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恐怖的岁月中 他为杭州百姓提供了一个生命的避难所

广济医院内的难民们。

抗战爆发前夕的苏达立夫妇在广济医院花园内合影。

    有人称他为“杭州的拉贝”，1937~1942年间，他带领着许许多多医务工作者，为杭州百姓提供了一个生命的避难所。他就是苏达立（Stephen Douglas Sturton），1896年出生于英国剑桥，1921年到达杭州，先后住了30年。

    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周东华教授，曾因工作关系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查阅英国圣公会杭州广济医院档案，一些关于苏达立的珍贵材料得以被发现。

    1921年12月苏达立携新婚妻子抵达杭州，任职于英国人在杭州创办的西医医院——广济医院（今浙医二院前身）。1928年10月1日担任该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达立积极救治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伤兵，救护逃难至杭州的难民。1942年11月苏达立被日军逮捕，关押在上海的日军集中营，后被转移到北京丰台的集中营，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被释放。

    无法撤离的重伤官兵

    就由广济医院负责照顾

    1937年8月14日，杭城上空著名的“八一四空战”，苏达立是见证者之一，当时，他已任职广济医院院长。

    周东华教授这样描述——

    当天下午，苏达立和几个朋友正在闸口的亚洲煤油公司喝下午茶，当他们咽下最后一块烤面包时，空袭警报呜呜作响，苏达立接到医院电话，急忙返回城里。在路上，他们看到日本重轰炸机飞越钱塘江上空，炸弹爆炸声四起，数架中国空军战斗机正在惊险追击日机。第二天，又有3次空袭警报，苏达立抬头就看到日军飞机在杭城上空投弹。其中一次就发生在医院上空。

    从八一四空战开始，广济医院开始接治受伤的中国空军及其它受伤人员，不久有更多伤兵自上海郊外战区搭乘火车挤进杭州，数星期内达万人，住满了所有医院、学校、寺庙及其它公共场地。当时最大的伤兵医院设在灵隐寺。

    11月15日，杭州市政府卫生处一位张处长找到苏达立，希望广济医院能够接受无法撤离的1000名重伤官兵。他说在杭州的一万名伤兵，其中9000名可以撤退到后方，但剩下的1000名无法移动，只能留在杭州进一步治疗。如果广济医院能够予以接受，则可提供医院附近公立学校校舍作为临时的重伤医院，并可以拨付一切必需款项。

    时任杭州市长的周象贤在苏达立表示愿意接受这批重伤员后，立即支付一张国币5万元的支票。苏达立和医院职工慎重选择重伤官兵660人，于11月22日在寒冷凄风苦雨中将这些重伤员转移到重伤医院，由苏夫人及其助理人员负责照顾。12月23日，苏达立记载“伤兵也尽量运送离开，最后就剩下重伤不能移动者202人。” 而在1938年发生最不幸的事件，是“有一天日军宪兵侵入医院，架设机枪，抓走了100名痊愈期伤兵”。

    杭州沦陷后

    苏达立经常到周边巡查救人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

    周东华教授介绍，苏达立在日记中记载，“圣诞节中午，日军开始大规模占据杭州的房屋，傍晚冲进民房肆意掠夺，杭州惨遭恐怖统治的序幕被拉开。全杭州市90%被劫掠，许多妇女惨遭凌辱，12岁到60岁之妇女在此时都失去安全感。时常有受害妇女被送进医院治疗。另一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是日军放火烧屋，数处火警都很靠近医院……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之下，有1.7万名妇女、儿童和老人拥进红十字会难民营寻求庇护。佛教与红十字会合作设立的红十字会难民营，也收容难民8000人。红十字会难民营悬挂英、美、法等各国国旗及红十字会会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