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浙军”亮新单——“浙江小说10家”丛书出版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时节，“文学浙军”盛载收获：日前，记者从省作协获悉，由浙江省作协牵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浙江小说10家”丛书，全面展现了新时代浙江省优秀小说家的整体创作实力。
这套书涵盖畀愚、东君、海飞、黄咏梅、马炜、斯继东、王手、吴玄、哲贵、钟求是（按作者姓氏音序排列）10位浙江作家的作品，所选作品均在全国文学期刊发表并有一定的影响，是作家们创作脉络、创作历程的梳理与展现，以及积累多年的写作菁华的一次全方位展示。
我省是文学大省，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无数优秀的作家作品影响着中国一代代文学爱好者。近年来，浙江小说创作水平位列全国第一方阵。据了解，我省作家每年在全国重要文学刊物发表文章400篇左右，其中大部分为中青年实力作家的创作。此次收编的这10位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时代浙江中短篇实力小说家的整体创作风貌，他们大多为60后、70后，作品敏锐地捕捉当下社会发展的变迁与脉搏，在创作中观照社会现实，发掘历史沉淀，揭示生活本质。
关注火热的现实生活，是浙江小说家笔下最生动的笔触。哲贵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代浙江人的精神生活，他们或几经放飞后自行“上山放羊”，或欲拒还迎进入上一辈心心念念的“天堂”，或顺水推舟“寄养”自己之后顿悟重新启程……他们在努力寻求生活的真义、内心的宁静。他们的内心世界，被哲贵从容不迫地揭示出来。与此相对应的是，王手的《讨债记》，则是一组有关经济活动的小说，涉及开店、办厂、讨债的艰辛。每个领域都是一个小社会，作品也是了解温州生活的鲜活样本。钟求是的《昆城记》从一道道狭小缝隙切入，写出如潜伏暗流般的人、事、情，那熟悉却疏离的生活、乖离却温柔的感情、平常却奇异的人物，沉郁微苦却不失生命之蓬勃。
为“弱者”立传，以个体或群体生命体验对宏大历史画面进行补足、以走进“弱者”内心的方式走进历史和审视复杂人性的创作特色，表现了浙江作家重构历史、凝视人性的胸怀。黄咏梅的《后视镜》以十一个城市小人物孤绝的突围征伐，试图展现对生活的反思，追溯被庸碌日常遮蔽的点滴诗意：那最后一个“抹澡人”，那将自家耕牛漆上“龙”字的悭吝大伯，那被孩子欺侮却“眯着眼笑”的契爷卢本……尤其是那掌握了一辈子方向盘却以后视镜领略风光的父亲，对过往生活一笑而过。畀愚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通过对生活困境的描写，呈现繁华的另一个侧面。
创作手法，反映了浙江小说家的文学追求。马炜的《十步杀一人》中，偶然性手法、乡土情结和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构成了他创作的主要特点，作者力图以一种“纯正的汉语”来规范作品的语言。斯继东的《你为何心虚》收录70后作家20年间创作的17个短篇，以身体承载表现勃勃的欲望，又以欲望或者被投射的欲望（被动欲望）呈现现实的悖谬和荒诞，并描绘出各色人等的心理活动，逼真细腻得令人战栗。吴玄的《玄白》在创作小说时提出“陌生人”概念，探讨现代社会里人们所面临的主体性丧失的问题。
歌颂新时代的坚守精神，是丛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类主题。《我少年时期的烟花：海飞自选集》是带着少年的无知无畏、热血果敢的淋漓元气的。《大雨滂沱》中敢做敢当敢爱敢恨的马超英；享受过丹桂房村长片刻荣耀失去也平静的“我”；一心去杭州却背道而驰的残疾兄弟国国与天平；送仇敌李木瓜上山的球球；《在人间》的黄花苗……在世故精明的亲朋乡邻的映衬下，这些主人公言行举止是那样简单直接，显得有点傻有点呆——恰与作者婉转流畅的语言相映成趣——在屡屡碰壁的坚硬现实下，主人公的坚持显得那么渺小而有力，如刹那芳华般耀眼。评论家牛玉秋在评论东君的作品《子虚先生在乌有乡》时也认为，以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为界，小说里写了三种人物，有坚守者、沉沦者和动摇者，他们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现实处境，“辨识传统文化的神韵和真味，使其长久地传承下去，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作家的责任。东君的小说里就有这样一种使命感。”
此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整套丛书共10册，其中东君、王手、吴玄、哲贵、钟求是等5册全部是温州籍作家的作品。这些温州籍作家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与传统的作家不同，他们大多是业余作家，有的甚至一边做买卖一边写作。温州籍著名海外华文作家张翎认为，“近年来文坛上出现了一群优秀的温州小说家，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些很独特的个性，比如陈河的视野和与众不同的叙事手法、哲贵不变的信河街上的复杂心灵史、王手永恒的‘柯伊娜’背后的工厂书写……他们用各自的视角，带有鲜明而独特的风格与思考，叙述着故土的故事。”
近年来，省作协通过文艺精品工程、新荷计划等一批扶持项目，打造了一支老中青承接有序的“文学浙军”。本套丛书旨在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文学创作的新成果、新成就，提升浙江作家在全国的影响力。同时，在丛书选编过程中，麦家、艾伟等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作家主动让贤，希望将更多的展示机会留给正在快速成长的实力作家们。下一步，我省将与国际知名的企鹅出版社合作，将部分中青年小说家的优秀作品翻译出去，让“浙江文学”走得更远、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