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新常态：生态优势迸发绿色动力

      在浙江省嘉兴市新丰镇竹林村，农民周根荣和村子的养猪户一起拆了三千余平方米的违章猪舍。闲不住的周根荣流转百余亩土地成立嘉兴市绿森园艺有限公司，带着26位工人干起了香樟、榉树和紫薇等苗木的栽培种植。“现在空气好了，河水清了，收入也在增加。”这位养猪大户舍弃了干了10多年的老行当，反而觉得幸福感更强了。

　　这是一位普通的浙江人转变老观念，继续致富的故事，也是浙江十几年发展生态经济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浙江省经济在快车道上驰骋，沿海开放的心态、快速的经济增长率赋予了浙江人超前眼光，早在2003年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确立的“八八战略”，其中就提到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打造“绿色浙江”。

　　世纪之交以来的十余年，几届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心始终没有变，生态优势渐渐转为建设“两美浙江”的绿色动力。正如浙江现任省委书记夏宝龙说：“生态省建设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始终。”

　　铁腕铸造“绿色浙江”

　　浙江历来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近年来，浙江省采取铁腕治水倒逼转型、强势推进“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和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等，使得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发展空间盘活。

　　今年，浙江作出“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演绎着实现“中国梦”的浙江样本。

　　“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对高耗能重污染产业该转型的抓紧转型，该淘汰的坚决淘汰。要不断完善生态省建设考核体系，使之更具针对性，更有带动性。”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强说。

　　统计显示，浙江生态省建设累计投入千亿元资金，省级财政投入治理污染和生态建设的资金是全国最多的。

　　值得一提的是，为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浙江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将“青山绿水”纳入其中。

　　湖州市位于浙江省北部，今年刚摘得中国首个地级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该市的长兴县曾经遍地小蓄电池厂、小石粉厂，经济发展的同时，该县也背上高污染、高耗能的环境包袱。

　　2004年，该县毅然对纺织、蓄电池、耐火材料等支柱产业全面整治，甩掉了沉重的环境包袱，该县经济反而继续奔跑在快车道上，经济总量、财政收入跃居湖州市之首。

　　在浙江，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

　　以“秀山丽水、养生福地”的丽水，半数以上乡镇不考核工业税收、招商引资，却要考核生态产业和生态环境，如今生态治理也居浙江前列。在嘉兴，一家企业若是污染环境，将遭遇一系列“组合式”惩罚：除了缴纳环保罚单之外，新上项目不批、搞科研拿不到政府资助、银行贷款无门，各个部门都承担起了监督环保的责任。

　　在给环境整治层层加码的同时，浙江省也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生态市县、环保模范城市和绿色细胞三大系列创建活动蓬勃开展。

　　截至今年5月，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现场会在浙江召开时，浙江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生态示范区45个、国家生态县6个、国家环保模范城市7个、国家级生态乡镇450个和一大批国家级、省级绿色细胞。

　　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

　　山更绿，水更净，空气更清新。曾经因缺少工业而致贫的地方，曾经因过度发展工业而导致生态破坏的地方，越来越凭借老底子的生态优势逆袭。

　　生态，业已成为驱动经济的绿色动力。

　　翻开历史，“国家首个生态县”、“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县”安吉县曾经因大力发展工业经济致使环境污染严重。1998年，吃了国务院黄牌警告的安吉确立了“生态立县”发展战略，凭借着当地优势，发展起了白茶等绿色经济。

　　陈锁是安吉县溪龙镇的一位茶农，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200亩白茶园，10多年了，他的年收入在200万元左右。安吉这个仅46万人口的县，在2014年1至10月份吸引了1020.3万游客，旅游收入达108.2亿元，108万亩竹林和10多万亩白茶占该县人均收入的60%和27%。

　　正是在安吉，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了著名的“两座山”理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对浙江生态观念的转变是不可言喻的，大家认准了“生态”这条路子。

　　现在，生态经济的理念和实践在浙江各地处处开花结果，打破了“生态不经济，经济不生态”的魔咒。

　　江南水乡乌镇就是另一个典型。今年，从“乌镇戏剧节”到“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凭借人文和自然优势大放异彩，在旅游的基础上开拓会务、养老等一系列生态经济的新路子，再次用绿水青山变引来了金山银山。

　　被誉为“天姥圣境”的绍兴新昌县，虽然是个地理优势并不明显的小山城，却有超前意识。早在十年前，就在生态上下功夫，并优化产业布局，发展起了先进装备、生物医药以及节能环保、电子信息等产业。如今，这个小县城培育出7家上市公司，还荣膺国家级生态县，经济与生态两翼共飞。

　　一份成绩单足以证明，十几年来，浙江取得生态和经济的双赢。

　　2013年浙江全省生产总值达37568.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三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9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领跑

　　多年来，浙江发展生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浙江的环保管理机制创新上的探索，同样走在全国前列。

　　“浙江正在致力于搭建一个良好长期的生态文明制度性架构，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纳入法制体系。”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伟强说。

　　2014年9月，在嘉兴南湖区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曾进行了一场排污权交易网络拍卖会。拍卖会共有4.942吨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指标，吸引了多家企业参与竞拍，最终标的全部拍出，成交总额高达52.9824万元。

　　自从2008年南湖区在全国率先举行排污权指标拍卖会以来，这一模式随后也被浙江各地市借鉴。2009年2月，浙江省被列入全国排污权交易首批试点省份。经过5年的试点实践，浙江至今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累计总金额已达25亿元，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总金额居全国首位。

　　“浙江是个资源小省，又是经济强省，生态环境是稀缺资源更要优化配置。”对此，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副院长王珂表示，通过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正好符合这一理念。

　　另外，在生态考核制度上，浙江也已领跑全国，摒弃“唯GDP”转向发展“绿色GDP”。

　　2014年初，一年一度的针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综合考评工作正在展开。一个显著变化是，浙江对母亲河钱塘江源头的衢州市开化县，取消了工业经济总量和人均生产总值(GDP)等相关指标的考核。

　　不以GDP论英雄，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却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标尺，实行以生态为先、民生为重的单列考核，新增“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生态环境指数状况”等内容，开化的政绩考核愈显科学化。

　　“保护好青山绿水也是很好的政绩。”开化的一名官员说。

　　不止开化县如此，因著名旅游区千岛湖而闻名的杭州市淳安县，被誉为温州城市生态屏障的文成、泰顺等地也取消工业相关指标的考核。

　　经济增速上松绑，但这些区县的主政官员却轻松不起来，这是因为生态环境项目考核的分量更重了。

　　“浙江对绿色‘GDP’的先行，对中国生态经济转型是一个借鉴。”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沈满洪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浙江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上的大胆探索，跟主政者“猛药去疴”和“良药常补”的决心分不开。

　　夏宝龙就多次强调，全面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浙江，要坚持环境整治与生态建设并举，既要猛药去疴，对环境污染实行“零容忍”，还要良药常补，不断提升浙江省环境容量；要坚持保护环境和转型升级并行，努力把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正在浙江转化为生动的实践。

　　在江南水乡浙江，天蓝、地绿、水清、民富成为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