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立门户难撼亚投行 资金技术均无优势
“我推测1000亿美元可能主要不是来自于政府财政，而是一般的商业性融资，因为日本民间拥有巨额的金融资产，政府至多可能是提供一定的利息补贴或融资担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建安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凡也表示，日本在此时提出投资亚洲基建很大程度是针对亚投行的，但亚投行是多边融资平台，1000亿美元只是初始资本，成员国还可以扩大融资；而日本要超出，甚至满足1000亿美元的能力有限。
不过，面对巨大的亚洲基建融资缺口，对于任何新措施仍应抱有客观开放的态度。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在接受第一财经电视采访时表示：“日本此举或许也有竞争的意味在里头，但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都会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帮助，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开放精神。”
“资金牌”、“技术牌”底气不足
当前，G7中未加入亚投行的只有美国和日本。美国此前表示出愿意与亚投行合作的态度，而日本此举似乎将其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完全抹去。
其实，日本扩大亚洲基建投资的念想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今年5月3日，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研讨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携手民间企业扩大亚洲基建投资，计划建立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与亚开行的合作框架，在人才、资金等方面进一步做出贡献，这会为亚洲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对此，日本《读卖新闻》认为，日本希望利用“高品质”和“信赖度”等优势，提高存在感，并用相当于亚投行1000亿美元资本金的注资，与倡议设立亚投行的中国展开主导权之争。
然而，多名经济、政治、外交方面的权威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日本所打的“资金牌”和“技术牌”似乎不够具有说服力。
就资金实力方面，丁一凡分析称，亚投行和日本所谓的“基金”存在差异。尽管中国完全有能力独立出资1000亿美元，但中国希望通过亚投行给各成员国搭建一个融资平台，有了参与感，才能可持续。此外，如果资金有缺口，成员国还可以扩大融资，初始阶段的1000亿美元只是起价，其发展潜力无限。
就日本财政能力而言，以最为广义的指标来看，日本整体公共债务相当于GDP的240%，居世界之冠。而日本新财年的债务/GDP之比为195.1%，估计2023/2024财年将降至182.6%。
“日本提出的1000亿美元，表面看似可以与亚投行叫板，但日本财政能力是有限的，财政用来还债就用了1/4。如果还继续发债，国民会有更大抗议，因此该计划落实难度也不小，不可能起到亚投行的作用。”丁一凡表示。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日本的1000亿美元资金可能不会来源于政府财政。
“因为日本财政吃紧，1000亿美元的投资可能是分批的。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日本投资往往以技术转让计算，不见得要将钱拿到桌面上。此外，日本的大公司可能是这个计划幕后很重要的推手，政府只是起个牵线搭桥的作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助理研究员潘晓明告诉本报记者。
至于日本打出的“技术牌”或“高质量”牌，在基建方面可能较为牵强。
丁一凡认为，实际上中日在基建技术上没有多大差别。在世界最大的7座大桥中，中国占了3座，而且前三都是中国在最近几年建立起来的，高速公路中国也是全球第一，“因此日本希望以技术来忽悠别人可能是不可行的”。
填补亚洲基建缺口是初衷
当然，撇开一切的中日政治、经济矛盾或“博弈论”，就填补亚洲基建缺口而言，日本此举无可厚非。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整理，截至2020年的近10年中，若保持亚洲现行增速，亚开行预计亚洲基建缺口为8万亿美元(年均8000亿美元)，亚开行每年拨给亚洲100亿美元，加上亚投行的1000亿美元起始资金和丝路基金的100亿美元首期资本金，要满足亚洲基建缺口仍有难度。可见，日本的1000亿美元资金若能落到实处，并遵守“游戏规则”，对于亚洲也是一大利好。正如何亚非所说，不管日本出于什么目的，都会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有所帮助。
此外，这对于日本企业而言也是利好。“日本看到了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广阔市场和利润空间，这对跨国公司来说是很好的投资机会。”潘晓明告诉记者。
其实，在全球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从2014年起便持续强调基建投资对于经济的长期拉动作用。“根据对先进经济体样本的分析，投资支出对GDP比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同年的产出水平将提高约0.4%，四年后将提高1.5%。”IMF的一份报告指出。这同中国近年来希望通过基建投资、资本输出来缓解国内过剩产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逻辑相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长久以来，日本一直走在区域组织的前沿，它帮助建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个论坛、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它还是亚洲最大的捐助国。
据日媒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5月21日公布这一100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届时资金究竟如何募集，日本又对亚投行采取何种态度，是否仍有可能加入亚投行并与其开展合作，一切尚需且行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