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舌尖安全”的新时代》----《农民日报》专题报道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纪实
《 农民日报 》（ 2014年11月20日 ）编者按：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重要的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面对这个重大考验，面对时代交付的课题，各地从实际出发，进行着多种探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浙江省，不单强化“产出来”和“管出来”，而且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闯出了一条致力于标本兼治、社会共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之路。总结浙江的实践和经验，或将提供诸多的启示、借鉴和思考。
本报记者 孙林 余向东 蒋文龙 施维 房宁 朱海洋
山水江南，鱼米之乡，物阜民丰。
古人以“稽出杨梅世无双，深知风味胜他乡”赞萧山杨梅之甘润，以“至味惟猪肉，金华早得名”鉴金华火腿之醇香，以“也知顾渚无双品，须试吴山第一泉”悟西湖龙井茶之清沁……
在“七山一水两分地”的浙江，自古就以其优渥的自然禀赋，出产美味，犒赏舌尖。如今，正在努力打造绿色农业强省的浙江，为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创造出诸多“率先”——
率先在全国实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全覆盖；率先探索出了“一项标准、一张模式图、一张讲解光盘、一本操作手册、一个示范园”的监管模式，推进标准化生产；率先提出“整体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心示范县创建”……
一项项“率先”不仅体现在工作力度上，体现在整体发展环境上，更体现在渐趋明朗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中。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浙江守卫舌尖安全靠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发展理念提供的思想支撑，靠的是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打下的产业基础，靠的是市场机制提供的充足动力，靠的是义利兼顾文化提供的精神内核。
在这一场从“吃饱”向“吃好”的转变过程中，浙江在实践中先行探索，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让我们见证的不仅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改善，更是一次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大变革；不仅是质量安全监管体制机制的完善，更是一场政府职能转变与治理能力体系提升的大考验。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重要的民生、重要的政治
一个农业资源弱省要蝶变成特色农业、精品农业大省，一个农业只占GDP5%的省份要成长为现代农业的排头兵，一个要将经济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的经济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其绕不开的一道坎，更是其更好发展的一级阶梯。
“一饭膏粱，维系万家；柴米油盐，关系大局”。简单的语言，体现出深刻的道理。让老百姓吃饱、吃好，不仅关乎经济，而且关乎民生、关乎政治。随着农产品贸易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还关系到国际交往和国家形象。
农产品质量安全重要性可见一斑。
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吃”的内涵与诉求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吃饱已经不是人们的首选，吃好成了人们最重要的追求。正因为如此，中央在新阶段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正本清源，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
去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从强化属地管理责任、落实监管任务等六大方面，对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进行整体部署。
作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部门，农业部多年来将“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作为全年工作的主要任务和重点目标来抓。今年，农业部党组决定在工作布局上，将农产品质量安全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强调一个地方农业工作抓得好不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重要的检验标准。
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群众如此关心！社会如此关注！党和政府如此关切！也很少有一项具体工作，像农产品质量安全这样，牵动着如此广泛、如此敏感的神经！
而地处东海之滨的浙江，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更早、更严峻；感触更敏锐、更直接：
从产业发展现状看，浙江特色产品多，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特点明显，然而户均经营规模小，农业收入副业化、劳力兼业化普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困难，安全问题隐患多。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浙江早在2005年，人均GDP就超过34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地区。人们的消费不再局限衣食住行，而向享受型、安全型、发展型快速转变。这意味着老百姓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更为关注。与此同时，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农产品贸易的大进大出，都大大增加了质量安全问题的压力。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多次反问领导干部：你们说，老百姓一早起来，会想什么事情？肯定不会想GDP，不会想保8争9，而是想今天吃什么，吃得是不是安全，今天的PM值是多少。这一问答，以最朴素的视角说明，食品安全就是当下老百姓最大的民生。
正因为事关百姓每天的生活，在年初全省“两会”上，省长李强代表省政府作出承诺，把保障“舌尖安全”，作为今年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他强调，政府工作有三个底线：百姓增收、生态良好、社会平安。如果农产品质量安全都无法确保，经济发展成就再大，都将失去意义。
浙江省农业厅的干部还清楚地记得，副省长黄旭明2013年1月上任后，第一次到农业厅视察，便去了省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当听到浙江这几年农产品合格率一直稳定98%以上，并呈上升趋势，这才放心。
人们曾以“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干起来不要”来形容不少地方对“三农”工作的惯有思维，事实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更是如此。但是在浙江，从上到下都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思想上真重视，行动上真落实。
回顾历程，记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浙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和省委、省政府对农业发展的部署相适相承，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适应的：从“两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两富”（物质富裕、精神富有），再到“两美”（美丽浙江、美好生活）；浙江农业从高效走向生态高效，尤其是浙江提出“两美”之后，浙江农业系统找准定位，提出通过“治水倒逼促转型、生态兴农美田园”和“产管并举促提质、安全放心美生活”，努力打造绿色农业强省，其中就蕴含了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较高要求。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视，既体现了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局意识、民生理念，同时也是其从省情、农情出发的发展智慧。农业资源弱省要蝶变成特色农业、精品农业的大省，一个农业只占GDP5%的省份要生长为现代农业的排头兵，一个要将经济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的经济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其绕不开的一道坎，更是其更好发展的一级阶梯。
务实、精明的浙江人，勇立时代潮头的浙江人，变被动为主动，化压力为动力，要在一片滩涂和荆棘中，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之路。
“产出来”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作用
从根上而言，生产安全可靠的农产品，关键在于生产者的能动性，只有通过利益驱动机制，让市场主体有积极性提供优质农产品，并通过市场倒逼机制，给不安全的生产戴上“紧箍咒”，农产品质量安全才能水到渠成
“浙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慢不得，也急不得。”在谈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时，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史济锡说出了浙江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现实。
“慢不得”是基于严峻的现实压力——在浙江省现代农业总体快速发展中，仍存在相当程度的小规模、兼业化的生产方式和农业投入品错用、违禁使用等现象，任何地方、任何环节、任何品种、任何生产经营主体，都可能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全方位监管的难度和任务可想而知。
“急不得”是因为必须遵循规律——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要与消费者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相适应，更要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相适应，这些工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提出，说到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必须要由发展来解决。
两个“不得”，道出了浙江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之难。千家万户，如何监管？千头万绪，从何下手？千方百计，如何实施？
浙江的认识是，在“小生产对接大市场”的格局之下，只有先提高生产者自我管理能力和约束力，以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为支撑，贯之以市场导向和激励作用，发挥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的能动性，使之有意愿、有能力担当质量安全的第一“把关人”，从“产出来”的首要环节，把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关。
——环境生态化，为安全生产守护青山绿水。
今年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五水共治”工程，在浙江各地轰轰烈烈展开。浙江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限期关闭违规的养殖场，重新整治大量污臭不堪的河港、沟渠、池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还生产、生活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
没有安全的产地环境何来安全的农产品！正是意识到产地环境的重要性，早在2005年，浙江就发布了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安全标准，以土壤、灌溉水和环境空气质量作为主要指标。近年来，从“两美浙江”的提出，到“五水共治”的推进，都是政府在大手笔谋划，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做系统工作。
去年，因“黄浦江漂死猪事件”被推到舆论风口浪尖的嘉兴市生猪养殖业，正酝酿转型，动作之一就是完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养殖场户没想到，不仅有专人上门接收处理这些“麻烦”，每只病死动物还能拿到5~20元补助。
“改善生态环境，为农产品产地环境的净化提供了条件。反过来，农业生产中秉承生态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既保护了产地环境，也大大降低了源头风险。”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刘嫔珺说。如今浙江的生产经营主体们，越来越多尝到了甜头，也越来越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和质量安全的辩证关系。
德清县清溪鳖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根连就是其中之一。他采用的“稻鳖共生”种养模式，能利用甲鱼排泄物作水稻肥料，稻田里的害虫作甲鱼饵料，如此不施化肥农药，生态循环产出的稻米和甲鱼价格翻一番，亩产就有两万多元。
王根连的案例说明：绿色环保的农产品，就是金山银山；能让环境友好，农业才可持续发展。
不仅是王根连，越来越多的生产者都乐于接受和积极实行大到统防统治、绿色防控、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小到农药包装物和农膜废弃物的回收等政府全力推动的事项。现在，全省规模畜禽养殖场排泄物、农作物秸秆、农村清洁能源综合利用率分别达96%、78%和68%。
今年6月，浙江被农业部批准为全国唯一的现代生态农业循环发展试点省份，生态循环已成为浙江农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生产标准化，以市场主体带动“整齐划一”。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标准化是关键。一方面，浙江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农产品要进入市场行销，让消费者接受，必须要具有明确统一的标准。另一方面，对生产者而言，即使制订了严格科学的标准，也常常会因为过于专业，理解执行起来费劲。怎样才能既适应市场和消费者要求，又能制定出科学实用的标准，让人一目了然，便于掌握，利于操作？
有一次，省农业厅质监处处长王建伟到安吉县一家葡萄园调研，突然发现一本管理手册，简明扼要而又易懂易记。原来，这位园主借鉴日本做法，将葡萄种植、管理、采收等关键环节的技术，编辑成小册子，对照执行，十分方便实用。回到厅里，王建伟立即着手研究借鉴。
浙江“五个一”标准化模式由此问世。这就是“一个产业标准、一张模式图、一套讲解光盘、一本操作手册、一个示范园”。
记者在浙江采访期间，种植基地随处可见这类标准挂图。慈溪市甬丰蔬菜种植场场长胡志勇告诉记者：“以前种菜，大多凭感觉，靠经验。现在有了挂图，几时播种、几时施肥、几时洒药，怎么管理，采收注意什么，只要看一眼挂图就明明白白。省了许多心！”
解决了易于掌握、便于操作的问题，只是第一步。农业标准化的关键是，如何把这些标准落实到一家一户的生产中。现代农业先行的浙江，通过土地流转等服务着力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为标准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目前，浙江的农业龙头企业就有7500多家，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有4万多家。主体的发展壮大，又进一步推动了土地流转。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浙江的土地流转率高达47%，全省农户的一半以上，在主体带动下，已经迈进了标准化生产的大门。
这种以产业为主线制订标准，通过政府引导、主体实施、农民参与的方式进行推广示范的做法，很好地解决了浙江生产主体众多，标准难以统一，难以执行的难题。2013年浙江农业标准化生产程度为58.8%，其中，“两区”（即粮食生产功能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内标准化生产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如今，浙江又开始了主导产业全程标准化和以县为单位的整建制、全区域农业标准化示范创建。
——营销品牌化，靠利益驱动激发内在动力。
标准化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实现优质优价，那么，标准化必将不能持续。而要实现优质优价，品牌化不可或缺。
事实上，同在省内，同一个产业，实施品牌化战略的，产品价格扶摇直上，产业规模日趋扩大；而没有品牌意识的，价格始终在低端徘徊，产业发展日趋萎缩。这样的对比屡见不鲜。其实，这不难理解，生产如果没有标准，产品安全就难保证，品牌就没有了立足的基础。所以，标准的外在体现其实就是品牌，而品牌的内涵之一就是标准化。
正是深刻认识到标准化和品牌化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近年来，浙江大力实施农业品牌战略，希望通过品牌化进一步促进标准化，用市场化的方法和思路，从根本上解决标准化、进而解决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他们的做法之一就是致力于打造区域性公共品牌。由产业协会出面注册商标，打造由产业主体共同使用的公共品牌。而生产主体如要“借光”，享受公共品牌的影响力，则必须符合要求符合标准，保证质量安全。生产主体则在区域品牌之下，注册企业品牌。这种“母子”品牌相携相生、互促共进的模式，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是浙江农业创新的经典范例。
现在，浙江几乎每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产业，都建有自己的区域公用品牌，如“安吉白茶”、“仙居杨梅”、“临海蜜橘”、“慈溪蔬菜”、“庆元香菇”等。
生态化解决了生产环境的安全问题，为标准化生产“清场”；标准化确保了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质量问题，为品牌化提供品质保障；品牌化则为生态化、标准化解决了动力机制问题，“三化”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宁波市农业局局长鲍尧品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要通过利益驱动机制，让市场主体有积极性提供优质农产品，通过市场倒逼机制，给不安全的生产戴上“紧箍咒”。政府提供服务、加强监管，都是为市场发挥作用提供条件、营造环境。立足于此，“产出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才有根本依托。
面对“千家万户”的生产主体，政府纵有再大的力量，也是防不胜防、管不胜管。只有从“管理”走向“治理”，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形成合力，做到齐抓共管、多元参与、社会共治，并且形成机制，才能实现治理的广覆盖、全覆盖
用市场化的“灵丹妙药”解决“产出来”的动力机制，但市场化不能“包治百病”，尤其在作为市场化基础的诚信缺失的情况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将是普遍现象。浙江认为，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政府的作用，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把农产品安全“管出来”。
如今，浙江上下已形成一把手直接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齐抓共管的氛围，工作举措上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向全程风险管理、社会共治转变。
——奖罚分明，真刀真枪动真格。
浙江的许多农业经营主体，对2009年那场“问责风波”记忆犹新。当年，浙江对“三品”进行专项检查，发现7个产品抽检不合格。在随后召开的千人大会上，不合格产品被严正通报，立即取消标志使用权。不合格产品产地的农口负责人如坐针毡。
对农产品质量监管责任，一些地方喊得响，抓得松。常常都是媒体曝光了，舆论强烈了，才不得不作出处理。这一方面是政府部门不作为，多数也是基于地方保护主义。但是，现代媒体环境下，问题捂是捂不住的，浙江认为，只有严格监管才是真正对产业发展与消费者安全负责任的行为。
在部门监管责任上，浙江省农业厅明确了全厅所有处室、单位的职责，落实“一岗双责”，建立了抓行业必抓安全，抓生产必抓安全的机制。
对于地方政府，省里每年与各市签订安全目标管理考核责任书，将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发生重大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
在生产经营主体责任上，浙江将质量安全监管与产业扶持联动，一旦出现不合格或不良记录，生产主体就被划入“黑名单”，3年内将与任何项目扶持“绝缘”，一旦使用违禁投入品或连续两次抽检不合格，则毫不手软，摘除已授予的相应荣誉。
深谙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浙江，坚持用法治净化农产品市场环境，深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三年来，整个浙江在专项检查行动中立案查处的案件就达3000起。如今，生产主体都十分明白，食品质量安全是碰不得的高压线。
罚，起到的是震慑教育作用；而奖，则发挥正向的引领鼓励作用。
在正向引领上，湖州市有一个创新——每年评选一次农产品质量奖，每次不超过5个农产品，对获奖的产品，由市政府一次性奖励10万元。
“设立奖项的重点不在于10万元奖金，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向社会昭示政府在鼓励什么、支持什么，有利于全社会形成重视质量安全、品牌建设的氛围。”湖州农业局副局长沈红星说。
德清县隶属湖州市，人口不足50万，但道德文章驰名全国，全县竟有5000多名公民道德模范。该县依托公民道德建设，以“讲道德、更健康”为主题，在全县范围内建立诚信农产品联盟，并创建区域公用品牌——德清嫂，但只有联盟会员才能使用。
联盟理事长佘国兴说：“奖励不一定用经济手段。被诚信联盟接纳，本身就是一种荣誉。”他所种的西瓜，因为融入了诚信元素，一路畅销无阻。
——全力投入，让监管回归服务的本质。
记者在奉化市岳林街道采访时，街道快速检测室检测员胡旭辉刚刚收下了农户张宝平送来的茄子、油菜等样品，帮他测测农药残留，看能否按要求上市。
记者了解到，像岳林街道一样，浙江省1165个涉农乡镇街道，全部配备了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室，不管是农民自己种的菜要上市，或是消费者对买的菜有疑虑，都可到此免费检测。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点在基层，但基层监管人员和检测设备的匮乏，一直让基层的监管工作力不从心。今年，浙江承诺，在所有县市区建成农产品安全快速检测室，对公众免费开放。
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浙江投入逾2亿元资金，建成市县两级农产品质监站55个，基本覆盖了全省农业主导产业生产区。有站就要有人，浙江率先在全国建立省有总队、市有支队、县有大队的完整的农业行政执法体系，初步形成了覆盖省、市、县、乡四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
大手笔的投入，虽然使农产品质量监管基本实现，有机构管事、有专人做事、有能力干事、有经费办事。但面广量多的现实告诉浙江，要真正做到百密而无一疏，还要不断创新监管方式。
以宁波市的奉化为例，该市创造了“1+X”监管方式，将全市11个乡镇街道，按地理位置分为4个片区，每个片区设小组长1名，专门负责所辖片区内的自查和片区间的对口检查工作，这样一来，市、镇、村三级，都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监管。
同属宁波的慈溪市，则通过成立农业检测战略联盟，将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检测资源整合统筹，既节约了成本，同时使慈溪市具备了包括农残、兽残、非食品添加物、重金属、微生物、抗生素等六大类555项参数的检测能力。政府出钱购买检测服务，提供给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督促其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浙江大学教授周洁红长期以来跟踪研究浙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她总结认为：“浙江监管工作最鲜明的特点是，将监管视为服务，用机制创新成就监管。”
——真情沟通，激励全社会参与治理。
“在走访完几个蔬菜基地后，我心中许多顾虑都打消了。”在一次农业厅主办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验日活动中，杭州市民吴培作为市民代表，受邀和省农业厅干部一同参观基地。回城路上，吴培不停地赞叹，这个做法好。
近年来，社会上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误解、谣传，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信息不透明和消费者缺乏农产品质量安全常识造成的。
为增加信息透明度，让百姓明明白白消费，近年来，浙江省把信息宣传放在重要的位置，特别提出注重与媒体、与公众的沟通。农业厅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直通车、市民果蔬基地体验等活动，与省内主流媒体合作推出“农业厅长请你来提问”等节目，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透明度，让公众参与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中来。
2011年，“爆炸西瓜”波及浙江，瓜农叫苦不迭，农业厅迅速组织专家，在媒体释疑解惑，告诉消费者，这并非膨大剂引起，而是新品种遭遇连日阴雨所致；2012年，微博爆料“宁波余慈杨梅喷洒膨大剂”后，农业厅再次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关注，迅速消除不实传言对杨梅产业的影响。
在信息日益公开透明、传播日渐便利快捷的现代社会，如何打开封闭的圈层，与社会、媒体进行良好的沟通，考验着执政者的管理智慧。浙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主动说”、“适时说”、“引导说”、“多种形式说”，传达出的开放、真诚，不仅有利于提振消费信心，维护农业产业稳定，更树立了政府的良好形象，提高了公众的参与度。
正是出于真情沟通的回馈，如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日渐成为一项社会工程，不仅政府关注，市场主体重视，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隶属于台州市的农业大县仙居县，在农产品生产中探索“村民自治”，由村民组成农产品质量安全巡逻队，巡查生产者农业投入品的使用情况，阻止病死动物乱抛弃及交易现象，参与农产品上市前采样送检等工作。不少村子以村规民约的形式，要求农作物不催熟、不使用违规农业投入品，一经发现则全数销毁。群众自我监管，形成了群防群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良好氛围，使作为主导产业的“仙居杨梅”长盛不衰。
“社会共治”求实效——浙江实践的思考和启示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既是重要的民生，也是重要的政治，既考验政府的执政智慧，也考验政府的治理勇气。浙江在守护“舌尖安全”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有特性，更有共性。浙江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全国大部分省份明天必须面对的现实。从这一意义上讲，浙江在农产品安全方面勇于探索和实践，不断出新求解的“方程式”十分值得关注、借鉴。
经验一：有效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既体现了浙江的战略眼光、大局意识，同时也凸显其发展智慧和民生理念，质量安全问题对于浙江既是责任担当，也是发展之要，如今也正成为浙江发展的新优势所在。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作为监管主导，以怎样的态度担当、以怎样的思路谋划、以怎样的机制运行，都直接决定着这项工作的走向和效果。
当前，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有些地方是喊得多，做得少；还有些地方虽然有解决的意愿，但多是以被动的姿态去应对。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只是简单地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当做一个“问题”来解决，视为一个“包袱”来化解。但是精明务实的浙江人，不仅深刻领会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重大的战略意义，更看到了其对于浙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
事实上，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上的经验，都是以此为契机，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政府管理职能的有效转变。浙江以先人一步的战略眼光和敢直面、勇担当的工作作风，将问题视作动力，将挑战视为机遇，下大气力向传统的生产方式说不，向旧的管理体制开刀，从资金投入、产业规划、管理体制等各方面都进行大的改革，既立足当前，又着眼于长远，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色的发展之路。
经验二：从“两美浙江”的提出，到“五水共治”的推进，浙江省委省政府一系列大手笔谋划，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一个优渥的外部环境，把质量安全工作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动，自是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在农业发展中统筹，也需要在社会层面统筹，更需要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统筹。
试想，如果没有“五水共治”工程的开展，何来安全的水源生产安全的农产品？如果没有“两美浙江”的开展，如何能够为优质安全农产品更好打造市场通道呢？如果没有重大安全事故一票否决的压力，如何倒逼地方政府重视农产品安全工作呢？
正是因为浙江没有单单就抓质量安全而抓质量安全，而是将农产品质量安全融入了大战略、大工程，抓农产品质量安全才可能与各级政府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契合，避免“上热下冷”；才可能从生产源头、生产过程系统施策，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窠臼；才可能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和开放度，争取主动，免于“灭火”、“堵漏”的尴尬；才可能真正将安全农产品“产出来”、“管出来”，从纸面落到实际。
经验三：农产品生产者是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要让其尽到责任，既要用道德约束，也要用强制手段；既要靠市场机制激励，也要靠政府力量的介入，以标本兼治方式提升生产者从事安全生产的能动性，最终培养重质量、守信誉的生产经营者。
如何有效引导、实现生产者从事安全农产品生产，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守护“舌尖安全”就是一句空话。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从生产经营者着手，以预防为主，预防与防治有机结合，最终培养重质量、守信誉的生产经营者，在全社会形成按质论价、奖优罚劣的质量安全氛围，从根本上缓解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种种问题。
从浙江实践来看，无论是在产出环节还是管理环节，无论是市场无形的手还是政府有形的手，始终都是围绕生产者这一主体在起作用。浙江推行“五个一”标准化模式，培育扶持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做大、做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着眼于解决生产者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问题；大力推进农业品牌化建设，建立诚信联盟，实施诚信奖励等，是为了调动生产者积极性，解决安全生产意愿问题；加强政府监管和法律惩处力度，则有效防范市场失灵和道德失范的风险，守住最后一道闸门。如此，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有效落实生产者第一责任，掌握了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
经验四：农产品质量安全既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浙江省将“治理”的理念纳入政府监管之中，调动发挥各方面的积极力量，构建社会共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新格局。
从产业现状看，我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之所以难，难就难在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我们面对的经营主体面广量大、小而分散。这种监管状况下，单纯靠“管”的方式、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管理方式，加快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需要。“管理”与“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相差很大。浙江认为，“管理”往往是单向的、垂直的，涵盖的领域相当宽泛，而且容易将管理对象置于对立面；而“治理”内涵丰富，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等，致力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更突出地强调“鼓励和支持各方面的参与”，强调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而不是政府的管控。“治理”强调制度建设，特别强调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浙江多地尝试“柔性管理”，用政府激励的办法，强化诚信体系和信用文化建设，让生产经营主体自觉加强生产过程管理。加强社会监督和消费维权，推动监管部门与其他部门、机构间建立协同联动治理机制。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宣传的长效机制，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透明度，采用多种形式与公众主动沟通。这些综合措施有利于形成社会参与、人人关心、公众信赖的社会氛围，在更广的范围、更和谐的环境下推进工作。
多年来，浙江农产品质量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并且连续多年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98%，就千家万户的生产实际而言，就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而言，已经实属不易，但在浙江主政者们看来，对消费者而言，1%的不合格就意味着100%的不安全。即便合格率达到100%，那也只意味着今天，而并不能代表明天。
农产品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特殊产物，无法做到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加上新技术、新品种所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农产品安全监管的责任依旧艰巨。
“农产品质量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一直在路上。”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浙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者不敢有丝毫懈怠、麻痹，他们以更加负责的态度，更加执着的担当，全力以赴投身到这场漫长的“马拉松”中而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