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老课本发行量七千万创世界纪录 蔡元培审定

　　线装、海蓝封皮，繁体竖排，版式疏朗，插图精美，全套17本，净重9斤。

　　这是重新修复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影印自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民国老课本，第一次印刷的数量都不够摆进全国书店，就基本售罄。

　　著名出版人张立宪说：“这套书再版之后，托吴宓之女吴学昭送给杨绛先生。她小时候在北京读的小学，用的就是这套书，杨绛先生拿到之后，翻开第一页，不用看书上的文字，朗朗上口，还能背诵。可见，早期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深，过了几十年，一旦被触发，马上就能倒背如流，让我们非常感动。”

　　本书的编者庄俞、沈颐、戴克敦、高凤谦、张元济都是当时的教育家、出版家，学贯东西的大学者，来给小学生编课本，真的是水准非常之高。这套课本由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审定，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十几年间发行量达到七八千万册，是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老课本结缘

　　腾冲淘来一箱书审定者竟是教育家蔡元培

　　民国时期的课本，一共是七个学年，包括四年的初小，三年的高小。张立宪选了其中的两门课，新国文和新修身，类似现在的语文课和思想品德课，把这七个学年中两门课的所有的教材全部修复出来。

　　2009年，张立宪接触到老课本，源自收藏者邓康延的一篇稿件，“民国小学老课本，于沧桑百年后愈见纯真。老课本的编纂是民间的，无关君王军阀权贵，崇尚天道伦常自然，有着民族风骨的例证，透着民众皮肤上的冷暖，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不繁文缛节。”

　　2008年，邓康延在腾冲拍摄纪录片《发现少校》，摄制组放假期间，邓康延独自到当地玉石市场闲逛，碰到了老相识杜伯。老人家搬出新近收到的一箱老课本，邓康延翻了翻，留下几百元，把书搬回了招待所。

　　翻一翻，这些东西就不同凡响了。这些老课本，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国文》、《新修身》，审定者竟是教育家蔡元培，编者庄俞、沈颐、戴克敦、高凤谦、张元济，都是学贯东西的大学者。

　　2009年夏天，老课本的内文，深深震撼了张立宪，他有了接近、亲近老课本的冲动。“2010年的第一期《读库》，我们做了一个66页的专题，就叫‘老课本’。”

　　邓康延在专题中抒发了自己关于老课本的感受，“仁爱、礼义、诚信、情趣、方法、逻辑，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情节和写人状物之中。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洞彻人心者，人心生光明。”

　　老课本奇趣

　　顽童玩彩图贴张蝴蝶和花配得天衣无缝

　　要还原百年前的小学课本，难度可以想见。“我每次翻这些书，桌上就会铺上一层碎碎的纸屑，有一种说法叫‘翻乏了’，因为这些纸张已经没有任何弹性了。”张立宪说，教材是使用率最高的书，何况课本是让小孩使用的。百年间，老课本肯定有很多经历，也许有很多次在劫难逃，但都顽强地活下来了，最终，伤痕累累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张立宪修复的第一套老课本是石鸥先生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名叫“最新”，实际上是最老的，出版于1904年，中国学堂刚刚推行新学制之后的教科书。106年之后，拿在手里，张立宪直颤抖。

　　修复过程中，有的书实在太旧了，张立宪他们一边扫描，一边又承担了针线工的工作，把很多书重新缝好。

　　不过，教科书上的各种痕迹让修书人忍俊不禁，那时候的书大部分是黑白的，有人忍不住给上了颜色。一套老课本里的彩色插图，蝴蝶和花配得天衣无缝，蝴蝶是小孩子加的，用的彩色贴纸。

　　有的书页，则被当年的主人认真留下了批注。“修复中，工作人员突发奇想，干脆连当年的批注一起保留。”张立宪说，考虑再三，他们最终没有保留批注，而是决定全新修复。

　　老课本初小

　　合群、爱同类群鸟衔枝筑巢一犬伤足一犬伴

　　初小课本：凡国民生活上必需之知识，无不详备

　　“我们的母语是什么样子？这套老课本打开了一扇窗，我们的母语曾经用另外一种方式出现过。”张立宪谈道，中国的文字在1912年民国刚刚诞生的时候，有一股勃勃生气，有正大光明的气象。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都是在遮遮掩掩，套话、空话、言不由衷居多，要不就是貌似聪明的人说一些抖机灵的话。

　　在《新国文》初小部分的开篇，有编辑大意的节选：“一、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惟所有材料，必求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二、本书包含理科及天文地理历史等科之常识，按照程度分配。三、本书注重立身居家处世，以及重人道爱生物等，以扩国民之德量。四、本书注重实业，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并附书信账簿票据各种文件。凡国民生活上必需之知识，无不详备。五、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等俱择要编入。”

　　初小课本用语半文半白，每课课文少则几十字，多则百字，内容含古今中外，文意浅显生动，且不讲大道理，都是小故事，润物于无声之中。

　　《新修身》第三、四册中，课本题目中有“友爱”、“去争”、“爱同类”、“节饮食”、“惜时”、“事亲”“睦邻”、“礼貌”、“合群”、“济贫”、“食礼”等。

　　“合群”一课是这样的：“群鸟筑巢，或衔树枝，或衔泥草，一日而巢成。”

　　“爱同类”一课是：“一犬伤足，卧于地上，一犬见之，守其不去。”

　　“食礼”一课是：“朱熹曰：凡饮食举匙必置箸，举箸必置匙，食已，则置匙箸于案。”

　　张立宪认为，当年教科书的编者，不是仅仅教这些学生识字，还要教给他们百科知识和基本的价值理念。在那个年代的小学，我们的母语用那样一种方式，完成了民族文化基因中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底层数据。有了底层数据之后，这个人无论学天文、地理、学工、学医、学文都是一样的。

　　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说过：“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老课本高小

　　早有“专利”概念教育学生尊重其他人的东西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二、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五、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这是《新国文》高小部分编辑大意的节选，张立宪特别指出其第四点，“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我们为什么一定坚持把高小部分做出来？既难编，修复又难，也不如初小部分这么赏心悦目，图文并茂。但是，真正构成一个人基本的价值观念、基本的知识体系的，是高小部分，为底层数据完成铺底工作的，也是高小部分。

　　编到《新国文》高小第六册，有篇课文名叫《专利》，张立宪很吃惊，课本里有很多拿到现在也不过时的概念，比如“专利”，教育学生对其他人的东西的尊重，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大国民》则是《新国文》高小最后一册的最后一课，学生读完这一课就该毕业了。当时能继续接受教育的是少数，基本上他们读完这一课就要走上社会。“凡我少年，苟有意为大国民乎。则亦无恃空言，躬行而实践之耳。不然者，任人蹂躏，任人宰割，则奴隶之民也。不守法律，不尽义务，则狂暴之民也。奴隶之民多，国必弱；狂暴之民多，国必乱。强弱治乱之原，皆吾民所自取也。呜呼，可不惧哉？呜呼，可不勉哉！”

　　张立宪感叹，人文启蒙，在于亲情友爱、家国意识；道德规范，在于社会良知、公道人心。不厚古薄今，求古为今用，愿百年前的母语能够继续温暖当下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