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专家会聚杭州，热议良渚遗址考古80年—— 华夏文明五千年，伟哉良渚！
今年是良渚遗址考古80周年。11月25日的杭州已是初冬，西子湖畔的蓝天水清国际酒店内甚是热闹，由省文物局、余杭区政府、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良渚遗址考古8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这里拉开帷幕，来自全国高校和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热议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
1936年的初冬，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在他的家乡良渚镇一带，开启了这片土地上考古探索的先河；1959年良渚文化命名；1986年发现反山贵族墓地，1987年发现瑶山墓地和祭坛，考古界再次将目光聚焦良渚；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开启了通向良渚王国的大门；2015年良渚水利系统的确认，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这个五千年古城的昔日辉煌……尘封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逐渐揭开神秘面纱。
数代专家接力探索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良渚遗址及长江下游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所获得的资料，使长江下游地区马家浜——崧泽——良渚这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序列得以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在演讲《良渚遗址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说道。
80年前，施昕更、何天行、卫聚贤凭着对吴越历史的热爱，开启了对良渚文化的探索。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钱山漾遗址、邱城遗址成为讨论良渚文化的重要内容；1959年成为良渚文化研究的转折点，夏鼐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1973年草鞋山墓穴的发掘，在玉琮、玉璧等被证实与双鼻壶、T型足鼎共存后，良渚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基本得到确认；1977年“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后，良渚文化跟马家浜文化得以分离；夏鼐框定了良渚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2250年……
在老一辈的带领下，随着越来越多专业考古人员加入，良渚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遗址当地专家成为研究良渚文化的主要群体，他们对分期、面貌等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初步认识。
2002年9月，省政府成立了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张忠培、严文明等12位著名考古、规划方面的专家为咨询委员。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余杭区政府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制定《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考古合作已成常态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邓淑苹说:“华东先民崇拜动物精灵，以美玉雕琢想象中神灵动物的造形、纹饰，作为沟通人神的礼器。”
1980年前后，寺墩、福泉山等地墓葬的发掘引发了良渚墓葬发掘的热潮，而对玉器的发现更为引人关注，反山、瑶山大墓的发现更是达到了高潮。“玉敛葬”的提出、有柄的辨识、更多玉器的功能探讨等，一下子将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阶段，领域也扩展到了社会制度和精神领域。
“开放与合作”成为良渚文化研究转型的有力途径。1995年由中日合作的普安桥发掘可以说是一个标志。这次发掘重在以聚落考古为目的，在合作中树立的“聚落考古”理念和精细观察方法逐渐推广开来。
在2013年举办的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表现出一种文化的交流和联合，是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形成的标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
诸多问号仍待解开
“自2006年以来，我们经过了10年连续不断的考古工作。目前对良渚古城10平方公里的核心区，水利系统范围100平方公里的外围区，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在回顾良渚遗址考古历程时表示。
十几年来，面对大量的研究成果，良渚文化再次成为研究的热点，尤其是本世纪初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后，良渚文化成为其中重要的方面。
在对良渚文化的研究过程中，以“聚落”为核心的宏观系统理念得以形成，现代科学手段逐渐应用其中。数据和实验的细致分析，成为良渚文化研究领先于全国多支史前文化研究的重要支撑。
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但需要解开的问号仍然很多。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已定，各期的年代呢？良渚文化的疆域已定，良渚古国的疆域呢？良渚文明是怎么衰落的？一个个问号期待后人破解。
良渚申遗研究先行
学术研讨会现场，刘斌提出了良渚考古的未来五年计划。他表示，在未来五年里，将配合良渚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继续开展古城及水利系统等相关的考古工作。
作为国家文物局“十三五”跨省课题，将以长江下游江浙沪皖为主，主要研究崧泽至良渚文明的形成与模式等相关问题。浙江主要以余杭1000平方公里盆地的全面调查为主要切入点，开展社会、文化、环境等全方位研究。
此外，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与良渚遗址管委会、良渚博物院等一起，积极做好出土文物和遗址保护、遗址公园展示以及出版、展览等工作。浙江也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欢迎来自国内外的学者一起参与到研究中来。
眼望未来，对于良渚考古，不少专家学者的心声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挥墨写下的那样：“华夏文明五千年，伟哉，良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