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要敢于为优秀作品张目

　　一个文艺高峰的来临有两个重要凭借，一是艺术家要呕心沥血拿出真正高质量的作品来，一是文艺批评家要有眼光发现优秀的作品，并有勇气为之鼓与呼。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文艺批评的反思比较强调敢于对庸俗的作品说不，其实能够为优秀的作品叫好也考验批评家的水平、境界与担当。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般来说，进入一个时代视域的文艺作品总是具有诸多共通性的，因此要分析他们的问题，仅仅从共通性的角度就可以说出所以然，因此若无其他世俗的因素干扰，大体上是比较轻省的。但是要选择出优秀的作品，并要认真地说出它的优秀之所在，就不可能仅仅根据共通性，而必须进一步指出它的特殊性，它的高于其他作品的特性。这就需要批评家有更高的水平和境界了。

　　文学家李健吾说过：（文艺批评）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科学的分析者。法庭的审判，只需要根据法律的固定的条文，去做是非轻重的判断。科学的分析则要复杂得多。“他不仅仅是印象的，因为他解释的根据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所谓灵魂的冒险者是：他不仅仅在经验，而且要综合利用所有的观察和体会，来鉴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隐秘的关系。”李健吾正是本着这样生命的本真体验去真诚地面对作品的。上世纪30年代，曹禺的《雷雨》上演后，引起诸多争论。当时一位著名的理论家认为，由于曹禺不具有先进的世界观，不能正确地解释悲剧命运的根源问题，陷入不可知论之中，造成了创作上的失败。李健吾提出：“这出长剧里面，最有力量的一个隐而不见的力量，却是处处令我们感到一个命运观念。”这种命运不是什么神秘的宿命，而是人物所处的环境和人物性格。为此，他比较早地指出：“《雷雨》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历史证明了李健吾的眼光。

　　要发现优秀的作品，批评家必须要有等同于甚至高于作品的理论和道德境界，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1993年，小说《白鹿原》出版，轰动一时。围绕《白鹿原》的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97年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有人提出《白鹿原》有意识形态问题。因此，一个关键的问题考验着批评家：如何破除意识形态的紧箍咒，从现实主义文学的整个发展坐标中，给《白鹿原》一个准确的定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陈涌挺身而出，他经过认真地剖析和鉴别，认为《白鹿原》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不仅如此，他还不无激情地指出：“《白鹿原》的现实主义力量之强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在于他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纲常名教的揭露比许多别的作家都更深刻，对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纲常名教给人民造成的苦痛，对它麻痹、腐蚀、瓦解人民的革命意识，以致成了人民觉醒的严重阻力等等，他在这些方面比许多别的作家表现出更强烈更激动人心的义愤和憎恨，他的批判的声音比许多别的作家，更深沉，更激烈。”正是这样坚实有力的评价为《白鹿原》的广泛接受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个堪称时代高峰的伟大作品的出现，还考验着批评家是否可以站在时代巅峰上，对历史潮流的把握，对引领时代风尚的担当。在这一方面，俄罗斯伟大的批评家别林斯基是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别林斯基对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而言，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评论家，而是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灵魂人物和精神导师。他对当时社会思潮的引领主要是通过艺术批评的活动实现的。1841年果戈理《死魂灵》发表后，俄罗斯斯拉夫派知识分子肆意进行攻击和毁谤，认为在任何一种人类语言中都没有写过比这更糟的作品。别林斯基则高度赞扬“在全部赤裸裸的真实中再现生活”的“自然派”，并认为《死魂灵》是“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是一部“高出于俄国文学过去以及现在所有作品之上的”“既是民族的，同时又是高度艺术的作品”。《死魂灵》所代表的倾向，代表着俄罗斯文学的正确的方向，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别林斯基还对当时新起的“自然派”作家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创作都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精确的评价。这就使得俄罗斯文学走向了更加同情底层人民，更加批判沙皇和农奴主反动统治的民主道路，使得俄罗斯文学成为民族教育和民族解放的重要武器。

　　从根本上来说，对优秀作品的发现和推崇，构成文艺经典化过程的重要动力。这种经典化的过程不少时候是超越批评家和文艺家的时代、生命和知识局限的。19世纪英国批评家德·昆西论诗人华兹华斯的经典化进程有段名言：“1820年之前，华兹华斯的名字给人家踩在脚下；1820年到1830年，这个名字是个战斗的名字；1830年到1835年，这已是个胜利的名字了。”因此，我们要站在当代的立场上，从文艺创作的高原上挖掘出时代的经典，凸显出创作的高峰，是要接受很多考验和挑战的。我们可能因为缺乏更深邃的眼光，高估了我们的成就，我们也可能因为缺少足够高远的境界，低估了一些作品的力量。但是这种在万象混杂中探寻和鉴别的艰苦过程也许恰是文艺批评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