不能仅仅从地域上的温州去看待，还应该从温州人群的角度切入。浙江改革经历了“1980年的温州模式，1990年的义乌经验，21世纪的杭州现象”，这三个阶段其实都与温州人息息相关。

　　如今的温州，在外温州人数量达200万，其中有68.8万名温籍华侨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经商创业，他们在外创业经商，创办了数万家企业，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达到几十万户，每年的销售收入达数千亿元，相当于温州之外还存在一个“温州”。

　　温州人不断走出去，在新的空间里开花结果。温商在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越南等国家全面布局境外工业园，已建成3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和1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是全国拥有国家级境外园区最多的地级市。

　　温州人不断雁归来，让丰富的资本、先进的技术“回归”。通过“以民引外”“以外促民”“民外合璧”等利用外资创新举措，吸引法国施耐德、美国通用电气等世界级产业巨头开展合资合作，突破了自身发展的瓶颈，依托外资品牌效应进一步做强了民营企业。

　　卓勇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通过自己的不懈探索和实践，破除发展中的难题。不管是经验也好，教训也好，不断地为我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从而在发展中少走弯路、降低成本。

　　温州发展向纵深挺进

　　日前，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正式批准同意温州市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发展先行区。而在此之前，温州已经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启动建设世界（温州）华商综合试验区等。

　　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充分发挥既有优势，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和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摆在温州面前的重要课题。温州该如何解答？

　　打造更“有为善治”的政府

　　实践证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既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更靠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坚定地把市场驱动、放手发展和党政有为、规范引导紧密结合起来。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温州需要在过去‘有为’基础上更‘善治’的政府。”陈国权说，长期以来，温州民间经营的创新活力和成就有目共睹，而政府公共经营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仍有提升空间。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温州开始大力推行考绩法和干部绩擢制度，在较短的时间里让整个干部队伍的工作状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把身心沉下去，倾力改革，温州发展添动能。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统领，撬动重点领域改革，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例如探索海外华侨办业务“一次都不用跑”，率全国之先开展海外版“最多跑一次”等，去年温州“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项评估满意度位居全省第一。

　　通过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创新，温州需要在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作用的同时，打造廉洁高效的“有为政府”，开展机关效能建设，积极打造国内一流、全省领先的营商环境高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培养更有为的“新一代”

　　民营企业数量在温州全市企业中占比高达99.5%。在民营企业面临“交棒接力”的严峻考验下，如何帮助年轻一代化解成长中的烦恼，使其真正担负起“温商接班人”角色，是当地政府而今面临的紧迫而现实的任务。

　　卓勇良在调研中发现，上一代的温州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却因为当时的条件限制，大多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

　　而今，一大批“创一代”已经老去，未来掌握在年轻人手中。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对于温州而言，更是如此。

　　卓勇良认为，通过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发展先行区，政府应该搭建更大的平台，培养出既传承老一辈吃苦耐劳精神，又具备适应未来的创新创业能力、勇气与智慧兼备的新生代。通过激发其活力，投入温州新一轮发展，以人的代际转换带动温州发展模式的转变。

　　人的作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需要“接天线”。他说，像温州承接的“五大国家级改革试点”之一——社会力量办医，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统一的温州式改革典型样本。因此，未来温州地方政府仍要坚持这一路线不变，再从自身实际出发，着力开展改革。例如利用温州遍布全球各地的世界温州人资源，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借船出海等。

　　在更大半径寻找出路

　　改革是温州的性格，开放是温州的基因。

　　作为我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温州这些年改革的道路越走越宽，开放的大门也越开越大。“未来要发展，出路仍是‘走出去’。”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说，温州现阶段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和温州所处的地域交通相对不便和资源相对匮乏有关的，因此需要在更大的地理半径中优化资源配置。围绕破解交通瓶颈，温州近几年花大力气补短板，仅2018年就实施交通类重点建设项目68个。温州机场冲刺“千万级”机场；温州轨道交通S1线今年国庆节投入试运行；文成和泰顺将依次在明后年通高速……温州正成为东南沿海交通枢纽城市。

　　今年8月6日，温州市召开对外开放大会，推出扩大对外开放十条举措：大手笔建设世界华商综合发展试验区、大力推进浙南闽北赣东进口商品集散中心建设、充分发挥产业平台招大引强的主阵地作用、全面深化与上海嘉定等地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全力打造“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样板、积极实施本土跨国公司培育计划、全面提升温州空港海港开放发展水平、精心办好世界温州人大会活动、把温州肯恩大学打造成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

　　同时，列出“走出去”与“引进来”重点项目清单，挂图作战加快构建开放新格局。下一步将通过制度、模式和思维创新，不断发挥世界温州人优势，实现温州经济与温州人经济的良性互动。

　　“走出去”与“引进来”的良性互动，结合温州加快打造瓯江两岸沿线、塘河两岸沿线、三垟湿地、中央绿轴、历史文化街区等“两线三片”五大亮丽城市名片，推进城市“大建大美”等苦修内功的举措，将推动温州开放浪潮积厚成势，实现从东南一隅的小城到国际化大都市的跨越，实现枢纽辐射力、要素集聚力、产业引领力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