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二届学术年会经济学科专场学术综述
2014年11月22日-23日，由浙江省社科联、浙江工业大学主办，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承办，浙江省经济学会、浙江省金融工程学会、浙江省技术创新与国际化研究中心协办的“浙江省第二届学术年会经济学科学术专场在杭州召开。来自浙江省内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众多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盛会。会议期间还举行了“浙江省高校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之江青年社科学者经济组论坛”。会议以“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理论探索与浙江实践”为主题，分为大会报告和分组讨论两种形式。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张军主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黄少安院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潘士远教授先后做了大会报告。小组讨论分为六大板块。会议期间，参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中国的投资率、经济结构调整与创新问题
大会报告的议题主要围绕当下中国经济改革的热点问题，既有理论的诠释，又有对现实热点的深刻理解。三位专家先后围绕 “中国的投资率之谜”、“中国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的维度”、“中国创新的若干问题分析”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中国的投资率之谜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指出，《中国统计年鉴》里面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已经在逐步接近GDP的总量，并且很快将会超过中国的GDP。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要么是我国GDP被低估了，要么是我国的投资被高估了。国家统计局认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被高估了，因此在统计的时候其用了“固定资本形成”去核算投资。张军教授认为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本形成”是减出来的，而不是核算出来的。它是收入法核算的GDP减掉消费总额，减掉贸易余额得出的。按照上述计算方法，经过系统调研，张军教授认为我国的投资率是被高估的，因为我国家庭消费的数据是被低估的。我国家庭消费被低估的三个可能来源为：第一，中国居民居住自己的房子而产生的推断租金被严重低估，如果用住房价格代替建房成本，该数据将显著增加；第二，公司买单的消费行为被低估，中国部分公司高管人员的消费由公司买单，而这一数据未被纳入统计；第三，在家庭消费调查里面高收入家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即大量的高收入人群特别是在收入最顶层的10%的家庭的消费并没有被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涵盖。如果对以上三方面进行相应调整，最后核算出的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在60%—63%之间，比国家统计局的估算要高出大概12个百分点。张军教授认为，就全世界水平而言，中国的投资率是高的，消费率偏低，但是跟相关国家历史上的同一发展阶段相比，是非常接近的。东亚奇迹的一个源泉是东亚国家有较高的储蓄率，因此东亚国家的投资率也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高。张军教授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消费率偏低并不意味着消费增长率就一定低。消费高速增长依赖于收入的高速增长，进而会带动GDP的高速增长。但是未来GDP的平均增长率不可能像过去三十年那么快，投资占GDP的比重会随着GDP的提高不断下降。此外，对于中国海外投资越来越多的现象，张军教授认为如果没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话，中国今天不可能有如此多的海外投资，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外部冲击，导致全球的资产价格往下走，为中国企业购买海外资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二）中国现阶段经济结构调整的维度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黄少安教授首先讲到了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指出在未来10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靠投资拉动GDP增长的状况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应该批评的不是投资拉动GDP增长，而是投资效率太低，投资的主体结构不合理。之所以说投资拉动短期不会变，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过去10年左右，国有经济大量扩张，国有企业垄断严重，导致投资效率过低，或者说我国固定资本的形成率过低。因此，我国需要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即谁来投资。关于消费，黄少安教授认为，中国老百姓在经济繁荣时不会进行过度消费，因为观念倾向于高储蓄。经济不景气时，有高储蓄作支撑，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是稳定的，不会大幅度下降，甚至还可能是稳步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方面，黄少安教授提出了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三个误解：第一，各级政府及官员的误解，以为产业升级就是提高第二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和所谓的高科技产业以及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比重；第二，老百姓的误解，以为政府的服务都是免费的，不知道政府的服务属于服务业；第三，以为现代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是大家竞相圈钱的领域，以为这些领域能够创造财富。对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应该怎样做，黄少安教授指出我国应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新技术、新管理、新工艺对传统工业、农业进行改造，提高其技术水平；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发展新产业。政府要想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把财政补贴花在产品层面，而不是企业层面，要把钱投在提高科学水平，提高研发能力，提高国民素质上面，不能再吃人口红利。金融风险方面，黄少安教授认为，我国的银行资金存在严重的空转现象，即使实体经济不景气，资金仍然在金融领域的各个中间环节空转，这种资金空转导致我国存在很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了控制风险，我国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体系，使得金融业不再为金融行业自身或为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服务，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三）中国创新的若干问题分析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潘士远教授认为，在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居民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但中国的人均数专利还较低，专利质量也较低下（主要表现为发明专利占全部专利的比例较小，以及缺少一些核心技术的专利）。因此，从专利总量来看，中国已是专利强国，但从人均专利数和专利质量来看，中国尚未成为专利强国。显然，知识产权制度、金融制度、人力资本等会影响一国的专利数量和质量。从目前来看，知识产权制度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最主要制约是，较无效的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可能会加剧法律实施的无效性。所以，如何解决实施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表明，直接融资更有利于行业创新，而间接融资对行业创新基本没有影响。这可能与金融结构（尤其是国有银行）的低效率有关。因此，中国应该努力改善金融环境，在发展健康的直接融资市场的同时，大力提升间接融资的效率。此外，人力资本的数量会影响创新速度，而人力资本结构会影响创新质量。因而，中国应该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有意识地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结构。
二、改革、创新、升级、对外开放、财税与金融
小组讨论主要分为六大主题：“深化改革与地方实践”，“创新发展与产业升级”，“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财税改革与经济发展”，“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和“金融工程与经济发展”。以下简要介绍各部分内容。
（一）深化改革与地方实践
“深化改革与地方实践论坛”的参会代表们分别就经济转型、土地、收入分配以及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经济转型方面 ：余祖伟等认为，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中国、埃及等通过引入外生技术以实现经济现代化转型的结果让人失望。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中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倾向于“适宜性技术”，如果一次性引进过多会导致技术人力无法匹配，这就需要“渐进式改革”。因此，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通过“渐进式改革”以及渐进性分权来激励经济和政治。 土地改革方面 ：范建双、虞晓芬对浙江省 33 个地级市和县级市1999-2012 年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研究发现，浙江省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率均值基本呈现出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并有微幅下降。土地利用综合效率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于残余规模效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和混合效率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浙江省范围和浙东北、浙西南范围土地利用综合效率在研究期内均存在绝对收敛。因此，土地利用综合效率水平测度及其分解对于掌握土地利用状况和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王玲玲、王成军研究发现，浙江省各地区耕地利用效率存在差异，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和衢州不管是综合技术效率还是纯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值都很高。而温州和金华两市的规模效率虽然比较高，但是由于二者的纯技术效率较低，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也不高，其耕地利用率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讲还有不小的差距。台州和丽水两市纯技术效率非常高，但是由于它们的规模效率较低，致使其综合技术效率也不高。2011年，杭州、绍兴、温州、金华和台州的规模收益处于递减阶段，说明这几个城市都应适当减少耕地规模，进而提高其规模效率。而衢州和丽水的规模收益处在递增的阶段，对于这两个地区，适当的增加耕地生产规模可以提高其规模效率。 收入改革方面 ：张旭昆认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公民身份的双轨制是导致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而政府权力过大和官员贪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可能是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进一步扩大的最重要因素。并提出削减政府过大权力等一系列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 环境改革方面 ：王洪清通过研究发现，浙江省近岸海域 COD 排放符合库兹涅茨环境曲线的倒U型特征，1992至2004年海洋COD 含量高以致自身能产生新的COD污染物，当海域COD含量降低到某一值后，海洋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开始稳定下来，海域COD承载能力增大；陆地产业对COD的贡献是海洋产业的 2.75倍，但海洋经济发展对COD排放量贡献增长率明显高于陆地经济；海洋第三产业结构变化对COD排放量贡献远远大于第二产业结构变化。因此，沿海经济发展要根据不同经济领域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贡献来指导地方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张安民通过2443份来浙游客的问卷调查，探讨了游憩涉入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地方依附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游憩涉入显著增强了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地方依附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的作用，是游憩涉入发挥效用的一个“阀门”，“阀门”开启的程度决定了游憩涉入通过这条路径影响亲环境行为作用力的大小。
（二）创新发展与产业升级
“创新发展与产业升级论坛”的参会代表们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产业升级、企业创新、绩效增长几个方面。
产业转型升级方面 ：姚文捷以嘉兴市辖区为样本的研究表明，畜禽养殖污染集聚程度与畜禽养殖产业集聚程度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本质上是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以及对其实施纠正措施的演化轨迹。畜禽养殖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曲线在污染治理政策的作用下，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由向右上方倾斜而变为逐渐向下弯曲；在受到耕地资源约束时，会向上平移；在因下弯而减轻的污染集聚程度被因上移而增加的污染集聚程度所抵消并超过时，污染治理政策则有可能是失效的。因此，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必须将城镇化推进所引起的耕地资源的变化考虑在内。朱华友、陶姝沅研究发现珍珠产业实体价值链与虚拟价值链的协同过程是从实体价值链的整合开始。首先通过合理分工、专业化延长产业链；其次对虚拟价值链和未来市场的信息进行选择、综合、发掘；还要发挥基础要素和支持要素的作用。它们的协同模式是通过虚拟实体价值链形成实体新市场、虚拟新市场、实体--虚拟新市场，相互联系，最终实现价值链的整链协同。这种协同效应提升了经济绩效、企业升级，扩大了范围经济。伍湘陵从企业角度进行研究，一方面根据第二曲线理论寻找台资企业跃入第二曲线的合理时机和区间范围。另一方面构建一个企业绩效与转型升级时机选择的模型，找出最优点。研究发现，由于异质性的关系时机各不相同，台资企业转型升级过程都存在一个第二曲线发展轨迹，最有效的最优时机决策区间。 创新与效率方面 ：俞立平将企业创新分为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研究发现，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互动关系显著，以自主研发为主导；自主研发与协同创新协调水平有待提高；引进技术不能有效促进自主研发；购买国内技术有助于催化协同创新；技术创新产出的动态反馈效应较好，静态反馈效应较低。张少华通过研究发现：各种所有制企业均促进了中国总量生产率的增长，国有企业在总量上的效率贡献最大，民营企业在增量上的效率贡献则最大；经济总量上，内部效率提升环节对总量生产率贡献最大，而增量上，退出环节对总量生产率贡献最大，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一条内生增长、创新驱动与优胜劣汰的发展道路。进入环节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效率贡献均为负，说明中国依然是一个进入门槛较高的国家；不同所有制企业对总量生产率的贡献与企业生命周期有关。 绩效增长方面 ：翟帅、钱晨绯从资源配置视角出发，运用浙江省沪深A股253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战略调整对企业未来绩效的影响存在适应性和破坏性效应，随着战略调整程度的增大，适应性效应递减而破坏性效应递增，即战略调整的变化角度、幅度和总量与未来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王春元的研究表明，在过去15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投入，仍是我国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地区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明显，西部地区对劳动力投入依赖较大。不论是否考虑高校R&D支出，研究机构R&D支出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均为负值，企业R&D支出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均为负值且是显著的。高校R&D支出存在滞后效应，作用最大但往往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基础研发的比重较大，成果转化情况是影响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三）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
“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论坛”的参会代表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贸易模式和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
贸易模式方面 ：杨莉分析了中日韩双边服务贸易增长的原因。研究发现，中国与韩国的双边服务贸易发展更为紧密，贸易成本也更低；中国与日韩间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是货物贸易成本的2至3倍，且前者的下降幅度要小于后者；服务贸易成本的下降对服务贸易的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郑小碧的研究发现：贸易商、中间产品提供商和贸易服务商的超边际决策生发了直接型、迂回型（代理型和分销型）两种国际贸易模式；如果贸易服务与最终品的综合学习成本较低，那么随着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直接型模式将转为代理型和分销型国际贸易模式；在市场交易效率一定的条件下，劳动密集型的消费类小商品更倾向于选择迂回型模式，而资本密集型或贸易服务密集度较低的产品更多选择直接型模式；国际贸易模式的演进具有促进劳动力优化配置、劳动生产率提升、市场容量扩张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经济增长效应。吕林星研究发现我国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并没有出现预期的上涨趋势，反而呈缓慢下降的态势。我国核心产业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增长同速，占总贸易比重基本维持不变。产业内贸易核心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继续上升，表明产业内贸易继续深化。此外，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互有升降，但上升的多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而下降的大多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表明我国产业内贸易由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对外直接投资方面 ：余官胜利用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构造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海外集群是东道国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在资源越丰富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发挥的作用也越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企业海外集群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以上结论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具有自我延续性，也反映了信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邓丹青通过分析中国对非洲投资整体及各行业的影响因素，发现除农林牧业投资较少以外，中国对非洲投资的行业分布较为均匀，且各行业投资排名前五位的东道国趋同化程度较高，但非洲各国在吸引不同行业投资的禀赋方面稍有差异。影响因素方面，农林牧业的投资主要受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和政治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受母国的产业发展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影响，贸易类投资主要受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影响。李洪亚、宫汝凯的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 OFDI 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对 OFDI 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国有比重度量的所有制改革变量对 OFDI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技术进步与所有制变量之间具有相互促进作用，而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具有替代效应。
（四）财税改革与经济发展
“财税改革与经济发展论坛”的参会代表们就税负负担、房地产市场、土地及其财政、企业资源获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税负负担方面 ：张艳彦等计算出中国各地区GST负担额，并引入地区税收负担指标对地区间GST收入及其负担的差异程度与特征进行研究指出，各地区GST负担差异较大，负担度呈现西高东低的状况，增值税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导因素；东部直辖市GST负担度最低；消费税负担度东高西低，部分省市税收负担度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差异较大的原因有税负转嫁、原产地原则、转让定价、地区产业部均衡、汇总纳税等。我国应当建立以目的地原则为主导的GST分配机制、有助于协调收入及其负担的转移支付制度，并完善跨区域经营管理体制等。 房地产市场方面 ：胡晨光等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具有超垄断特性的理论假说，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房地产市场超垄断特性等因素对中国房地产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房地产市场具有超垄断特性，房产品既是缺乏需求价格弹性的必需品，又是富有需求收入弹性的奢侈品；虽然中国房地产市场具有超垄断特性，但房产品价格和居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不会提高房地产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市场对房产品过度投资或者投机引起的房地产企业生产和管理成本的上升可能构成抵消企业因上述因素而获益的影响因素。 土地及其财政方面： 陈多长等分析了工业化率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指出浙江工业化水平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明确的。工业化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影响是以下三种效应叠加的结果：第一，工业化、工业用地出让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减弱效应；工业化直接加深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工业化间接推动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郭斌和与会老师讨论了怎样提高种地收入者收入的措施。认为提高种地收入者收入的最有效措施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总有一部分成果会使得种地收入者受益。孙永正、王秀秀着重分析了工业用地价格过低带来的八大消极后果：刺激工业用地需求，使之比重过高，降低了土地利用率；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与土地开发成本倒挂，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刺激工业盲目扩张，产能严重过剩，阻碍经济转型升级；使建设用地规模长期居高不下，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工业用地过度扩张，挤占城镇居住用地，导致住房价格持续高涨；工业企业用地补贴来自低价征用农村土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工业低成本粗放扩张，导致日趋严重的水、土壤和空气的立体污染；超低地价扭曲产品出口成本，加重本国隐形国际经济负担。并给出了消除工业用地廉价供应的系统对策：第一，改革官员政绩考核指标，消除唯GDP倾向，同时必须全面深刻认识工业用地廉价供应的弊端；第二，调整发展思路和战略，尽快扭转工业用地廉价供应格局。 企业资源获取方面 ：郑小勇、魏江从制度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导致新兴经济体中商业集团从属企业资源获取差异的原因，分析了商业集团从属企业的双重合法性（成员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对其资源获取的影响。通过研究指出，从属企业成员合法性与内部资源获取相关，而社会合法性与外部资源获取相关，且从属企业成员合法性可以通过影响其内部资源获取的方式影响外部资源获取水平；成员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从属企业的社会合法性，并通过社会合法性进而影响从属企业的外部资源获取水平，但制度距离起显著地反向调节作用；新兴经济体的环境特征对双重合法性与资源获取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其中，环境不确定性具有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而环境包容性则起着反向调节作用；双重合法性、环境不确定性和环境包容性三者对从属企业资源获取具有结构性影响。
（五）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
“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论坛”涉及金融创新、福利效应及金融改革等方面的讨论。
金融创新方面 ：田剑英、王剑潇通过借鉴国内外运行良好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为宁波市实体经济与重大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探索融资新路径，如搭建在线供应链金融平台、创新P2P网络借贷模式发展微型金融服务、借鉴国外众筹模式开发互联网科技金融等。李秀辉分析了互联网金融泡沫的积极作用：一是通过扩大金融的交易范围、交易规范和参与者数量，革命性的降低了交易成本。二是可以提升民众市场参与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为新技术和新行业的发展提供大量廉价资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是公众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对新事物的推广作用及娱乐功能。陈汉君等认为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融资能力是企业创新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银行风险控制的重要考量依据；是一种优先于企业投资能力与利润分配能力的财务能力；是企业利用自身智慧财产筹募资金的能力；不同企业，不同发展时期，不同政策导向及市场发展的情况下都会带来不同的权重比例影响，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因子进行筛选和重分类，构建出适合于银行风险控制部门考量企业融资风险的企业融资能力指数将极大的提升金融机构的知识产权担保类融资的信心，更好的推动中小企业知识产权科技金融工作的开展，为企业升级转型带来更大的助推力量。程玲莎的研究发现，公司治理对管理者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动机存在重要的影响，公司治理水平越高，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会更加符合财务风险管理理论的预期，管理者更倾向于利用衍生金融工具避免财务困境风险；相反，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更加符合管理者风险偏好理论的预期，管理者更倾向于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规避薪酬风险。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会受到所有权性质的影响，且国有控制属性会弱化公司治理效应，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是正确利用衍生金融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条件。邓启明的研究发现，台湾银行业投资存在较大拓展空间，亟需进一步调查与跟踪研究。在上海自贸区成立之际，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等邻近上海的浙江城市均积极寻求与自贸区投资对接的机会。浙江省应有效利用上海自贸区所形成的产业对接发展机会。以客户追随说、市场机会说和产业集聚理论为指导，以江苏、上海、福建三省为对照，着重分析台资银行入驻浙江的有力条件及制约因素，提出市场开拓型和台商追随型两种基本模式及其相应的策略措施。 金融的福利效应方面 ：武鑫等分析了地方政府在竞争压力下通过公共投资影响宏观分配格局的具体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控制更多的金融资源，以维持公共投资增长；金融发展越来越偏向地方政府、偏离实体经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因此提高，而居民部门因为得不到金融功能支持，收入占比会随之走低。张娟锋、范建双的研究发现，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事件蕴含丰富的新信息，土地市场与证券市场之间存在信号传递过程，且对股票收益率具有短期正向冲击效应。土地出让价格信号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具有时间上的不对称性，证券市场在土地成交后才会做出积极响应。叶雯等的研究指出，金融开放引起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却熨平了金融市场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此外，货币市场的开放引起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股票市场、国际信贷市场、集体投资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开放均不同程度地减缓了金融市场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尹国俊，汪志华构建了可以有效评估创业投资项目投资价值的模型，为创业企业的价值创造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模型可为创业投资主体进行项目筛选、投资决策之用。秦嵩、王震蕾则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考察对象，对银行违约距离测度方法及其如何影响不良贷款率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银行经营指标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银行不良贷款率变化程度，相较而言，银行违约距离比经营指标对银行不良贷款率更具有解释力，违约距离越大，信贷资产发生违约的可能性越小，导致不良贷款率下降程度越大。为更有效地对银行不良贷款率进行监管和控制，建议监管部门将违约距离等风险因子作为风险测量和监管的关键要素，不断地提升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更有效地促成商业银行稳健经营。 金融改革方面 ：李强以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一改革性政策法律文本为例，运用政策法律空间工具，对该文本进行分析，寻找该文本中隐含的确定性指引，回应温州金改实践者基本的安定性需求，释放这场深远意义改革的制度生产力，对地方金融改革实践的政策法律空间进行了思考。
（六）金融工程与经济发展
“金融工程与经济发展论坛”的参会代表们就银行基金、跨国公司、区域经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银行基金方面： 金辉、曹艳卡指出我国QDII基金业绩几乎没有获得超额收益，汇率变化是影响基金业绩的主要因素；QDII基金的资产配置集中度对其业绩有正向的影响，不符合风险分散投资原则，从长期看会增加投资的风险；QDII基金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业绩的提高，但其规模受到配额的限制。李淑锦、吕全以宁波银行和北京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08至2013年的相关行业数据，通过研究指出，基于BET的经济资本远大于基于ASRF的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大于贷款损失准备。李淑锦、毛小婷根据EVA理论对城商行进行价值评估，得出结论：在对银行价值评估时，应该考虑现阶段的金融环境，选取合适的指标进行估计；对不同类型银行的价值评估，应考虑其特点；在评估银行价值时，应该注重敏感些因素分析；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最后提出了防范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提升城商行价值的建议。 跨国公司方面： 姚利民、王爱丽分析了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现状，并通过对世界500强企业成长的母国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果：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水平指数及提升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人均GDP、国际市场占有率、研发强度等变量呈正相关，与经济自由度、外汇储备相关关系正负不定。基于此指出，世界一流跨国公司成长需要大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母国较高收入水平的经济基础、强大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基础、高R&D强度的创新基础、外汇资源利用和政府干预也具有积极作用。孙海晖以恒生电子为研究对象，指出恒生电子公司剩余收益与账面价值、营业利润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呈正相关关系，与前一期剩余收益呈负相关关系。同时，文章选取目标公司可比公司的平均β系数，参考资产贝塔法对其进行调整后得到目标公司的β系数，然后再利用Blume模型调整得到预测期内目标公司的β系数，最后用所预测的值来对恒生电子的价值进行评估。王迎春等选取了2009至2012年底上市的35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超募的产生及其后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业板上市公司超募程度与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呈负相关，同时，超募程度也与股票超额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超募率越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越低，同时股票超额收益率也越低。超募不仅不利于社会资金的合理配置，而且损害了公司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 区域经济方面： 潘申彪把义乌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六城市从发展战略与举措、经贸综合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分析了义乌打造新丝路支点城市的优势、劣势、机会和风险，并介绍了《金融改革专项方案》相关内容。肖明月等构建了一个综合评价体系评价浙江经济增长质量，并得出结论：数量增长对浙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浙江经济增长正由数量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变；要素质量提升是浙江经济质量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而且劳动力质量提升大于资本质量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下降，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凸显。张筱慧对影响温州指数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选取与温州指数相关性较大的影响因素作为变量，对货币供应量M2，温州地区住宅价格与温州指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温州指数存在一定的信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充当民间融资活动的风向标，并对企业的投资判断进行指导。
总体而言，此次浙江省社会科学界第二届学术年会经济学科专场的召开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代表对浙江经济改革的未来和前景充满了期待，众多学者围绕中国与浙江经济改革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会议气氛热烈活泼，思想碰撞精彩纷呈，对未来进一步推动浙江经济学科的理论与现实研究向纵深发展有重要贡献。
（浙江工业大学 杜群阳、李凯、岑丽君、傅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