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青铜缶 与浙江遥相呼应
每件镇馆之宝背后都有一个悠长的故事,一段鲜活的历史。曾经璀璨,今又流芳。
第三期,让我们走进全国唯一一个港口主题的博物馆,一件战国时期的船纹青铜缶如何讲述了,两千多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故事。
浙江有2200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自古就是建设海港的天然场所。
无论是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明州港(即宁波),还是今天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全球第四、全国第三的宁波—舟山港,无一不在印证着这一点。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港口主题的博物馆,位于宁波北仑区春晓滨海新城的中国港口博物馆里就有一件战国时期的船纹青铜缶。尽管这件国家一级文物并非在浙江发掘,但上面的羽人船纹图案,却暗合了浙江宁波一带自古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
中国港口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博物馆,2014年10月才建成。外形酷似海螺的博物馆,非常具有现代风格。
“你们猜猜看,这个青铜缶是干什么用的?”每次带着观众走过这只青铜缶,博物馆的讲解员都会问同样的问题。
船纹青铜缶就在博物馆常设展览《港通天下——中国港口历史陈列》中,位于河姆渡文化单元的后面。
经过这件高37.8厘米,口径23.6厘米,腹径50.5厘米,底径25.5厘米的大型青铜缶,每个人都会驻足观赏一阵子。
“是装酒的。”“装米的。”“是装水的。”……
中国港口博物馆专家介绍,其实青铜缶是属于青铜礼器,还是非常重要的器类,一般用来装酒和装水,而这个战国船纹青铜缶就是用来装水的。
专家说,用来装酒的缶,体态比较长,颈粗,和东周时期的壶类器有些相似,但腹部有四个对称的环钮。可船纹青铜缶根本就没有脖子。
用来装水的缶,一般都是以“浴缶”来通称。
浴缶多为楚式,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一直沿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势力的扩张,楚文化向周围其他地区流传并被仿造。公元前307年,秦武王举鼎绝膑而死,秦国争立君位,发生内乱,一时无暇对外兼并,楚国就趁机攻打越国。公元前306年(楚怀王二十三年),越国发生内乱,楚国出兵攻灭越国,设江东为郡。楚文化的影响为不断扩张,延伸到吴越、百越及巴蜀等地区。
如今,在江苏吴县、广东清远、四川等地都有比较典型的楚式浴缶出土。
楚文化鼎盛之际,正值春秋战国时期,此时诸侯各国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均达臻化之境。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就是青铜器的经典之作。
而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并享有“镇国之宝”美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司母戊方鼎。据考证,司母戊方鼎铸造于在商朝后期,至少花了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在约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完成。
不过,在当时,青铜器还只是权贵阶级使用的器具,且多作为礼器使用,平常百姓一般很难接触到。
“这件文物,是我们通过很大的努力,从一位广西合浦的藏家手中收集过来的。”当年负责收集藏品的副馆长陈卫立告诉记者。当时听藏家说,这件青铜缶是在广西出土的,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落入了外国藏家的手中。
听说这件青铜缶是战国时期青铜制品的鼎盛之作,这位广西藏家立即花钱收集了过来,把这件中国文物带回了祖国。
其实,在筹备建馆之前,国内及境外几家博物馆都希望征集此件文物,陈卫立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寻访了好几年,一直没能和藏家联系上。一听说藏家希望把这件青铜缶交给博物馆收藏,陈卫立就立即和工作人员飞往广西。
藏家很吃惊,他没有料到电话沟通后的第二天,陈卫立就来到了广西。通过沟通,他认为自己的藏品能在港口博物馆展示,是最好的归宿。
经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鉴定,这件青铜缶被一致认为是研究楚文化与吴越、百越、巴蜀等地区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一件重要实物资料,是一件难得的大器,非常符合港口博物馆的征集方向,并被定级为国家一级文物。
陈卫立介绍,这么大个头的青铜缶,确实不多见,鼓腹、圜底,圈足外撇,这样的造型,在全国可能只有两件,浙江的这件就是其中之一。
这件青铜器最大的特点,就是下腹部的主题纹饰——四组羽人竞渡纹。
“下部以弧形边框为舟,上面坐羽人呈竞技状,用对雉分隔四组羽人竞渡纹,一看就知道是舟船和羽人的造型。加上看到船上的旗帜和羽人的动作,可以表现出舟上羽人手舞足蹈的情态,非常形象生动。”陈卫立介绍说。
羽人竞渡纹是中国古人航渡活动的记录,也是目前发现最早、最生动形象地精彩表现。羽人竞渡纹到底是战争的状态,庆祝的状态,还是日常商用的状态,陈卫立说,尽管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船上羽人的状态都很振奋,看上去精气十足。
虽然船纹青铜缶是在广西合浦出土,但其羽人竞渡纹却和1976年在宁波鄞县(现宁波鄞州区)云龙镇甲村石秃山出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上的纹路如出一辙。
目前,羽人竞渡纹铜钺被收藏在宁波博物馆。
“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战国时期的句(同“勾”音)章港,就在现在的宁波慈溪南边。当时这里也被称为吴越地区。与此同时,在广西合浦港,百越文化发展到鼎盛期。”陈卫立说,这样两个港口城市,出土了具有高度相似纹路的青铜器,不免让人浮想联翩。
据历史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海船就已经出现了:“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吴‘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左传》)”。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中国舟师第一次海上军事行动。
当海军能够进入大海的同时,海上运输和交流会不会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使得两个相距千里的港口城市能够有文化和铜器的交流?
宁波历来就是一个港口城市,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句章开始,当地就有船舶入海的纪录,在当时绝大多数都是内陆港口的情况下,句章成了为数不多的沿海港口。
宁波在唐代时被称为明州,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就有多次在明州登陆。至唐晚期,明州港已跻身中国四大港口之列。
宋元时期,只要有商船经明州港入境,先看到明州港的航标——天封塔。靠岸后,外来商船就要到市舶司 (今天的江厦公园内)申报和查验,然后到位于鼓楼的府衙盖章、领取通关文书。时光荏苒,如今天封塔、鼓楼依旧,周边则兴起了宁波最繁华的商圈——天一商圈。
更加神奇的是,羽人竞渡纹中的羽人,头顶上戴着羽毛,和浙江宁波地区当时的生活习惯极其相符。
当时在宁波地区生活的人主要是越族,越族先民普遍有鸟神崇拜。因为崇鸟,往往在一些活动中,把自身也装扮成鸟的形状,头戴羽冠、身披羽衣。在羽人竞渡纹铜钺上的羽人纹,正是这种图腾崇拜的体现。
陈卫立说,船纹青铜缶和浙江到底有多少千丝万缕的联系,会不会是同纹同源,至今依然是未解之谜,等待科学的进一步推断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