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制造业陷转型焦虑 供给侧改革开对症良方

　　中新网杭州2月25日电(记者 徐小勇 李佳赟)新年期间，在日本、欧洲等地熙熙攘攘的海外购物大军中，不乏手持长长清单的中国游客身影。在一长串“购物清单”中，指甲钳、保温杯、电动牙刷、钢笔等一大批日用品赫然在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浙江诸多工厂库房内，此类产品铺满货架，有的甚至产能过剩、积压严重。

　　一份份“购物清单”折射的正是“中国制造”的尴尬和焦虑，也凸显了供给侧改革的迫切必要性。

　　诚然，以“薄利多销”为代表的传统制造路径正逐渐光环淡褪，无品牌、雷同性强、附加值低等“后遗症”正使传统制造业身陷囹圄。无论是“小家电王国”宁波慈溪，还是“民营经济发源地”温州，亦或是“五金城”永康，这些以“低、小、散”为特征的浙江传统块状经济正经历着一次关键的转型升级。

　　在供给侧改革提速的背景下，如何调转庞大的制造产业身躯实现奔跑跨越，这成为浙江这一民营经济大省挥之不去的产业命题。

　　深陷产能过剩泥沼企业步入“微利时代”

　　开车行驶在浙江境内的公路上，你会看到“欢迎来到织里中国童装城”、“中国水晶玻璃之都——浦江”、“浙江海宁皮革城”等广告牌在车窗外纷纷闪过，而广告牌的内容也可直接“解读”出浙江经济的一大特点——“一镇一品”、“一乡一业”。

　　作为传统制造业大省的浙江，几乎每个县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覆盖轻纺、皮鞋、经编、电器、打火机等行业。曾经，“浙江制造”以低成本优势快速占领全球市场，更以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之势扬名海内外。

　　然而，近些年块状产业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升级压力。随着传统制造业逐渐进入“微利时代”，由产能过剩引发的“价格战”使“供给侧”更显紧迫。

　　随着沿海制造业的“廉价”特色与政策红利的消失，浙江制造企业越发真切地感受到了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阵痛。曾闻名全国的“钮扣之都”、“拉链之乡”——温州永嘉桥头镇的迷茫踟蹰，正是这一趋势近乎残酷的现实写照。

　　从一度占据国内市场60%和国际市场80%的份额，到逐渐陷入“门庭冷落鞍马稀”的尴尬境遇，如今桥头的钮扣拉链产业在桥头钮扣城总经理王其会看来，颇有几分“鸡肋”的味道。

　　“这一行门槛太低，如今孟加拉等国的钮扣产业正强势崛起，当年我们凭借低廉的价格从欧美国家手中抢占市场，现在这些全球新兴市场也正以同样的方式从我们手中‘带球过人’。”王其会说，制造业成本上升导致不少订单流向更为廉价的东南亚等国，对于小型传统企业来说，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到来，旧的路径依赖却正在失去。

　　一颗纽扣所面临的“焦虑症”，正是万千低成本制造商品共处的尴尬境遇。不仅民营经济最初萌芽的温州专业市场面临着转型阵痛，在滚滚而来的时代浪潮中，如宁波余姚塑料城这样的老牌市场也经历着后劲乏力的无奈。

　　余姚材料供应商张峰能明显感受到这股寒流，“成本越来越高，利润又在不断降低，传统塑料制品行业正步入‘微利时代’，若不时刻紧盯市场潮流，很可能会面临丢失客户的险境。”同张峰一样，许多企业主也在为低端塑料制品“红海”竞争的惨烈心急如焚。从昔日“人无我有、人有我廉”到今天的残酷变局，让“低小散”的塑料行业倍感压力。

　　如果说，永嘉、余姚的传统制造业面临的是成本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那么慈溪这样的小家电制造业基地，遭遇的还有产能过剩的打击。

　　慈溪是全国最大的小家电产业集聚区之一，但长久以来，不少作坊式的小型加工厂已习惯通过“低买高卖”、“模仿、山寨、低价”来抢占市场。于是，不计其数的模仿产品纷纷上马，留下了大干快上、盲目扩张的后遗症。

　　如今，面对越来越微薄的利润、以及越来越狭窄的市场空间，慈溪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投资与科技科科长施光立坦言，互联网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开放，无品牌、雷同性强、附加值低的产品将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在此般合围之势中，供给侧改革更显立意深重。“如今，传统经济区块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困境。”施光立说，但若不解决好品牌、技术、设计这几个核心的环节，产业的转型升级无从谈起。

　　“品牌短板”难享高端之利结构调整初现曙光

　　无疑，浙江是一个充分流淌着商贸DNA的省份。20多年前，搭起棚子、白手起家的浙江人成为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创业先锋。但由于资金有限、技术简单，这些开拓者自然地将塑料制品、纺织、眼镜、阀门等加工装配业作为最初的创业选择。这种产业先天发展的“不足之症”也制约了后期的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的号角已然吹响。

　　浙江诸暨大唐镇被称为“世界袜都”，年产袜子占全世界70%以上，相当于每年要为世界上每人生产4双袜子。然而，当这些“大唐制造”的袜子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商场、超市时，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出生地”。

　　长期为国外品牌做“贴牌”的慈溪本土企业“卓力电器”对此也深有感触。该公司营销副总经理邓彬烁感叹，当公司带着一款自主研发的熨烫机到上海进行路演时，有很多意向顾客问起熨烫机的品牌和产地。“我当时心想，这款产品并非国外制造，而是本土自主研发的，于是我自豪地回答产品产地在宁波慈溪，但没想到，这笔生意却因此‘黄’了。”邓彬烁叹道。

　　长期的贴牌代工，使不少有技术的企业遭遇“品牌之殇”，此前由“日本马桶盖杭州制造事件”引发的热议，也在折射浙江传统制造经济的痛点。如今，随着环境、资源不断触及“天花板”，外需持续低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野蛮生长的“无品牌巨人”，在“寒冬期”显得身形消瘦。

　　“品牌之殇”实则是自主创新“缺失之痛”。没有技术、设计、人才这几个核心的环节，传统制造企业只能在贴牌的“泥淖”中挣扎迷失，供给侧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浙江义乌圣诞用品行业协会秘书长陈金林曾表示，传统的“中国制造”不能再仅仅依靠低廉的价格取胜，而需要转向重视知识产权、创新设计和品牌建设。海关数据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圣诞用品制造地。但风光的数据背后，仿冒与同质化倾向严重，品牌缺乏竞争力。“一件出口报价2美元的圣诞服饰，到了美国亚马逊却要买20多美元，没有品牌就没有议价能力。”陈金林说。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刚表示，浙江的部分制造企业仍然停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企业，利润微薄不说，还将面临“大浪淘沙”的市场冲击。

　　深谙市场规律的企业家们知晓，居于“微笑曲线”中间，依靠制造加工赚取微薄的利润是一条看得见尽头的“死路”，而推动结构优化的“供给侧改革之路”则展露出迷人的曙光。

　　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场”中，父亲是慈溪知名企业主的“创二代”余雪辉，就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父辈的道路。他通过研发智造，在模仿、贴牌的主战场外，悄悄开辟出一片“新大陆”。

　　2015年年初，被“价格战”深深刺痛的余雪辉与国内顶尖的模具制造商、市场调研机构、营销公司合作，共同打造了一款在卫生间集取暖、除臭、除湿、人机交互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机器人，其中光工业设计费一项就达50万元。

　　“以前做的产品设计费用最多不超过五万元，对我们来说，这种摆脱模仿和微利的新模式是生产经营理念的颠覆。虽然产品目前还未投入市场，但我对它的未来很有信心。”余雪辉说道。

　　供给侧改革的“浙江力度”转型升级“纵深推进”

　　从盲目跟风投产到自主研发的探索，余雪辉的转型之路也正凸显供给侧改革的迫切性和“路线图”。

　　在产业结构进行深度调整的当下，必须从供给侧改革着力，迅速淘汰落后产能，同时鼓励研发投入，支持创新，推动中国制造的加速升级。而作为传统制造业大省，浙江一直在尝试摆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

　　2015年以来，浙江工业坚定不移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浙江省先后出台“四换三名”相关专项政策10多件，省级财政共统筹安排5亿多元资金支持“四换三名”，不断深化“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和“三名”工程，结构优化成效明显。

　　走进方太、欧琳等企业生产车间，你会看到“机器”已渗透到诸多生产环节。一道道复杂工序现在已被机器所取代，如今只需一人操作机器，产量就可抵之前的四五名工人。诸多制造企业在产业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以“机器红利”替代过去的“人口红利”，找到了降低成本、提质增效的转型升级突破口，打造品牌和专利技术也成为其顺势而为的选择。

　　如今，在供给侧改革不断加速的背景下，供给侧改革的“浙江思路”，或将为浙江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动力。2016浙江省两会期间，浙江省长李强指出，2016年浙江将加快“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相关改革，建立健全优胜劣汰机制，对“僵尸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乃至破产清算实现市场出清，继续关停落后产能、整治“低小散”。同时浙江将制定实施企业减负三年行动计划，切实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温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今年浙江省两会期间表示，“我们考虑推出一些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些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加快实现温州产品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企业从小而多转向精而强，方式从单纯制造转向制造服务，动力从成本控制转向创新驱动。”

　　除了淘汰落后产能，部分生产企业也开始利用互联网调整自己的生产结构。一批慈溪制造业企业早已蠢蠢欲动，开始快速抱团“触网”，试图找回昔日的活力。2015年5月13日凌晨，淘宝网首页被一批打上“中国质造”标签的慈溪小家电承包了，29个精心挑选的慈溪家电品牌集体上线。这些品牌全部来自专为国外知名企业做贴牌生产的厂商，而这次它们都打出了企业自主品牌。

　　而为了替慈溪家电“吆喝”，慈溪市长施惠芳更成为“代言人”，在慈溪家电产业带主页上宣言：“慈溪作为中国重要的家电产业集群区，拥有一大批高性价比的好家电，如今站在‘互联网+’的风口上，以自主品牌的新姿态迎战市场。”

　　随着供给侧改革“号角”在浙江土地上吹响，智造创新正成为浙江产业转型的新引擎，赋予这片土地磅礴的生机和活力。

　　宁波大学商学院院长熊德平认为，制造企业必须要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投入。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实现从设计、制造等整个产业链的升级，那么它与其他企业的竞争，就不再是一件产品的竞争，也不局限于成本之间的较量。

　　若要让浙江智造经济“长袖善舞”，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认为，政府应真正为企业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其中包括产业心理环境与文化环境，能让浙江企业家愿意静下心来用“工匠精神”做产业、做实业；同时政府需要把政策平台做好，培养过程中并非由政府手把手教授，而是政府通过立法等有效办法，将浙江企业家的创业环境、发展环境普惠化、稳定化，尽量少做一些选择性干预的事情，给产业生长调整留下一些空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