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解开了“邻避”这个结

　　说到“中泰事件”，恐怕至今仍有人留有印象——2014年暮春发生在杭州市余杭区的这一群体性事件，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

　　当年5月10日上午，余杭区中泰街道一带的群众因反对中泰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选址，发生规模性聚集。少数群众甚至封堵杭徽高速公路及02省道，并出现打砸车辆、围攻执法管理人员等违法情况。

　　初春的杭州，已是姹紫嫣红。记者再次来到“中泰事件”的发生地，但见中泰垃圾焚烧发电厂主体建筑已拔地而起，110米高的烟囱巍巍挺立。垃圾贮坑、污水收集池的轮廓已经基本建成。各种工程车辆不时进出，塔吊设备繁忙运转。“整个工程正有条不紊按计划进行，目前已完成大半。”工程负责人——光大环保能源（杭州）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建平告诉记者。

　　吵过闹过，还能在原址落地、推进，这在全国也不多见。那么，杭州是如何化解“邻避效应”的？发生群体性事件之后，又是如何解开群众心结的呢？

　　如何化解“邻避效应”，考验政府施政能力

　　近年来杭州市区垃圾年增长率均超过10%。而且这一数据，只增不减！

　　长期以来，杭州垃圾处理，基本靠填埋。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是杭州最大的垃圾填埋场所，1991年投入使用时标高为30米，如今占地1840亩的填埋场标高已达102米。165米就是上限，预计使用寿命已不足6年。杭州环卫部门有个形象描述：过去全城产生的垃圾，6年能填满整个西湖；如今，只需要3年。经过专家一次又一次论证，解困的路径指向垃圾焚烧。

　　欧盟大部分国家的焚烧处理率高达70%到80%——只要将焚烧炉的烟气温度控制在高于850℃，垃圾焚烧对空气的污染将降到最低。

　　经过反复筛选，专家将新建垃圾焚烧厂的地点定在了余杭区中泰街道的一个废弃的采矿场。但是，工作进入操作层面后，另一个问题马上衍生了出来——“邻避效应”。“为什么建在我这里而不是他那里？”……于是，在一些别有用心的“环保人士”煽动下，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准绳，群众不同意不开工

　　南峰村村民姚爱农坦言，2014年那段日子，自己愁得天天睡不着觉。想想自家垃圾堆在院子里都嫌臭，田里烧个秸秆都黑烟滚滚，那么大个垃圾焚烧厂就在家门口，哪受得了啊！

　　“二恶英污染”这些新名词，村里人口口相传。“环保人士”说了，那东西“毒得很”！姚爱农就上网查，越查心越慌，脑袋嗡的一下就“炸”了，“我们四十多岁的人也就算了，可儿子才十七八岁呀，这可怎么办！”

　　南峰村党委书记施坤良分析，当时村里人有两方面担忧。对污染环境、影响身体健康的担忧是“硬”的，比如怕运垃圾的车辆一路跑冒滴漏满是臭气，怕焚烧垃圾的飞灰影响当地种的茶叶；还有“软”的一方面，担忧无形中影响当地发展，怕以后人家一说起中泰就想起有个垃圾厂，别的项目都不敢来了。

　　就在大家的担忧之中，事情“发酵”得变了味。村里家家户户收到“环保人士”的宣传，像什么“二恶英影响子孙后代生育能力，生的孩子缺手断脚，连村里的狗都不会交配了”。村里人听了，哪里还坐得住。网上几个QQ聊天群里，也冒出怪论，说“南峰村有个坏书记，垃圾厂就是他引进来的，项目一起来他拿到好处就跑了”。

　　那段时间，施坤良几乎天天往街道办事处跑，把一批批情绪激动的上访村民劝回来。有天晚上10点多，他摸着黑往家走，半道上四五辆摩托车往他跟前一横。没等反应过来，他脸上、身上已落下好多拳脚，眼镜也飞了出去。还有一回，不知哪里聚拢来一群人，围住他家房子，抄起石头就砸，玻璃碎了一地……

　　政府采取了断然措施：对煽动滋事者，予以坚决打击。同时，省市主要领导均郑重承诺：“项目没有征得群众充分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一定不开工！”

　　时任杭州市常务副市长徐立毅到现场办公。他旗帜鲜明地表示：“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成能求取最大公约数的项目，整个工程全程确保群众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