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南革命：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策应
1934年5月，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为掩护中央及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6月下旬，中革军委令红七军团返回瑞金，改编为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行动。
中央为何令先遣队北上行动？时任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曾回忆道：“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朱德在1973年12月回答军事科学院提问时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是（红军主力）准备退却（战略转移），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掩护）”。
1934年7月7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任务。先遣队浴血转战，横跨闽浙赣皖四省。其间一度转战到浙西南，占领庆元县城，夺取竹口大捷，歼敌300余人，俘敌200余人，活捉国民党庆元县长，随后转战至龙泉县境内。在先遣队的艰难转战中，中央不断电令指挥先遣队夺取水口，攻打福州，提出先遣队不要在闽北苏区停留，全力破坏敌人后方交通，攻占遂安，并以遂安为中心建立苏区，欲使先遣队的行动起到立竿见影的掩护作用。
10月17日，在先遣队的掩护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长征。
1934年11月，转战至闽浙赣苏区的先遣队，接到中革军委11月4日电令，要求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对外仍称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仍出动于浙皖赣边新苏区，担任打击‘追剿’的敌人与发展新苏区的任务”；红十军编为第二十师，“执行打击‘围剿’敌人与保卫苏区的任务”。由此，先遣队完成掩护任务后，中央又令其增加兵力，继续北上行动，执行发展新苏区、保卫老苏区任务以策应长征。
但是，由于先遣队兵力依然过小和“左”倾错误影响，1935年1月，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敌重兵包围进攻，指战员损失大部，方志敏等主要领导人被俘后牺牲，仅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先头部队突出重围，北上行动失败。
此时，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之中，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广大白区的工作均陷入困境，国民党军继续以堡垒战分割东南各省苏区，对红军进行分进合击，闽浙赣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进剿”之中，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
粟裕、刘英率部转移至闽浙赣苏区，随即接到闽浙赣省委传达的中央指示：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由此，挺进师临危受命，肩负起先遣队未尽的历史使命，从战略上策应红军主力长征。
中央指定挺进师的行动地域为浙江。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后院。在国民党倾力“围剿”红军主力时，在其“素称平安之区”的浙江燃起革命烈火，即可触痛其中枢神经，达到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的。也正因为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所以浙江的革命斗争环境特别恶劣：浙江自1922年建立中共组织，至1927年6月建立中共浙江省委，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省委屡遭破坏、先后换了10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其中8位书记和15位委员以上领导人牺牲，迫使中央于1929年4月撤销浙江省委建制，以免继续遭受更多的损失。挺进师入浙前，党在浙江曾先后发动和领导了遍及50多个县的60余次武装斗争，但均遭镇压，全省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对于500余人的挺进师来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要进入浙江行动，无异于“垂饵虎口”。
1935年2月，挺进师从赣东北出发，踏上挺进浙江的征程。
1935年4月，历经艰难转战的挺进师，在庆元县斋郎地区以500之众迎击3000余敌，取得大捷，从而打开进入浙西南的通道。挺进师乘胜迅速挺进浙西南腹地，在松阳县境受到陈凤生、卢子敬、陈丹山等领导的当地进步群众组织欢迎，获得了群众依托，使挺进师如鱼得水，获得发展。接着，挺进师“集中以打击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和群众工作，在浙西南实行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
挺进师的武装斗争，砸碎了浙西南人民脖子上的枷锁，人民纷纷投身革命，踊跃参加革命组织，恰如时任挺进师师长的粟裕所回忆：“红军所到之处，都有大批群众簇拥着，复仇的呐喊声、胜利的欢呼声山鸣谷应，日夜不绝。”在浙西南人民的支持下，挺进师迅速燃起浙西南革命烈火，在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之时掀起了浙西南革命高潮。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地方游击队以及农民协会、互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各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到处是分田分地的繁忙热烈场面，挺进师发展到1000余人，扩编为5个纵队。
浙西南燃起熊熊革命烈火，深深触痛了国民党当局的中枢神经。国民党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道：“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面对后院起火、红色堡垒筑到家门口、地方武装对付不了挺进师的境况，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入浙，调集以第十八军为主力约7万兵力“清剿”浙西南。罗卓英任军长的第十八军，下辖四个师，装备精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控制和欺骗民众的手段极其狡诈；其师、团长黄维、霍揆彰等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中的名将；第十八军又是长期在江西“剿共”的老手。可见，为了对付挺进师，国民党当局可谓下了血本。
9月中旬，面对数十倍的强敌进攻，挺进师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留下第二、第五纵队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主力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挺进敌后吸引、调动敌人，并伺机开辟新的根据地。9月25日，挺进师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浙闽边境活动。但国民党军主力不为所动，除派出约五个团的兵力追堵挺进师主力外，仍将几十个团的大部队死死围住浙西南。
国民党军的“清剿”，自1935年9月19日发动进攻，至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才结束。在长达8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挺进师以少量兵力抗击了国民党军大部队的进攻，不仅歼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而且牵制了敌人几十个团的兵力，掩护了挺进师主力南下浙闽边开辟新的游击区，打破了国民党妄图于11月20日前将挺进师“肃清”的计划。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有效吸引、调动了“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红军主力长征的军事压力，实现了挺进师战略策应红军主力长征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