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炒饭事件”折射社会的浮躁和扭曲政绩观

　　“撒把葱花加个蛋，不在扬州的炒饭……找到回家的感觉。”香港词人黄伟文在这首名为《唐人街》的流行歌曲中，通过扬州炒饭这个意象，勾勒出海外游子的丝丝乡情。然而最近发生的“扬州炒饭事件”带给海外游子的不是乡情，而是尴尬。26日，江苏扬州三天前创造的4吨“最大份炒饭”吉尼斯世界纪录因为浪费被取消。

　　这份“炒饭”原本应在破纪录后，被分送到有关企业和学校给职工和学生食用，但却被发现大量成品被装进垃圾车运走，因而引发民众强烈谴责。官方核查后称，有部分成品是因存放时间超过4小时，不适宜食用，而被送至养殖场处理，总重量约150公斤。

　　从成功破吉尼斯纪录，到记录被取消，短短三天反应的却是某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病：一种急功近利心态已让吉尼斯纪录变了味。一哄而上，将吉尼斯当成“头条直通车”，反应了整个社会浮躁的心态，以及某些地方政府错位的政绩观。

　　近年来，中国各地“世界最大、最高、最长、最多”的事物不断涌现，“最高蛋糕”、“最大南瓜饼”、“最多人齐包水饺”……各种千奇百怪的创意让人大开眼界，但这些“最”字头的产品最终的下场多数与此次扬州炒饭一样，这种行为本身对社会毫无助益，也违背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不得浪费”的规定。

　　申请吉尼斯记录本无可厚非，但申请背后的逻辑却值得考量。“扬州炒饭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恰是为了申请而申请，为了博眼球而申请。似乎只有跟吉尼斯记录沾边了，活动才有更多意义。

　　主办方乐此不疲申请吉尼斯记录，是摸准了媒体求新求奇的“脉门”；媒体一窝蜂的报道，是扣紧了受众猎奇的口味。眼球经济下，一切都很迅速，少有人会沉下心来对这个过程产生质疑，也少有人会问这种“申吉”过后，是否能留下更多的“遗产”。

　　一些地方政府成了“吉尼斯热”的主要幕后推手。现如今，“申吉”大有成为地方间相互较量的“新项目”。一种非理性思维方式在部分地方官员中蔓延：你为炒饭“申吉”我就为水饺“申吉”；你打太极的人最多，我跳广场舞的人最多。在循环往复中，扭曲的政绩观就这样裹挟着吉尼斯纪录，走上同“面子工程”一样跑偏的轨道。

　　然而，轰轰烈烈的“申吉”活动一结束，一切又复归从前，除了能在“名片”上印一句“曾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宣传语外，民众并不能从中获得长久的、可持续的发展红利。

　　而在多数“贪大求全”的吉尼斯记录中，真正的技术含量、创新因素却并不多见，而它的弊端却十分明显：从政府到媒体再到个人，整个社会都被一次次“破纪录”的虚假繁荣所麻痹。被“贪大求全”蒙住了双眼，许多人忘记了创新才更是吉尼斯纪录的应有之义。

　　“扬州炒饭事件”的“东窗事发”可谓敲响了及时的警钟。那种一哄而上的“申吉热”已成了一种浮躁的社会病，必须下猛药治疗。而对某些政府官员而言，收回伸得过长的政府之手才是正道，就好比把勺子交给厨子，才能炒出原滋原味的扬州炒饭一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