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房陵文化圈：朦胧面貌日益鲜明
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省神农架一带发现并采录下来的汉族长篇创世叙事诗《黑暗传》，揭开了这个独特文化区神秘面纱的一角，使我们部分地窥见了这里由土著文化和外来的中原文化长期碰撞、交融而形成的文化风貌。而地处神农架北坡，伸展于长江和汉水之间广袤地带的古房陵，也是一个因自然生态和历史发展而铸造成的独特的文化区，其所隐藏着的许许多多未知的历史文化密码，吸引着国内外的文化研究者和探索者。虽然经过了不同时代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冲击和洗礼，其主导的部分或特性，至今仍然显示着以荆楚文化和秦巴文化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特色。
跨入21世纪的10多年来，地方的文化学者们的文化自觉提高了，在古房陵地区陆续发现并采录了在当地以口头形式流传的“诗经”文化、“流放地”文化、薅草锣鼓歌等多种民间文化形态，使“房陵文化圈”的朦胧面貌日益变得鲜明了。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不单是文学作品，而且是古周社会的百科全书。《诗经》中有盛赞“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小雅·六月》）“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大雅·烝民》）的诗句，人们一直追问：这个名叫尹吉甫的《诗经》的采风者、编纂者究竟在哪里？湖北省十堰市的有关专家学者，深入考察，采风民间，查阅大量的诗书史料，得出结论认为，尹吉甫是房陵人，他仕于周，征战于山西平遥，食邑房，卒葬于房。《诗经》中的《烝民》、《崧高》、《江汉》、《韩奕》、《都人士》、《六月》，都出自尹吉甫之手。这个结论，得到了一些文学史家的首肯。而与《诗经》相关的民间传说和民歌，至今还在湖北房县的深山里被老百姓传述着和传唱着。房县因而被称为“尹吉甫故里”“诗经之乡”。“尹吉甫传说”于2007年6月被批准列入湖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久前又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国家的层面上得到保护，引起了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从20世纪50年代初长篇民间叙事诗《双合莲》和《钟九闹漕》在湖北黄冈地区被发掘以来，多部民间叙事长诗在鄂西北地区以及在长江三角洲吴语地区先后被发现，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叙事长诗的结论。而最先在神农架被发现、在房县民间也有广泛流传的创世史诗《黑暗传》，被认为是汉族叙事诗的代表作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房县版的《黑暗传》记录文本的问世，从而我们就可以把以《黑暗传》为代表的地方民间叙事传统的文化版图，扩大到与神农架林区相毗邻的房陵文化圈。如此，也就增加了把鄂西北文化、房陵文化的长篇叙事传统与上海、江苏、浙江等构成的长三角吴语地区所拥有的长篇叙事传统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性。
在长篇叙事传统之外，薅草锣鼓歌这类在鄂西北地区以及一些耕稼民族中普遍流行的民歌形式，也是构成房陵文化的主要文化形态之一。其音域广阔、浑厚高亢、气势磅礴的特点，适应了农耕劳动者的精神需要。同时阳锣鼓、阴锣鼓、喜庆锣鼓和庙会锣鼓四大功能，已融入老百姓的婚葬嫁娶、生老病死的日常生活中。这些古老民歌、民间故事的流传，孕育了一批山村里的民歌王、歌布袋、 民间歌师，而他们理所当然地是民间文学的传承者。这些歌谣带着泥土的芳香，质朴纯真，显示了楚调、巴音、秦韵的地域特色，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充分展现了山民以歌为乐，以歌传情，以歌育人，养生健身，传承文明，歌颂农村幸福生活，憧憬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心愿。
房陵地处神农架北坡和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两地域之间，不仅属八百里武当地域，县内还有西武当、小武当和赛武当；而且占千里房县半壁河山的西南部山区，系神农架北坡地域，万山叠嶂，林海茫茫，飞云荡雾，素有天然药港、药材宝库之称。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是构成中国传统医药学和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神农武当医药歌谣、医药验方等，是中华医药的瑰宝、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房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荆楚秦巴文化基础上发育和滋长起来的地域文化。但它又是被专家称之为“中国中西结合部古文化沉积带”。追溯其源流，不能忽略作为历史上的“流放地”以及那些被流放者所带来的异地（他者）文化的影响和交融。房县相传是我国古代六大流放地之一，而且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品级最高，被称为“特放地”——“宫廷陪都”和“后花园”。历史上曾有49位帝王将相皇亲国戚特放房陵。这些有着多样文化背景的被流放者所带来的异地文化，给房陵的土著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和参照系，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使其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或发生着或隐或显的交融与变迁。这种异地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融和变迁，在房陵地区并不是孤例。笔者在考察研究贵州安顺地区流落在那里的中原遗民所形成的屯堡文化时，在考察明代修建武当山宫观时流落在后山皱褶里的20万中原民工的文化变迁时，曾提出过一个“文化飞地”的理念。我想，昔日房陵的流放者们即使没有像屯堡人那样恪守住自己的本源文化，他们的文化也以曾经的强势姿态而给予当地的土著文化以强有力的影响。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
（作者系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