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好关闭矿山这一“富矿”
“如果将去产能比作一本书的话,我认为我们现在只是写了一章序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在驻地接受《中国矿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2015年以来国家实施的煤炭去产能政策,促进了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一批资源枯竭及落后产能矿井和露天矿坑加快关闭。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十二五”期间淘汰落后煤矿7100处。预计到2020年,我国去产能煤矿数量将达到1.2万处,到2030年将达到1.5万处。
“煤矿关闭或去产能后,仍赋存多种可利用资源,比如地下空间、水、煤及共伴生资源、土地等。我认为,关闭后的矿山资源综合利用应该是写好去产能这本书中的关键一章。”袁亮表示。他以安徽两淮矿区为例,到2018年底,去产能及关闭矿井数量将达到20处。这些矿井的剩余煤炭资源量达15.3亿吨,煤层气资源量为476亿立方米,水资源量为23亿立方米/年,井田面积为0.56亿平方米。
“这并不是安徽两淮矿区的个案,是全国的现状。”袁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单个煤矿地下空间以60万立方米计算,到2020年,我国去产能矿井地下空间约为72亿立方米;到2030年,约为90亿立方米。据估算,目前的去产能煤矿中赋存煤炭资源量高达420亿吨,非常规天然气(AMM,煤层气、页岩气及煤系伴生气等)近5000亿立方米,并且还具有丰富的矿井水、地热、空间、土地和旅游资源等。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如果这些煤矿直接关闭将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国有资产的损失,同时也存在着矿山安全、环境和社会问题的隐患。”袁亮担忧地说。
但是目前,绝大多数去产能煤矿普遍都是直接关闭、一关了之。究竟如何利用好这些去产能关闭矿山的资源?
针对这一问题,袁亮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了《关于去产能及关闭煤矿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国际一些发达国家,例如德国、英国早就在这方面有了实践经验。基于国际上发达国家关闭矿井在后续资源开发利用上的成果经验,我结合我国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建议中,袁亮表示,应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助,成立国家去产能矿井空间资源开发利用部际协调组,对去产能矿井地下空间资源的分布、数量等基本信息进行系统调研,提出去产能矿井可利用空间资源的详细数据,为国家决策提供支撑。
与此同时,他建议,出台支持去产能煤矿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和管理办法,简化审批程序,在核准指标配置和备案手续政策上对去产能矿井开发利用项目倾斜。开展去产能矿井资源开发利用产业财政补贴、减免税、专项基金等多种扶持政策的研究。
具体操作可系统开发空间资源、水资源、煤炭资源、非常规天然气、土地资源、旅游资源六大资源。
空间资源利用包括建设地下油气物储存库、建设地下分布式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利用资源枯竭深大露天矿空间资源、建设地下空间国家级科研平台。
水资源利用方面,包括构建去产能矿井含水层污染缓解体系、建立无抽水能力矿井群污水处理中心、深化采空区地下水库开发。
煤炭资源利用方面,依托去产能矿井的巨大空间资源进行煤炭地下气化的研究工作,变产煤为产气。
非常规天然气方面,研究筛选煤炭开发五大区内的去产能矿井,分析评价不同区域AMM资源二次成藏机理与分布特点,科学评估我国AMM资源量;建立AMM资源量评价模型,构建AMM产气量预测模型及其经济性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评估AMM的极限开采量和经济价值;重点发展AMM开发利用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探索适合国内AMM开发利用可行性技术方案,建立国内AMM开发利用示范基地,形成AMM开发利用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指导体系,建立健全AMM开发利用政策支撑体系。
土地资源利用方面,未来应综合考虑矿区环境特点、经济水平、人力资源构成等要素,培育新产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旅游资源利用方面,构建适合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尺度的去产能矿井旅游资源开发格局;按照梯度发展规律进行去产能矿井工业旅游开发,优先发展东部、东北部,逐步发展中部和西部,重点开发经济转型迫切、代表特定时代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去产能矿区;通过“去产能矿井+旅游”模式创新,形成新型旅游产品,促进去产能矿区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信息化融合发展,尽可能保持工业遗产的原真性的前提下打造具有观光、休闲等功能的旅游吸引物。
对于未来煤炭行业的发展前景,袁亮代表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行业企业要进行认真反思,推进结构性改革,不改革的话,资源型行业企业就没有出路。”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先后提出了“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确立了“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新目标和新部署。
“这些都对我们资源型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亮对记者表示。
他认为,要实现煤炭行业的华丽转身需要抓好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煤炭高效智能化开采。要开采满足安全、技术、经济、环境要求的绿色煤炭资源,对标发达国家资源开采率,延长绿色煤炭矿山服务年限。实现资源精准开发、智能化开采,科学闭坑与灾害治理、去产能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恢复美化的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实现绿色与多元化发展,推进煤炭高效集约化利用。要推广煤炭清洁利用技术,大力发展高端煤化工,对传统煤化工实现升级改造。同时,要发展清洁绿色能源,从传统资源型企业升级改造为能源企业。
“这对改善我国能源消耗结构,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袁亮表示。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又是科研工作者,袁亮对资源领域科技创新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行多部门、跨学科合作,才能构建完整的科技创新链,才能出原创性成果,同时促进成果转化,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的生产力。”在袁亮看来,这条创新链上要有高校负责基础调查,科研院所负责装备升级,企业负责技术改造。
“我们不仅有几十年的科技积累,还有持续的体制机制创新。可以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袁亮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