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满洪：我与美丽浙江研究
【编者按】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今年以来，我省学者纷纷撰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其参与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关领域研究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展现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经作者本人同意，本公众号近期将刊发部分学者的回忆文章，作为对浙江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致敬和纪念。本期刊发的是 宁波大学沈满洪教授 的 《我与美丽浙江研究》 一文。
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的博导史晋川教授写了一篇《我与温州模式研究》，刻画的是浙江省市场化改革走在前列的温州“一个点”的研究；应省社科联之约，模仿导师的写法，写一篇《我与美丽浙江研究》，描绘的是浙江省市场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一条线”的研究。
贵人相助，为“半路出家”者成就学业
我本科学的是化学专业，拿了理学学士；第二学位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拿了法学士。于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先后担任院系团总支书记、校团委副书记等职。在即将离开共青团岗位的1992年，据时任杭州大学经济系主任史晋川说，原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力荐我就任经济系党总支副书记，于是，我29岁就走上了高校中层干部的岗位。工作不久，经济系党总支书记李庚锦老师关切地问我：“你这么年轻，将来学业上有没有考虑？例如是否准备在职读研。”我回答：“我没有想过，也不敢想。如果我读研究生，李老师你不是就更辛苦了。”李老师回答：“我辛苦一点不要紧，你们年轻人的前途更要紧。”这样，立马坚定了我攻读在职研究生的决心。经过一段时间旁听课程和复习准备，1994年顺利考上了旅游管理专业西方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
考上研究生后面临两个问题：一是选择导师，二是选择方向。当时杭州大学经济系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年轻教授有三位：史晋川、金祥荣和张旭昆。由于史晋川和金祥荣均是班子成员，而我也是班子成员，于是一致决定让我跟随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张旭昆教授读研。如何确定我的研究方向？三位教授均认为，环境经济学是一个新兴方向，而当时经济系没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建议我利用本科学化学的比较优势，从事环境经济学方向的研究，要求我将来在浙江省学界要成为本领域的“第一块牌子”。我想：“好高的要求啊！”
199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21世纪议程》，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的交集正是强调以市场经济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国务院1994年发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同样也是强调以经济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基于这些文件和讲话依据，征得导师张旭昆教授同意，我就确定了论文选题《环境经济手段研究》。论文写作期间，张老师在德国访问，还专门为我带回来最新的权威的环境经济学文献综述。张老师回国后还带领我们弟子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年会，让我体会到学术之魅力、学者之魅力、有学术之学者之魅力。硕士论文答辩后，从学位论文中提炼出来的论文《论环境经济手段》于硕士研究生毕业当年的1997年就在《经济研究》上顺利发表。感谢张旭昆教授！张老师是引领我学术探索的第一位导师——硕士生导师。
当时的杭州大学经济系有明确的学术分工，例如，张旭昆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课题研究相对少；而金祥荣教授则主要从事政府经济学研究，课题研究机会多。于是，金祥荣教授便主动邀请我参加桐庐县委委托的重大项目“桐庐县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与对策研究”。第一次调研一星期，第二次调研一星期，第三次调研又是一星期，几乎跑遍了桐庐县的各个乡镇、主要部门和代表性企业。每次调研结束，时任县委书记项勤都要邀请课题组吃饭。但是，饭前要求每人汇报调研心得。我在与县委书记面对面的交谈中学会了思考，在多次课题组研讨会的“头脑风暴”中学会了研究。这个项目得到桐庐县委的高度评价，也培养了我这个会做课题研究的年轻学者。金祥荣教授给我上过课，但没有名份上的导师称号，不过我在赠阅金祥荣教授的专著上题写了“不是导师，胜似导师”的赠言。感谢金祥荣教授！金老师是指引我课题研究的第二位导师——课题研究导师。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二年，便迎来了1998年的浙江大学四校合并。根据组织安排，我考入了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担任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和研究生管理处副处长。接触了众多的新浙江大学的高层次人才后，日益感到自己学识和学历的不足。于是决心考博。在学校不同意我脱产考博到复旦大学学习的情况下，选择了报考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的在职博士生。史晋川、姚先国、金祥荣、金雪军、张小蒂、宋玉华、赵伟等一大批教授的精彩课堂让人受益匪浅。史晋川教授“不要到处挖坑，定要深入打洞”的学业指导让人终身难忘。在史老师的指导下，我利用四年时间按时完成了学业，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水权交易制度研究——中国的案例分析》的答辩，成功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同名专著还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感谢史晋川教授！史老师是指导我学术创新的第三位导师——博士生导师。
博士毕业后，就真正开始“独立门户”。但研究方向始终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理论与政策、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与制度等，而且始终围绕“美丽浙江”这一美丽的学业开展研究。从开始读研至今已经整整经历了25个年头。25年来，我先后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各类课题60余项，在《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独著或主笔专著30余部，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5次，其中一等奖3次，20多件成果要报得到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由于组织的关怀，荣获了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
回顾学术历程，有几点深刻体会：第一，人生需要贵人相助，沈善洪校长、李庚锦书记等就是我的“贵人”。第二，学术方向的凝练，既要呼应时代需要，又要符合学科需要，还要利用比较优势。第三，学科交叉可以在多个层面展开，其中之一便是学者自身的学科交叉，理学学士、法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这样的学科交叉有利于学者的成长。第四，导师组是一个好制度。在学业生涯中有三位导师的真传，真是学术人生之幸！第五，作为一个行政学业“双肩挑”人员，学术研究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原杭州大学党委书记郑造桓、原浙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费君清等领导时而提醒我“勿忘学术”，常常激励我学业上的奋进。
理论创新，为应用研究开辟广阔道路
理论研究是对策研究的基础，对策研究是理论研究的转化。没有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对策研究会缺乏理论支撑和说服力。我的理论研究大致上经历了“综合→分化→再综合→再拓展”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做综合研究 ，在硕士论文基础上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生态建设及环境保护的经济手段研究”，最终成果是专著《环境经济手段研究》。该专著对环境经济手段做了分类：一类是侧重于政府干预的“庇古手段”，以著名福利经济学家庇古的名字命名，如资源税、环境税、碳税和生态补偿、循环补助、低碳补贴等；另一类是侧重于市场机制的“科斯手段”，以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名字命名，如水权交易、林权交易等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排污权交易等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碳权、碳汇交易等气候资源产权制度。《环境经济手段研究》相当于研究环境经济制度的一本原理性专著。
第二阶段是做分化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水权交易制度研究——中国的案例分析》以及在课题报告基础上出版的专著《绿色制度创新论》《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排污权监管机制研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低碳发展论》《中国工业节水战略研究》等均是对具体的“庇古手段”和“科斯手段”逐一进行深入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健全水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及实现机制研究”最终成果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水制度研究》更是一个“深挖洞”的聚焦性成果。
第三阶段是做再综合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浙江省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研究”等及其同名专著均是代表性成果。在深入研究各个具体制度（手段）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制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不同生态文明制度之间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基于制度的可替代性要进行优化选择，基于制度的互补性要进行耦合强化。而且在综合的基础上形成代表性的教科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第二版）《生态经济学》（第二版），有的还被评为浙江省“十三五”优秀教材。
第四阶段是做再拓展研究 ，由于到宁波大学工作，需要彰显宁波大学学科建设的“海洋化”特色，于是我便带头转向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为此，组建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海洋生态经济专业委员会、筹建东海研究院、策划港口经济协同创新中心、主编《海洋生态经济学》等。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及公共治理机制研究——以中国东海为例”、浙江省文化工程第二批项目之一的“从海洋经济强省到海洋强国建设”等便是代表性成果。从此，我的研究从陆地跨向了海洋，形成陆地生态经济学与海洋生态经济学并举的格局。这一阶段属于正在进行时。
25年的学术生涯的主要创新性成果大致如下 ：
（1）在环境经济手段研究领域，率先提出了环境保护的庇古手段和科斯手段，并基于边际管理成本和边际交易成本的概念构建了环境经济手段的优化选择模型及其选择方法。该模型是我国大多数《环境经济学》或《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科书引用的重要环境经济学模型。
（2）在水资源经济学研究领域，率先提出了由一级水权市场、二级水权市场和三级水权市场构成的中国多层次水权交易制度框架，并提出了水权交易函数、水权交易费用函数等。基于中国水资源形势提出了包括水资源需求保障、水资源供给保障和水资源交易保障在内的水资源安全保障体系。
（3）在生态经济学研究领域，率先提出了生态需求递增规律和生态价值增值规律，与传统的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规律、生态产业链接规律等形成完整的规律体系。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生态系统、生态产业、生态消费、生态价值、生态科技、生态制度等范畴所构成的生态经济学篇章的框架。
（4）在生态文明战略研究领域，率先提出了由生态文化、生态产业、生态消费、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生态科技、生态制度等七个要素构成的生态文明体系。率先提出了生态产业主导化、绿色消费时尚化、生态资源高效化、生态环境景观化，生态城乡特色化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性战略；并提出了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等手段性战略。
（5）在生态文明制度研究领域，系统构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管制性制度、选择性制度和引导性制度的分类，据此提出了生态文明制度矩阵和制度工具箱，并按照制度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生态文明制度的替代性关系和互补性关系，基于生态文明制度的替代性要注重制度的优化选择，例如碳税制度还是碳权制度的比较选择，基于生态文明制度的互补性要注重制度的耦合强化，例如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与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组合。
在学术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第一，学术创新必须建立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做得好文献综述未必一定有学术创新，做不好文献综述不可能有学术创新。第二，只要甘于读万卷书（阅读），只要甘于坐冷板凳（思考），只要甘于行万里路（调研），百思必有灵感，必有其解，必有收获。第三，学科交叉是一把金钥匙，在学科交叉处往往具有极好学术成长性，可以挖掘丰富的学术金矿，甚至可能开辟一个学术领域。
正是有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积累，才有可能做好美丽浙江建设的对策研究。
咨政建言，为美丽浙江建设贡献智慧
浙江省是市场化改革的先行区，浙江省也是率先遭遇“成长中的烦恼”的省份。正因此，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以“一任接着一任干”“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浙江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出战略深化的明显轨迹：“绿色浙江建设→生态省建设→生态浙江建设→美丽浙江建设→诗画浙江建设”。这一轨迹，一方面表现为以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政策连贯性，始终坚持“绿色”和“美丽”主线；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层次的递进性，绿色浙江建设主要侧重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生态省和生态浙江建设则上升到生态文化建设、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建设，美丽浙江和诗画浙江建设除了强调生态环境安全的基本需要外，突出了生态环境审美需要等高层次的需要。
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不断深化的进程，正是我的学术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浙江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每一次深化均给予我难得的机遇，每一次参与浙江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规划、制度、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和总结，都是极好的学习机会、研究机会和收获机会。例如，2003年参与制定《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6年主持浙江省第一期文化研究重大工程项目“绿色浙江——生态省建设创新之路”、2008年主持浙江省政府重大调研项目“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2009年主持省委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若干理论研究”、2012年主持的杭州市政府重大项目“美丽杭州建设的思路与举措研究”、2016年主持浙江省第二期文化研究重大工程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浙江样本”，等等。这些机会的有效利用，一方面服务于浙江的地方党委和政府，另一方面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政策水平，均是于公于私“双赢”的工作。
对策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延伸和转化。有些对策性课题的立项本意就是政策创新和设计。我在广泛参与美丽浙江研究的过程中，完成了从理论研究工作者到政策研究工作者的拓展，多次参与浙江省委书记、省长、杭州市委书记、市长主持召开的专家咨询会，20多件成果要报得到省部级以上领导的肯定性批示。代表性的成果如下：
第一，关于美丽浙江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与时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谈话时指出：“杭州和西湖风景秀丽、文化灿烂，应该成为人民的天堂，旅游的胜地。杭州山川秀美，生态建设基础不错，要加强保护，尤其是水环境保护，使绿水青山常在。希望你们更加扎实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使杭州成为美丽中国的样本”。于是，我迅速投入美丽杭州建设研究之中。我撰写的《建设美丽杭州的思路与对策研究》得到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肯定性批示并被吸收到他的讲话之中（201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任务。于是我便迅速结合浙江实际，开展对策研究，撰写成果要报。《以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美丽浙江”建设》得到原副省长熊建平的肯定性批示（2013）。《推进体制机制制度改革 加快建设美丽中国样本》得到原杭州市市长张鸿铭的肯定性批示（2013）。在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还有幸参与了“省长出题目，专家做研究”的机会，所形成的成果要报《浙江环境容量支撑保障问题研究》（2008）、《抓好四个环节，构建六个平台，努力实现排污权交易机制的三大效应》（2009）等两个成果得到浙江省原省长吕祖善的肯定性批示。另外，《关于加强我省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得到原副省长孙景淼的肯定性批示（2017），研究成果得到国家审计署的采纳并出台相关文件。《杭州应尽快建立自然资源审计制度》得到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的肯定性批示（2017）。
第二，关于美丽水源保护。 我的重点研究方向是以水资源为主的资源经济学和以水环境为主的环境经济学。早在2002年就承担了省规划重点项目“浙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由于在水生态补偿、水权交易方面的成果，2005年央视还请我作为科学顾问拍摄并播出了“饮水思源”（上下集）的专题片。我长期跟踪新安江和千岛湖水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实现了水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从省内转向省际的跨越。2008年主持的杭州市重大项目“新安江流域环境共建共保共享机制研究”首次提出了生态补偿机制与环境损害赔偿机制的耦合思路并被新安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试点（第一期）中得到采纳。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过程中，撰写了《关于建立和完善新安江流域跨界水环境补偿长效机制的对策建议》，关于“延长补偿时间，提高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确保出境水质”的建议得到杭州市原市长张鸿铭的肯定性批示（2014），被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采用，并促成了新安江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第二期工程的实施。《完善新安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制度的对策建议》得到副省长彭佳学的肯定性批示（2018）并对完善第三轮新安江跨界流域生态补偿发挥作用。在2018年“社科学者走基层”大调研中形成的《关于千岛湖配水工程后淳安县发展问题的若干建议》分别得到省委书记车俊、省长袁家军、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副省长彭佳学、杭州市市长徐立毅的肯定性批示（2018），这对于促进淳安县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妥善处理“五水共治”中的十大关系》得到浙江省委原书记夏宝龙的肯定性批示（2015）；《“五水共治”的浙江经验》得到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的肯定性批示（2016）；《以水价改革促进工业节水》得到浙江省原副省长熊建平的肯定性批示（2015）。
第三，关于美丽海洋保护。 总体上看，我国陆地生态文明建设相对较好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应用对策研究就要做到哪里最急需就往哪里冲。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的过程中撰写的《关于修复东海渔场，确保东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得到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浙江省副省长孙景淼的肯定性批示（2017），《关于修复东海渔场的对策建议》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采用（2018）。《坚持陆海统筹，系统治理浙江海域陆源污染》得到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浙江省副省长高兴夫的肯定性批示（2018）。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我还把专业优势与代表优势结合起来，递交了《关于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建议》。该建议得到生态环境部的充分肯定：“您提出的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的建议，很有针对性，对完善相关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018）。同时，为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接受了多家中央媒体的采访，《中国海洋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刊做了专题报道。
在参与美丽浙江的应用对策研究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有时社会科学成果可能发挥更富全局性的作用；第二，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很重要，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也十分重要，有时应用研究更加能够显示其社会价值；第三，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要，促进美丽浙江建设的研究成果也十分重要，当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中环境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恰恰需要强调生态文明创新成果及其应用。
5年来，我所从事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从冷门到热门、从隐学到显学、从支流到主流。由于我做好了准备，就可以乘势而上，抢抓机遇，有所贡献。美丽浙江研究是一项美丽的事业。我热爱这份事业！愿意为“诗画浙江”建设继续建言献策！
部分照片由谢慧明老师提供
沈满洪，宁波大学校长，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会长、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生态经济促进会会长、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生态经济团队带头人、浙江省新型专业智库——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院长。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第一层次及重点资助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