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居民服务消费发展状况研究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对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吸纳社会劳动力发挥着重要作用。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上看，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服务消费作为消费的一部分，其发展水平高低已经成为衡量居民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观念正发生着明显的改变,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消费的内容从以衣食消费为主的生存型向以追求生活质量的享受型、舒适型转变。服务消费正在成为居民消费的一个重点，为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升级转型提供了强大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从“以出口及基础建设投资导向”向“国内消费为主驱动”转变。扩大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拉动内需增长，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中长期战略调整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举措，更是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选择。国务院《服务业“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发展服务业与扩大国内需求、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相结合。进一步发挥服务业对拉动消费和投资的积极作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浙江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正在经历着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服务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加快培育旅游、文化、信息服务、教育培训、体育健身等消费热点”。发展服务消费作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对实现浙江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重大意义。
2013年，我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054.4美元，比2001年增长5.2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1%，占比与2001年相比提高7.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851元，比2001年增长2.7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6106元，比2001年增长2.4倍；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32.4%，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年总支出的22.5%，占比与2001年相比分别提高4.5和1.6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浙江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服务消费正逐渐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新热点。研究浙江居民服务消费发展现状，厘清浙江居民服务消费发展特点，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浙江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时期服务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和作用；通过与北京、上海等服务消费相对发达省份及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对比分析，研究浙江居民服务消费发展所处的阶段，发现浙江居民服务消费发展存在的不足，据此提出进一步发展浙江居民服务消费的政策建议，为有关部门出台促进服务消费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本文研究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文献综述，阐述居民服务消费的内涵、特征及统计范围；第二部分解析浙江居民服务消费发展现状；第三部分通过与服务消费发达地区和国家对比，探讨浙江居民服务消费所处阶段及存在的不足；第四部分通过建立实证模型定量研究浙江居民服务消费的影响因素，首先通过构建服务消费需求函数模型，分析影响浙江居民服务消费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通过关联分析,探讨影响居民服务消费发展各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通过研究收入因素对各服务消费项目的变动情况，分析各服务消费品的弹性系数；最后对研究进行总结，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服务消费的内涵、特征与统计范围
一般认为，服务消费是人类劳动提供的、用以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消费需要的有用活动。按其满足人们消费需要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为了人们有效地消费物质资料而提供的服务；二是作为人们消费的直接对象的消费性服务。按其消费类别不同，居民服务消费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传统型服务消费，比如传统物流、餐饮服务、旅馆服务等。传统服务消费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居民最普遍的服务消费方式，各方面发展也最为完善。二是现代服务消费，比如金融保险、会计、律师服务、证券服务等。现代服务消费在发达国家起步较早，服务体系和行业标准已相对成熟，而我国的现代服务消费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出现，目前正处于逐步发展和完善的阶段。三是以信息技术为载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消费，比如综合物流、电子商务、互联网、通讯等。知识密集型服务消费是目前互联网时代服务消费的一个新热点，也是今后服务消费发展的一个新潮流。
相对于实物消费，服务消费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服务消费的对象具有非实物性。服务消费是对提供活动的一种消费，需要特定的载体，服务消费品本身一般不具备实物形态，服务消费的过程和服务生产的过程是同步进行。二是服务消费收入弹性比商品消费大。居民服务消费结构一般是随着收入的增长，按照“衣食—住行—康乐”路径发展，消费者一般只有在满足生存资料购买的基础上，才逐渐开始进行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消费，服务消费就是基于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基础上发展的，有较大的需求收入弹性。三是服务消费的满意程度个体差异明显。服务提供者个人的能力和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服务消费水平的高低，而由于个体差异的存在，消费者对服务消费效用的评价很难像实物消费有统一的标准。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服务消费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1000美元时，居民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吃、穿等满足生活必须的阶段，以商品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是这个时期的主要消费方式；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到3000美元阶段，居民消费结构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发生转变，居民用于吃、穿的费用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明显下降，用于住、行和文化娱乐等的消费支出比例显著上升，发展型、享受型服务消费快速增长；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时，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期。
研究居民服务消费的发展特点，目前主要是通过研究服务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总支出中的结构及其变化来反映。一般认为，服务消费支出是用于人们支付社会提供的各种文化和生活方面的非商品性服务费用。基于数据连续性和可获得性原则，参考《浙江省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分类，本文对浙江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研究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其中城镇居民的服务消费支出包含饮食服务、衣着加工服务、居住服务、家庭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娱乐服务和教育八大类；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包含在外饮食、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消费服务、邮电通讯服务、教育服务和旅游休闲娱乐服务七大类。
二、浙江居民服务消费发展现状
浙江作为沿海省份，经济相对发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1996年和2005年，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突破1000和3000美元，分别达到1148.9和3303.6美元，根据国际经验，浙江服务消费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从1996年到2013年，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4.4%、10.6%和9.9%。伴随收入的持续增长，我省居民服务消费呈现支出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的发展态势。
1. 服务消费支出持续增加，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贡献。 2013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达到37851[1]和16106元，比2001年分别增长2.6和3.2倍，年均分别增长11.4%和10.8%。受收入持续增长带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恩格尔系数持续下跌。2013年，浙江城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4.4%和35.6%，和2001年相比，分别减少1.9和6.0个百分点。随着收入增加和用于食物消费的支出逐渐较少，浙江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持续增长。2013年，浙江城镇人均服务消费支付10310元，比2001年增长2.7倍，年均增长11.8%，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人均家庭总支出的32.4%，占比与2001年相比提高4.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3479元，比2001年增长2.4倍，年均增长11.3%，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人均全年总支出的22.5%，占比与2001年相比提高1.6个百分点（图1）。
从2001年到2013年,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服务消费对总体消费支出的贡献率分别为49.0%和29.7%，分别拉动总体消费年均增长4.7和3.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将近一半的消费增长和农村居民将近三分之一的消费增长都是由服务消费增长贡献的，服务消费的贡献超过了住房、汽车等消费热点对居民消费的贡献作用，已经成为提高总体消费水平、拉动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力量。
图1 浙江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情况
2. 交通和通讯消费是城镇居民服务消费的主要方式。 交通和通讯、居住服务消费等享受型消费占比不断提高。随着浙江对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增加，浙江城镇居民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费比重稳步增长，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最主要的服务消费项目。2013年全省完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入1450.3亿元，高速路网不断完善，居民出行日益便利；对邮电通讯基础设施投入62.4亿元，移动基站覆盖更加全面，居民通讯更加畅通，网络服务全面提升，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到1243万户。受益于便捷的交通和网络、通讯， 2013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交通和通讯支出为4568元，比2001年增长5.6倍，年均增长16.6%；交通和通讯支付占城镇人均服务消费支出的44.3%，比2001年提高19.8个百分点。随着居民对居住条件、物业服务要求的提高，居住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小幅提高，2013年城镇居民居住服务消费支出164元，比2001年增长4.9倍，年均增长15.2%；居住服务消费支出占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1.6%，比2001年提高0.6个百分点。
饮食服务、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在城镇居民服务消费中的比重有所下降。随着饮食习惯的变化，城镇居民更倾向于在家就餐，饮食服务支出占比从2001年的21.4%下降到2013年的17.3%。随着城镇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比逐年回落，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244元，占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的12.1%，比2001年减少6.9个百分点（图2）。
图2 2001—2013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结构变化
3. 医疗保健、在外饮食等消费是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主要方式。 随着健康意识的增强和农村卫生体系建设的大量投入，农村居民看病更加便利，医疗保健的支付成为浙江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主要项目。2013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944元，比2001年增长2.7倍，年均增长12.7%；医疗保健支出占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27.1%，比2001年提高2.4个百分点。在外饮食是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第二大支出，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在外饮食消费693元，比2001年增长4.3倍，年均增长15.3%；在外饮食支出占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19.9%，比2001年提高7.0个百分点。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消费服务和邮电通信费占比基本保持稳定。2013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消费服务和邮电通信费分别为565、140和337元，比2001年分别增长2.6、2.3和2.2倍，年均分别增长11.0%、10.4%和11.2%；分别占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16.2%、4.0%和9.7%，和2001年相比，与2001年相比，占比分别提高0.9、下降0.1和0.5个百分点（图3）。
图3 2001—2013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消费结构变化
4. 教育支出在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均呈回落态势。 随着中小学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学生“减负”等政策的实施，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占比减少明显，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1297元，比2001年增长1倍，年均增长7.8%；教育支出占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的12.6%，比2001年减少10.0个百分点。除2001年外，教育支出在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中的排位相对稳定，一直保持第三。教育支出依然是城镇居民服务消费的一个主要项目。
农村居民教育服务消费占比下降较大。2013年，浙江城镇化率为64.0%，比2001年提高13.1个百分点。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浙江农村居民人数不断减少，相应农村适龄求学儿童也减少，同时政府对基础教育投入力度的加大和中小学免交学杂费等政策的实施，农村居民对教育服务的支出占比相对减少。2013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服务支出604元，比2001年增长91.7%，年均增长6.2%；教育服务费占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17.4%，比2001年减少13.5个百分点。教育服务消费在农村居民服务消费占比的排位持续下滑，从2001年的第一到2008年的第二再到2011年的第三。随着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理念的变化，农村居民服务消费项目和形式更加多样化。
5. 文化娱乐等享受型消费支出快速增长。 党的十八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文化产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2012年，浙江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增加值1581.7亿元，占GDP的为4.6%。文化产业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对精神层面享受追求的提高带动了城乡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的快速增长，文化娱乐消费在城乡居民服务消费中的占比不断提高。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服务支出1095元，比2001年增长6.1倍，年均增长18.0%，年均增速居城镇居民服务消费各项目之首；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10.6%，比2001年提高6.1个百分点。浙江农村居民人均旅游休闲娱乐消费支出196元,比2001年增长9.3倍,年均增长21.3%,年均增速居农村居民各服务消费项目首位;农村居民旅游休闲娱乐消费支出占浙江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5.6%,比2001年提高3.8个百分点。
三、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浙江居民服务消费已经逐渐成为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改善居民物质生活、提升居民精神享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城乡“二元 ”结构的长期存在，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发展还滞后于居民生活要求，和发达国家相比，浙江服务消费依然存在消费层次偏低、消费结构不完善等问题。
1. 城乡服务消费差距较大，农村居民服务消费倾向偏低。 我国经济结构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相对于城镇经济发展较快、基础设施较完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和社会保障投入较多，农村居民存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均纯收入较低、服务消费体系发展滞后等问题，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增长相对较缓。2013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消费支出和服务消费支出分别为16106、11760和3479元，分别为同期城镇居民的42.6%、50.6%和33.7%；和2001年相比，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年均增长11.3%，比城镇居民年均增速低0.5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总体消费的比例和服务消费倾向较低。2013年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29.6%，比城镇居民低14.7个百分点；与2001年相比，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占比提高0.3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服务消费占比提高8.9个百分点。相对于城镇交通、通讯、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项目发展较为完善，农村服务消费项目相对缺乏；同时，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居民不断减少，城镇人口和规模不断扩大，服务消费作为居民消费发展的一个相对高阶段，更倾向于在人流集聚的地方发展，从而导致农村居民服务消费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均慢于城镇居民。2013年，浙江农村居民服务消费倾向[2]为0.22，比城镇居民低0.06个百分点。从2001年到2013年，农村居民服务消费倾向一直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倾向0.05个百分点以上；其中2009年到2011年，农村居民服务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服务消费倾向均低0.08个百分点（图4）。
图4 2001—2013年浙江居民服务消费倾向
2. 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相对滞后，医疗支出占比较大，养老服务发展迟缓。 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支付比例不断提高，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社会保障支出2890元，占消费支出的12.4%，比2007年提高0.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1.1%。浙江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中，医疗保健消费占比最高，从2001年到2013年，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服务消费支出的比例都在20%以上，其中2011年达到29.7%。相对于城镇居民比较完善的医保体系，农村居民医保体系近年来虽然发展较快，但还是存在报销比例相对较低、疾病保险种类偏少等问题，农村居民需要自己支付较多的医疗费用，从而影响文化娱乐等其他消费项目的支出和增长。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重，养老服务是否完善已经成为影响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浙江省老龄办发布的《浙江省2013年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13年末，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897.83万人，占总人口的18.63%；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140.16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61%。解决养老问题迫在眉睫。相对于教育、交通、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的发展，养老服务发展相对迟缓。据2014 年浙江养老服务峰会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9月，浙江建有各类养老机构2100多家，拥有床位数将近30万张，平均30个老年人拥有一张床位，养老服务提供与居民需求之间差距较大。此外，相对于养老需求，养老护理专业人才严重短缺、养老服务市场发展不完善，影响了养老服务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3. 服务消费层次有待进一步提升。 和北京、上海等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居民服务消费相对发达的城市相比，浙江居民服务消费还存在结构不均衡、消费层次偏低等问题。2013年，北京、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5052和14541[3]美元，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76.9%和62.2%，城镇化率分别达到86.3%和89.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0321.0和43851.4元，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为18337.0和19595.0元，以上指标均高于浙江。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地区服务消费的发展水平。和北京、上海相比，浙江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中，文教娱乐占比较低、交通通信占比较高。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中，浙江服务消费占比与北京相比，低1.5个百分点；文教娱乐占服务消费的比重为28.3%，比北京、上海分别低5.5和6.3个百分点；交通通信占服务消费的比重为45.4%，比北京和上海分别高10.6和5.7个百分点。从农村居民服务消费发展水平看，家庭设备及用品占比相对较低。2013年，浙江农村居民服务消费占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的38.5%，占比与上海基本持平；家庭设备及用品支出占服务消费的12.6%，比北京低5.8个百分点。文教娱乐、家庭设备等享受型服务消费占比有待进一步提升。
和美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浙江服务消费的发展水平滞后比较明显。美国在1962年服务消费支出的比重就达到47%左右，到2010年为71.1%。日本在2004年，以“保健医疗、交通通信、学校教育、在教育与娱乐”为代表的服务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比重达到31.7%。韩国在2010年，以“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化娱乐和教育”为代表的服务消费支出比重为36.9%。而浙江在2013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比重分别为32.4%和22.5%，大幅低于美、日、韩的水平。总体比较，浙江居民服务消费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至少在10-15年左右。
四、浙江服务消费发展的因素分析
消费增长的动力机制包括三个层面：心理、技术和经济。马斯洛需求认为，需求是有层次的，消费行为是由优势需求决定的，只有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消费者才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心理机制为消费增长创造了永无止境的内在冲动，技术进步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新的消费条件，为消费持续增长提供了客观条件，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消费增长机制中的核心要素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保障。
本文构建的消费需求函数主要研究城镇（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服务项目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和灰色关联分析，研究各因素对居民服务消费的影响程度。
由于加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后，无论是城镇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模型还是农村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模型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负数，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因此加以剔除。对农村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模型的分析中，相对于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城镇化率对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关系不大，因此不予以考虑。由此，用EVIEWS6.0软件，得到以下方程：
对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需求模型为：
Y 1 =-3098.773+0.019X 1 +333.515X 3 +0.076X 4 -116.383X 6
（-0.618）（0.316）（3.554）（0.759）（-4.119）
R 2 =0.998 A - R 2 =0.993
对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需求模型为：
Y 2 =-2781.713+0.017X 1 +0.117X 5 -23.433X 6
（2.218）（1.212）（1.719）（-1.792）
R 2 =0.990 A - R 2 =0.984
其中，X 1 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X 3 表示城镇化率，X 4 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 5 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 6 表示服务项目价格指数， Y 1 表示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元），Y 2 表示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元）。两个方程调整后的R 2 均大于0.98，表明多元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除服务项目价值指数外，其他各自变量均通过t检验。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均与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正相关，服务项目价格指数与居民服务消费支出负相关，结论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其中，人均收入水平变动对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大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当人均收入增长一个百分点时，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分别增长0.076和0.117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受收入增长影响程度高于农村居民；当服务项目价格指数提高一个百分点时，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支出分别减少1.16和0.23倍；当城镇化率提升一个百分点时，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可以提高3.3倍。
从灰色关联分析看，城镇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服务项目价格指数之间的关联系数分别为0.8422、0.8346、0.5800、0.5722和0.5514；农村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服务项目价格指数之间的关联系数分别为0.9057、0.7422、0.6138、0.6037和0.5779。灰色关系分析同样表明，人均收入是影响服务消费支出的一个最关键因素，结论与多元线性回归一致。
因此，通过分析收入效应可以看出收入变化对各服务消费项目的影响程度。收入效应一般指，当收入相对于消费品价格发生变化，即购买力发生变化时，对消费数量所产生的影响。当消费品价格不变而居民收入增加时，居民购买高档消费品、服务性消费的需求就会增加，进而刺激高档消费品、服务性消费产业的增长。一般而言，当收入弹性大于1时，说明收入富有弹性，即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但是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大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当收入弹性在0和1之间时，说明收入缺乏弹性，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但是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当收入弹性小于0时，就说明该商品的需求量与收入变化之间存在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对该商品的需求量反而减少。当收入为0时，说明收入无弹性，消费者收入的变化并不引起对商品需求量的变化。当收入弹性等于1是，需求量变动与收入变动的百分比相同。
从浙江城乡居民服务消费项目收入弹性的均值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服务消费中，居住服务、交通和通信、文化娱乐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1，分别为1.62、1.58和1.68。随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以居住服务、交通通信、文化娱乐为代表的服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带动与之相关的高端物业管理、信息服务、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衣着加工服务收入弹性均值为-0.26，表明随收入增加，城镇居民更倾向于直接购买成衣。饮食服务、家庭服务、医疗保健和教育的价格弹性均值分别为0.91、0.87、0.6和0.65，表明收入增加后，用于饮食、家庭服务、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支出会低于收入的增长，尤其是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收入弹性系数小于1，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浙江对城镇居民在医保体制和公共教育投入较大，居民负担相应减少，可以将收入用于更多其他方面的消费。
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在外饮食、医疗保健、交通消费服务、邮电通讯和旅游休闲娱乐支付收入弹性系数均值都大于1，分别为1.55、1.33、2.07、1.22和2.24，提高农村居民纯收入，可以有效促进交通、旅游娱乐的发展。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收入弹性均值为0.99，表明当农村居民对家庭设备的消费基本随收入增加同比增长。教育服务消费的价格弹性均值为0.81，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居民可以将节约的费用用于购买其他专项技能培训服务。
五、进一步促进浙江居民服务消费的对策和建议
服务消费的发展对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浙江经济目前正处于“三期交汇”和“三个叠加”时期，《浙江省政府2015年工作报告》中也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为进一步促进居民服务消费增长，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1.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增强服务消费预期。
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破除各种户籍、身份等限制，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健全完善对居民医疗、教育、养老等综合保险体系，不断提高参保率和覆盖率。构建人均收入增长与物价波动的联动机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完善住房保障机制，支持各地把部分存量房转为公租房，减轻低收入居民住房负担。实施全面参保登记计划，合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积极稳妥推行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增强政策积极性，逐步实现全体人民老有所养。加大对基本医疗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比例，建立健全统筹兼顾各类群体的社会保障待遇的政策调整，逐步缩小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继续完善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保障机制和财政支持力度，构建多元化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减少居民对义务教育的消费支出，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居民消费预期，不断提高服务消费水平。
2. 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增强居民实际消费能力。
完善促进就业、鼓励创业、自主择业的体制机制，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促进机会公平和充分就业。采取多种措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实行结构性减税让利政策，政府给企业减税，企业给职工让利，切实增加职工收入，从而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和购买力。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制度，提高劳动报酬在企业利润分配中的比例，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努力实现居民收人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高存款利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实施就业创业工程、农民技能培训工程和实施农村科学普及工程，提高农村居民生产技能；加快发展新型农村经济合作社和农业信息化建设，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3. 增加有效服务供给，满足多层次服务消费需求。
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增加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业。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养老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重点发展清洁、陪护、保姆、家教、代购、洗染等家政服务业，扩大家政服务消费领域和消费群体，不断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各层级居民的消费需求。鼓励服务性企业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管理理念改造提升传统消费性服务，促进休闲娱乐、文化创意等现代消费性服务业发展。注重扶持新兴服务业行业，积极拓展动漫游戏、移动增值、数字新媒体等新型服务业态，开拓新的服务消费热点，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提高服务业从业者素质，加强专业化和规范化培训，提高服务消费水平，加强服务行业资质认证规范化建设，全面提高服务环境建设，保障居民愿意消费、放心消费和持续消费。
4. 深化服务业体制改革，加强服务消费政策引导。
深化服务业体制改革，增强服务业的活力。注重产权多元化，适当提升对外开放程度。以市场化方向发展现代服务消费产业，允许更多的企业进人垄断经营的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消费领域，发展多种新兴服务项目，寻求新的消费热点，重点发展商贸服务、文化服务、旅游服务、家庭服务和体育服务。建立、完善和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快垄断性服务业改革的进程，通过公平竞争机制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价格。加强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居民服务性消费便利度。强化对服务消费的政策引导，加快服务消费相关立法，确定服务消费的基本规则。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健全消费维权机制，加大违法惩治力度，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浙江数据来源为《浙江统计年鉴》相关年份，考虑数据可获得新和指标的连续性，本文以下关于浙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2001年到2013年。
[2] 城镇（农村）居民服务消费倾向用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服务消费支出占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表示。
[3] 省际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