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曾援手卞之琳：为其诗集写附记、出资
沈从文
卞之琳 从现代文学史的记述看，诗人卞之琳的第一本诗集为1933年5月出版的《三秋草》。其实，在此前还有一部《群鸦集》由他人编辑出来，可惜最后出版受阻，不然的话他的处女诗集发表时间可前推两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两部诗集的编辑或问世，均与已广有声誉的小说家沈从文有直接关系。
沈从文为《群鸦集》写“附记”
卞之琳在《〈雕虫纪历〉自序》中，这样叙述他开始写诗的动因：“我从乡下转学到上海……经过一年的呼吸荒凉空气、一年的埋头读书，我终于又安定不下了。说得好听，这也还是不满现实的表现吧。我彷徨，我苦闷。有一阵我就悄悄发而为诗。”
当时的卞之琳，是颇为不自信的。这段时间写的作品，“自行销毁的较多”。1931年，诗人徐志摩在北京大学兼课，为卞之琳他们上“英诗”课。尽管卞之琳写诗“总想不为人知”，可大诗人在前，这又是任何想写诗的人都不愿放弃的求教机会。在课余，卞之琳终于把自己的诗作抄录一些，交给徐志摩。卞之琳诗作虽主要用口语，但他已开始试着用格律体来约束，同时凝练自己的作品了。在青年诗人中，这个起步是很高的。徐志摩一读之下，很是喜欢。他将这批作品带到上海，和沈从文一块读了，沈从文也颇为欣赏。两人便商议将它们汇聚出版。
为此，与卞之琳还不认识的沈从文给卞写了很长一封信，说他和徐志摩都认为这批作品可以印成一本小册子。沈从文还拿其中一首题目命名：《群鸦集》。认真读后，沈从文还为这些诗作写出一篇颇有见地的“附记”。
《群鸦集》“附记”从一些自以为是的诗人说起，表示自己“却不喜欢这种诗人，也正如我不喜欢这类文人一样。”既然表达看法，沈从文当然有喜欢的东西：“诗人同他的诗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便是平淡朴实。他的诗，不是为了安置辞藻而有的。他写诗，他的诗即或表现到一种最高的德性，作品有不可磨灭的光辉，他也并不以为自己不是一个人……他若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忧郁，假若说，他是不缺少年轻人的忧郁的，他一定得喊出难受的苦处，吐出那闷在心上的一团……他用的手段，没有比用诚实为再好的手段了。”
这段议论甚至牵涉到为文和为人的联系。当然，由此引出的自己欣赏的诗人，就应该具备了他赞赏的品质才是：“但弃绝一切新旧辞藻摒除一切新旧形式，把诗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张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语写时，写得居然极好，如今却有卞之琳这本新诗。”“然而当我把诗的趣味，放在新诗最初提出的那一个方向上去时，我以为之琳有几首诗，达到了一个另外的高点，使我觉得更喜欢了。”
沈从文出资印出《三秋草》
卞之琳的诗有哪些使人“喜欢”的地方呢？“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感，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诗的艺术第一条件若说是文字的选择，之琳在这方面十分的细心，他知道选择‘适当’的文字，却刷去了那些‘空虚’的文字。”
沈从文虽然看出卞之琳的优长，但“这个集子在他还是试作，据说送给人看时还很羞怯，这羞怯处也就正是他有无限希望可以向完全那个地方走去的好处。他能保留那个态度，并且独自从那个方向做去，他的成就，决不至于到印一本书以后便完事的。”对于卞之琳的未来，沈从文给予很大期望：“朴素的诗将来的最好成就或者应当归给之琳的。”沈从文不仅眼光独到，表达也委婉曲折，是能传达出丰富生活体验的画面感文字。
这篇高度评价卞之琳诗作的“附记”，卞之琳很快读到了：“不久在创作月刊上意外地发现了从文的一篇群鸦集附记，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册子名字也有了。”对于一个想从事写作的学生，鼓励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年11月，徐志摩也致信卞之琳。表示：书“迟至十一月总可出版”。可不久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人对中国，尤其上海的文化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所以“从此虽然还不时得到出版的消息，却始终只见到一次预告。”这部《群鸦集》终于胎死腹中。
《群鸦集》最终虽未印出，可徐志摩和沈从文的欣赏，尤其还不认识的沈从文写出文字指示优长，大大鼓舞了初学写诗的卞之琳。1933年春假，卞之琳先前翻译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十首，被《新月》杂志收下，稿酬是几块银元。拿着它，卞之琳“小游”青岛，去看望在那里任教的沈从文及也写诗并翻译的孙大雨。到那就住在沈从文宿舍。谈诗论文间，他们一定感叹《群鸦集》的不济命运。这一页揭过，卞之琳又谈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时，新写了十多首与先前作品“风格稍异”的诗歌，想叫做《三秋草》。沈从文一听，二话没说，提笔就题写了“三秋草”几个字，并马上从抽屉里取出三十元钱来，交给卞之琳，让他快快将《三秋草》印出来。
开抽屉时，卞之琳看到里面有几张当票，知道沈从文自己还在典当东西过活，便坚持不接钱，可沈从文坚持让他拿上。卞之琳后来说：“我终于未能违命”。拿了钱，出版了自己的处女诗集。
这本收有十八首诗作的《三秋草》，印制过程还略有周折。北平印刷厂的人看到这本书太薄，没多少利润，也就不大在乎。提起来，总说：“那本小书，那本小书……”作者卞之琳却偏偏要认真费事。他要用穿钉方式装订起来，要不裁边，即“毛边”，还要整齐……为买纸，他和罗大冈一起跑了很多家店铺，又要经济，还求实惠，可大都不理想。最后罗大冈想到了一种韧性较好的薄吸墨纸，一试之下，大为满意：“这种纸真妙，铅字印上去墨色像从里边长出来似的，特别平整……”“果然很合适，结果花钱不多，印出来的三百本小书却不十分寒碜。朋友们见到了都说印得很好……”这样，卞之琳就在自己大学毕业前夕，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为他以后的文学道路，奠下了一个极为有益的基础。
因为是沈从文出资印出，《三秋草》的版权页上卞之琳印上了“发行人：沈从文”的字样；书店还是用了先前要出版《群鸦集》的新月书店，时间是1933年5月。那时印一本书的时间，还是蛮快的。此时虽然新月书店几乎支撑不下去了，可这批三百本书，还是交给了他们代售。由于印制早而少，如今要找到这册小书，已经很不容易了。
沈从文专意写出《卞之琳浮雕》
1934年，已经很少作诗的沈从文，专意写出一首新诗《卞之琳浮雕》，对卞的作为和爱好作了别异的描摹：
两只手撑定了尖下巴儿，
心里头画着圈子：
(不是儿戏，不是儿戏，)
“我再活个十来年，
或者这时我就应当死？”
说老实话生活有点儿倦，
唉，钟，唉，风，唉，一切声音！
(且关上这扇门，得一分静。)
“天气多好，我不要这好天气。
我讨厌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
这也许是沈从文感受到的卞之琳吧？或者卞本人不这样认为，可是阅读卞之琳的诗歌及其他作品，这样的状态倒是挺传神的。
据资料记载，卞之琳后来还受到沈从文的照拂。1936年，卞之琳的工作并不顺当。沈从文知道了，便给胡适写信，希望能通过文化基金会，给卞之琳一点可以发挥其特长的翻译工作：“多数人都承认卞之琳译书极认真，中文也相当好，外国文基础也很好。人家都说他是这几年北大出的好学生！现在做的事似乎不是他宜做的事，对自己无益，对学生也无益。教书不译书对各方面都是损失。文化基金会每月出一百来块钱并不是件困难事情，我希望您还能给他这个译书机会，要他不必再教书。”(见《沈从文全集》18卷223页)后来卞之琳确实获得了为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会翻译文稿的工作，他本人说是自己的老师余上沅推荐的。也许是，可见沈从文给胡适写信为他寻找这份工作的事，并没有告诉卞之琳。这样的不张扬作为，真正为君子之风。
沈从文初闯文坛时，艰难异常，后幸得徐志摩、郁达夫、胡适等人扶持，才渐获声誉，并终于成为一代文学大家。由于这段经历，沈从文对文坛后学，多大力帮助，毫不吝惜精力或金钱。他的弟子汪曾祺说曾见到他为学生的作文写的批语，有时超过原文；帮助文学爱好者把稿子往外寄，光邮费就是很大一笔。这里，通过卞之琳两部诗集的评介或出版，我们又一次看到沈从文这样的无私推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