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下的创新如何突围

　　3月28日晚间，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的礼堂里座无虚席，无数慕名而来的“互联网＋”创业者等候着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黄亚生的关于企业创业创新的讲座。
　　黄亚生的新书《MIT创新课》论述了MIT作为研究性和创业型大学，在创新创业上所体现的美国“科技共和”体制特征。与这种自主、自下而上的科研模式相对的就是“政府共和”体制，即学术和创新由政府主导。
　　斯隆管理学院主导下的“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在创业者中远近闻名。2008年起，黄亚生动用学院的学生资源，甄选中国和印度的创业者入实验室进行指导。他认为，中国人的创业基因和意愿并不低，但受到政府的权力资源分配影响太大。
　　时值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到的“互联网＋”的背景，现场诸多问题聚焦在互联网金融上。去年，“中国实验室”承接了一个中国农村小额贷款创业计划，即孟加拉国“穷人银行之父”尤努斯所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所授权的中国版。由于京东高管刘强东的加入，使得农村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得以浮现，也似乎为中国民间金融增添一线生机。
　　但黄亚生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小额贷款嫁接P2P平台不一定就是个理想的循环来源，在互联网金融遍地开花的中国，要警惕它更容易引发金融的脆弱性。
　　降低转化成本是关键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在这几年一直是在提高，但研发的成果转化率一直不高，应该怎样看待科研的社会化、产品化和科研本身的关系？
　　黄亚生：前一位的问题是政府要改变。因为中国政府每年支持科研的研发投入是不少的，差不多是国民收入的2%左右。如果知识没有成为创业的资本，对于社会来说就是浪费。
　　我听到很多人反映，科研转化率低，转化过程很困难。如何降低转化成本是政府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而不是加大投资。另外，不应该因为创收和创业而影响科学研究，不然创新一次就不会有第二次。
　　如果一所大学每个教授每天在想我要去创业那就坏事了。在MIT，创业是为了得到同行的尊重，教授可以用转移专利而获得收益，或者创立公司让别人去经营，只在里面做技术投资，占股。大部分教授是不愿意去管理公司，他们还是愿意回来做科研。
　　所以这是非常巧妙的问题，你又得形成创业的空间，同时又不能影响发明，平衡好不是很容易的事。
　　日报：你说科研体制有两种，一种是科学共和，一种是政府共和，那么对于中国这种政府共和的科研体制下，大学自身该如何激发创新？
　　黄亚生：这里可能存在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大学本身的发明能力就不强，转化知识的资本不雄厚。
　　第二，中国大学没有好的机制，很多发明的转化过程和成本落在发明者身上。如果在MIT你是发明者，学校就帮你把这些东西承担下来。当然也有主观的因素，比如强大的创业的追求和精神。
　　在中国，国家支持的很多项目是弥补国内空白，那是没有任何创业的意义的，因为它已经存在，而不是新的东西。如果是成本上的弥补空白，企业去做就行了，别人成本高，我成本低，是一个生产上的概念。
　　日报：但专家也有申请专利的权利。
　　黄亚生：在这里，专利是一个涉及分配的问题，有部分是属于政府。在美国，成果是学校和教授之间分配的，政府已经放弃了成果的所有权。
　　MIT有这么个机构帮助专家申请专利，这本身不是麻烦事，麻烦的是如果有公司要使用、要付费，作为专家出面，这就不是他的优势。第一会影响研究，第二他也不是这个人才。
　　此外，信息公开不光给MIT的研究者，也给别的学校的教授，甚至不在学校的创业者带来机会，最关键是知识不能封锁。从学术竞争角度来讲，教授都是愿意尽快公布出去，这样才有积极性和激励性(incentive)。
　　但如果从政府国防的角度来讲，不愿意公布，就限制了创业。一旦回到弥补国内空白，加上军事上的考虑，保密性就更强了。
　　日报：在中国办企业，资源、资本、人脉是很重要的，你怎么看待“关系”在创业里的地位？在美国的商学院，人们怎么处理政府关系？
　　黄亚生：如果关系比你在国外学到的知识更重要，那就说明创业的环境还是有问题。理论上来讲，创业的合作伙伴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一个互补的人。如果我是商学院的，我可能去工程学院找一个陌生的人，更合理点，而工程学院的学员，会去找一个商学院的职业管理者。
　　在MIT，创业机制是自下而上的，反映了市场和人的需求。比如工学院的教授苦于没法将科研形成商业机会，而另外一个商学院的教授说，我就可以帮你做，这就没必要去要政府发什么文。关键是要相信市场和人，只要一放开，自然不同人的才能会有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就是最优的。
　　创新必损害小部分人利益
　　日报：政府现在宣传工业4.0的概念，但那是以淘汰落后产能为代价的。那么传统工业、乡镇企业本来就岌岌可危，也无力自主创新。对于这些草根企业，该怎么资助其自主创新？
　　黄亚生：政府总是把两个问题混起来做，一个是创新转型，另一个是就业，其实这些目标都很重要。其实没有必要由政府刻意推动升级转型，因为你的工资就那么低，如果你给的工资高，就迫使你转型，要想办法消化一倍的工资增长，就要提高一倍生产率。
　　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就是工资压力。老板一旦想着机械化和提高工资，在我看来就是转型的前兆，根本没必要政府去推动。企业要招到人就必须提高工资，工资提高后本身就会创新，在技术上更新换代；如果不愿意提高工资，就面临破产危机。市场机制完全自己可以调整。
　　政府要做的是别的事情，比如建立社保机制，或者对企业进行投资培训。再比如工人失业，不适应经济转型，就要重新培训，因为单个企业是不愿做的。
　　日报：你怎么看待“一带一路”和最近在成立中的亚投行？它对转移国内剩余产能上能起多大作用？
　　黄亚生：中国的企业在国外搞基础建设是非常难的，因为国外是要考虑社会影响和当地人利益的，即使你说当地人短视，但它的制度决定了它的低效。
　　我们2008年形成的高铁产业链是很完备的，但高铁产业链一旦形成就意味着这个商业模式结束的时间表提前了。长期来讲，高铁对经济的促进在于使用，使用可以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交通成本，不然光靠建这些东西，绝对是不可持续的。
　　日报：如果要在东南亚成功输出基础建设，也要看是否能解决当地的就业？
　　黄亚生：美国在建一个石油管道，从加拿大来，建设只要三万人，维护只要30人，短期是有就业刺激的，但长期是零。所以一定要想清楚，主要目的不在于建，而在于使用。如果拼命去建，说明我们在使用上的效率没有弥补不再建的损失，按理说应该是使用设施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能弥补不再去建的损失。
　　日报：在互联网+背景下，各种业态嫁接互联网，传统工商监管都无法跟上来，导致了在互联网上的一些监管缺位，最后是强行限制或关闭一些创新的模式。你怎么看待创新和政府权力？
　　黄亚生：一个社会怎么促进创新和创业，就要从法律、政府和金融政策上做出有利于创业的规章制度。在中国往往看到一些现象，一方面政府在鼓励创新，一方面大家都不把它连在一起讲。创新当然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但那些人绝对是少数，创新永远是提高大多数人的福祉。有时候政府是最大的阻碍，一个创新的政府就应该削减权力，应该有个公正民主的决策过程，因为你想挡着老百姓去创业是挡不住的。在美国，像uber,airbnb,也有些管理上的问题，但那都是技术管理上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或加剧金融脆弱性
　　日报：近期，阿里和京东在布局农村电商。去年底，刘强东和孟加拉小额贷款之父、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见面了，因此有了互联网农村金融的概念和前兆。你觉得互联网P2P平台会否成为中国草根金融的循环来源？
　　黄亚生：我说为什么在中国做尤努斯这样的农村小额贷款不能自我维持，因为它的盈利不会很高的。一般讲银行从贷款不能盈利，就必须从存款盈利，但它不是银行，不能搞存款业务。那么P2P就来了，它不是存款业务的资金来源，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个平台，而不是公司做的决策，它对资金分配是没有发言权的。
　　就想象它是个电子荧幕，点进去你支持这个项目，由资金出资人决定，法律意义上不是一个存款的行为。但是它的天性是追求好的项目和高回报，它会去寻找一些被认为是高回报的项目。
　　无论怎么说，高回报只是一个允诺，互联网不能改变金融的风险性。互联网只能使得投资更加公开和透明，但改变不了投资在前收益在后。
　　互联网P2P的透明性在于把中间商的利益拿走了，互联网的逻辑是打赢了中间商，通过吸引眼球，靠其他渠道如广告来创收。
　　日报：学界有人认为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模式跟中国互联网金融有其相似性，都是草根，都是贷给在大银行无法融资的人。由此认为格莱珉模式和互联网金融是农村贷款的希望。
　　黄亚生：尤努斯成功的地方是把借贷成本降低，通过农村妇女的“五人小组”的捆绑来提高信用，不需要有人天天去监督，也不需做任何的尽职调查，贷款成本是零。这样就可以压低贷款利率，有一点要注意，尤努斯做到后来一直是社会企业，其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来贷款利率可能会做得更高，但他没有这样选择。互联网金融和其相似性是信息的对称性和透明性，贷款人和借债方不需要中间机构，由此减少中间的交易成本。
　　日报：刘强东在跟尤努斯谈合作的时候，说中国农村金融的问题解决了，中国农村问题就解决了一半。你怎么评价？
　　黄亚生：“格莱珉中国”也许能解决一个信息问题，把存款风险降低，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中国的银行都需要抵押，就希望无风险贷款，农村里就是拿不出抵押，互联网能不能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把还款的风险减少？
　　互联网的贡献主要是两条，一是减少还款风险，二是贷款人能够更有效地把钱贷给最有效率的农民。互联网金融的另一个优越性，是将风险社会化、均摊化。
　　但是它可能会增加金融的脆弱性。过去如果不还款，可能三个月后才知道，现在马上就知道，贷款方马上就冻结了。而且人在信息匮乏的时候做决定，不是根据对方的个人特征做决定，而是根据你所属的那一类人做决定。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泰国出问题了，外资就可能在印尼撤资，因为它也是东南亚国家，这本身反而触发了印尼的金融危机。
　　在互联网金融里，大家都是小型借款的农民，你非常有效率，但他一旦出现了问题，你也可能借不到了。所以它会增加群体行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