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峰山坡上的翠微亭记录了一段岳飞与韩世忠的故事
飞来峰的山坡上，有一座翠微亭。
游人来往，却不大有人会想到，这座亭子的过往中有一段1142年的往事。
1142年，也就是南宋绍兴十二年。
这一年的新春来临之前——绍兴十一年的腊月二十九，岳飞被害。翌日除夕，就是立春。
岳飞遇害两个月之后，韩世忠让儿子韩彦直写了一则“翠微亭题名”。
如果不是因为六舟拓印的《韩世忠翠微亭题名》，这一题名以及由此传递出的那个时代的喟叹，就不会结实地出现在后世学人的面前。
那么，六舟是谁？
六舟的出世与入世
王屹峰说，1998年之前，他也不知道六舟是谁。
2018年4月23日，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浙江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屹峰撰写的《古砖花供——六舟与19世纪的学术和艺术》（以下简称《古砖花供》）获评“2017中国好书”。
十五六年前，本抱着“玩玩”的心态开启寻访六舟之旅的王屹峰，没有想到这本书会获奖，也没有料到这个不期而至的奖项带给他的忙碌。
刚刚过去的五月，王屹峰的业余时间被有关六舟的讲座占满了。
杭州，深圳，上海——每一场，都有不同的主题：六舟的踪迹、智慧、艺术、交游、独创性……六舟的丰厚，成就着当下讲述的丰厚。
在《古砖花供》的封底，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这样评价六舟——
六舟和尚是一位具有很高品味的艺僧，也是真懂得中国艺术的人。他一生痴迷金石，遍访天下名迹，与大量艺术家有交往，并创造或丰富了全形拓、古砖花供、八破等艺术形式。他的艺术探索的道路是清中期以后传统艺术发展的一个缩影。
谁也未曾料到，1799年，由母亲褚氏沿着海宁的二十五里塘河送至白马庙的六舟（时年九岁），会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位隐逸却有分量的人物。
绍兴十二年的喟叹
浙江省博物馆藏
六舟不是第一个著录翠微亭题名的人。
根据浙江省博物馆藏本六舟题跋可知，“此题名于康熙年间孙治修志时曾采入，乾隆年间丁敬重新访得并记录于《武林金石记》，此后便再也无人知晓，六舟也曾说‘来杭数年求此题，亦不可得’。”（引自《古砖花供》）
六舟是个要强的人。王屹峰说，六舟要做的，都是别人没有记载的，或记载有误差的——他有强烈的野外考古兴趣和热情，奔忙于实地访碑，棰拓考证。
从21岁到64岁（1811-1853），六舟在杭州访碑40余年，足迹遍及飞来峰、石屋洞、虎跑寺、灵隐寺、净慈寺、万松岭、三天竺……对于翠微亭的题名，六舟认为，丁敬所拓不精，导致释读有误，因此，他每次入山便造访翠微亭附近，只是，苦求而不得。
清道光七年，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年，灵隐寺需要续修寺志，总纂沈鑅彪邀请六舟协理。六舟由此可以从容拓得飞来峰遍布的题名。借助工作的便利性，他共拓得一百四十余种，包括《韩世忠翠微亭题名》。
“排突山梯，剪竹剔苔，手拓精本，纠误前志，不胜欣喜，即组长句”，这是当年六舟获《韩世忠翠微亭题名》时的心情。
从六舟的拓本上，可以清晰读到这则出自当时年仅12岁的韩彦直之手的碑文：“绍兴十二年，清凉居士韩世忠，因过灵隐，登揽形胜，得旧基建新亭，榜名翠微，以为游息之所，待好事者。三月五日，男彦直书。”
翠微亭的由来，应与岳飞曾在池州所作过的《登池州翠微亭》一诗有关，在那首诗里，岳飞这样写道：
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
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只是，当已赋闲的韩世忠站在飞来峰上的翠微亭时，大宋已经翻过了一个篇章，眼前虽然还是好山好水，只是写诗的人再无归日。
他们都在“找”
“找”，是考古学者的习惯。
六舟之后，翠微亭的题名又隐于竹苔之间。1957年，杰出的文物专家朱家济带着老拓工张小毛前来探访，因苔藓所封，未曾访得。
如今，王屹峰也在找。每次到飞来峰，访一访这百余年未曾面世的碑石，已经成了他的规定动作。
“找”也贯穿了《古砖花供》的始终，数十万字之间。
王屹峰明知道六舟“舍俗为佛弟子”的白马庙，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他依然要找。“正因为别人说白马庙没有了，我要去看看。”王屹峰说，考古人要的是实证。
他根据资料，复原了白马庙的建筑平面图，标注出了六舟住的房子——这间房子放置着六舟历年来的收藏，匾额为阮元所写。不幸的是，在六舟去世两年后，太平军的到来将六舟的住地摧毁。
王屹峰竟然寻访到了与六舟有关的遗物、碑记……以及那个寻找白马庙的坐标之一：大深潭。
他便在欣喜中找了下去，除了白马庙，六舟曾长住过的演教寺、沧浪亭、净慈寺，以各自的方式，记忆着属于六舟的时代。
在王屹峰看来，六舟上人是位非常有趣的人。
曾从事过野外调查、记录、保护、维修和考古发掘工作多年的王屹峰，很容易与六舟的访碑行踪与实证态度产生共鸣。
道光年间，六舟曾数次到萧山祇园寺，访碑、会友、下榻。
让王屹峰颇感巧合的是，祇园寺的僧房曾是他的办公场所——在这里，他由祇园寺东西方塔出土两个显德五年的铜制阿育王塔的研究，关注到了一则铭文上的落款“达受”。“达受”正是六舟的字。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王屹峰开始走近六舟。
两位实验家
对于普通人而言，六舟的过人之处，集中于他富有创举性的艺术形式。
比如《百岁图》，六舟的“八破画”系椎拓而成，只不过后期源于他的同类题材通常都是用毛笔描绘而成。
又如全形拓，要求拓技者不仅会椎拓，而且还需懂得透视的绘画原理，才能把整个器物的立体原貌，转移到平面拓纸上。六舟的时代，金石学逐渐成为一种文人圈的社交语言。由于照相技术还未传入、普及，想窥见到一件别人收藏的青铜器非常难，青铜器全形拓就这样流行起来。
六舟看这些，却是淡然之心。把各种金石拓在一起，他认为不过是一个小小智慧；《剔灯图》记录了六舟剔雁足灯的故事，六舟被缩小画于灯的盘底上，他自嘲为“未免孩儿气象”。
但是，当这些作品展现于当下，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六舟的审美所具有的持久性。
这里引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白铃安女士的一句话：
六舟本人就是一位开拓者，也是一位优秀的视觉艺术家。在深耕中国艺术传统和书法的同时，他也颇具实验性，竭力超越传统，甚至开始创作与绘画无关的作品。当然，这一切都与绘画、书法息息相关，但他还创作了源自拓片的作品，并且将拓片与绘画结合起来，这无疑是一场革命。
这种革命，不止在当时，又对后世的艺术产生的影响。同样的“革命性”还在于王屹峰的寻访与写作。
“从很多方面来讲，我觉得王屹峰就是六舟。他充满热情，是开拓者，也是实验家。他从不流俗，敢于冒险。”
这样的看法，不止于白铃安女士的评价。
在一场场讲座中，观众看着PPT里的六舟与讲六舟的王屹峰，也会有这样的对照感。
“像吗？得再画上两撇小胡子。”王屹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