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对话张献 戏剧是第100种可能的人生

　　孟京辉又来杭州了。这一次，是作为2017杭州当代戏剧节的艺术总监。开幕大戏之后的隔天，他便出现在了浙江美术馆里，约见自己十多年未见的老友。

　　9月16日，下午2时不到，导演孟京辉和艺术家张献坐在浙江美术馆报告厅右侧第一排，放松地闲聊着。这两个曾闯荡当代戏剧圈的老朋友，仿佛有一肚子话要说，手指在空中不时比划。

　　张献，剧作家、剧场导演、社会编舞家、临界情境主义者、生活艺术和异质现实制造者。提起上海的实验剧场、先锋戏剧或者小剧场戏剧，张献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个被圈内好友损为“台词在生活中都说完了，怎么写剧本呢？”的戏剧人，30 年来一直活跃在戏剧界——虽然他写的很多东西依然没法公演，只能成为“抽屉剧本”。他从艰难的地下艺术创作与实践中求得生存与发展，长期从事报刊杂志、舞台戏剧与电影的写作、编辑和策划，发起组织、主持多个民间艺术团体及剧场空间。

　　中国当代剧坛，有人正在为此浸没终生。多年来，他们将自己的时间、能量和热情都彻底投入到发酵戏剧土壤中，创造中国无数剧坛奇迹。

　　舞台上，两位中国戏剧的领路人，一黑一白，坐在灰色的圈椅上，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背后像课堂上的幻灯片一般，打亮了硕大的背景：“戏剧：第100种可能的人生。”

　　舞台下，是许多年轻的闪闪发亮的面孔，他们是爱好者、从业人员、学生、志愿者……他们来到这里，只为接受一场关于戏剧的“洗礼”。

　　“就像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聊天”

　　这场没有讲稿没有彩排没有一切准备的对谈，一开场，便是两个老朋友的闲话家常。

　　孟京辉首先拉开了回忆之门，两人最早见面是在1989年5月，南京的小剧场戏剧节。孟京辉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当时张献排了一个戏叫《屋里的猫头鹰》，这是当年戏剧节里唯一一个有实验性争议性的作品。

　　那时候大家谈论最多的是戏剧危机，好多人都在着急戏剧没人看，没人演。《屋里的猫头鹰》，从人物设置到整个编排，到故事叙述的方法都别具一格，为此专门设置了一个讨论会：“如果这个戏要存在的话，那我们的戏剧将往何处去。”

　　“南京小剧场戏剧节，被称为中国戏剧的救亡。小剧场的概念刚刚兴起，似乎是把大剧场砍去三分之二，那观众就满了，可是不是那么回事。”张献也跟着回应，“原来的那套文化要重新定位。我当时觉得我们生活在那里，我们要生活下去而不是老是思考，《屋里的猫头鹰》和以前戏剧所讨论的东西完全不相干。我说这个戏剧在上海引起那么多问题，到南京怎么办？他们说中戏有一批人不错。讨论会上，有专家说起这个戏的虚无，不给信心和明确的方向，反而加深我们的虚无，让我们怎么活啊？然后老孟就站出来说话了。”

　　那是实验戏剧刚萌芽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以前，话剧作品多是现实主义风格的。80年代以后，中国的话剧舞台上开始出现了探索话剧、实验话剧，这些话剧开始用表现主义、荒诞主义之类的手法，描述人生。这些话剧后来被笼统地称为“先锋话剧”。

　　“物质生活永远不要比，你跟李白都不用比”

　　今天的活动，与其说是一场对谈，倒不如说是一次问答会。因为仅仅20分钟之后，现场便交给了观众。

　　这或许是两个有着常年戏剧工作经验的人之间的共识：和戏剧的表现力一样，更希望通过与现场观众形成“互动场”的方式，来阐述戏剧对于生活的点滴影响。

　　一位年轻的戏剧从业者很快提问，“年轻人做戏剧日子挺难过的，孟导对于这些在挣扎中的人有什么忠告？”

　　“怎么叫活不下去？我没见过一个人搞戏剧的饿死在街头的！”孟京辉听得有些激动，嗓门也不自觉大了起来，发出一了一串“连珠炮式”的质问：“咱们拿手机出来比一比，我这就是iphone se，人家一年换一个；我这个皮鞋200块钱，他们随随便便都是600块；我去外面馆子吃菜，20块都觉得贵，旁边小孩一桌菜400多块。”

　　“我们那时候80块钱做了整个戏。到地安门门口找卖冰箱的零件，钉了一面墙，所有人把自己心里的话写上去，弄了一个很漂亮的布景。没有钱，你把你的床单弄上去也很好看啊。”孟京辉对张献说起自己最早排练的窘境，穷得连被子都买不起，一块垫子配一件军大衣，盖了2年。

　　张献也跟着补充：“牟森专门挑着饭点去找人，没地方住都是别人安排的。我在上海的时候也没有钱，什么粗活都干。最少的时候手里只有3毛钱，都想不到是怎么活过来了。”

　　“我们的戏剧真正需要疯狂的，有强烈自由色彩的，对自己的生命有感悟的人，就足够了。这些人就赶紧去搞商业去吧，脱离我们的队伍吧！”孟京辉认为，有一些障碍，有一些经济困难，但是你翻过去不就完了吗？

　　“商业太easy，不值得聊”

　　进入被资本绑架的时代，戏剧的艺术性和商业性之间的话题又再一次地出现。

　　“这个问题我最不愿意谈了，我们有大量的时间，还没有聊完艺术。商业这个事，你着什么急啊？”孟京辉用浪漫主义“怼”起了观众，“全世界有多少人赚了2个亿，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特别美妙的想法，一个美丽的瞬间，我愿意放弃这2个亿。”

　　孟京辉举了一个例子：此次受邀来杭州当代戏剧节演出的荷兰斑比剧团，演戏的六个小时内浑身出汗，什么都不想。张献也说起最近的经历：“9月9日，我们在上海做了一个演出，没有剧本没有导游没有排练，没有一分钱，只是一些认识的人。演出却非常成功。”

　　戏剧的第100种可能的人生，就在这里出现了。孟京辉推荐了青年导演陈明昊的《卡拉ok猪》。“月底就要演出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排完。19个演员来自各行各业，有插花师、美术设计师、摄影师……各种奇奇怪怪的职业。他们会把他们在生活中的所有东西给到现场。你能感觉到一个导演可控和不可控之间的东西。”在他看来，你要吹牛，你就要多做点好作品。

　　“剧场，还是要和公众发生一种现场的联系，这是生命”

　　粉丝的到场，也让现场作品研讨的气氛越发火热。有人认为新版《恋爱的犀牛》不如老版有冲击力，有人提出《臭虫》可以修改一些情节，孟京辉都虚心听取，照单全收。

　　周围的人都在谈戏剧商业，怎么做大做强做高。有一次，孟京辉给黄燎原发了一个短信，说我们是不是失败了，他回答，人类一直是失败的。“我就觉得和成功无关，不能用成功失败来触摸我们的人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管成功和失败，我们对未来的设计是什么，对未来戏剧的设计是什么，这其实很重要。”孟京辉说。

　　张献认为，自己现在分阶段的做戏剧，就是不断在反思。“全世界有比我们艰苦的人，你知道波黑、叙利亚的人怎么做戏剧吗？波黑戏剧家演出的时候，观众得冒险越过狙击手的火线进入房间看戏。”

　　“年底，我们打算在杭州演出沉浸式戏剧《死水边的美人鱼》，不售票，由我们来挑观众。”讲到下一步计划，孟京辉卖了个关子。总之，每一两年弄点事，故意拍一些看不懂的戏，和不故意地拍一些看得懂的戏，如果说要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想把戏剧和戏剧节，再做得好玩一点。

　　“给年轻人更多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看看能不能发酵出我们年轻时代扔下的一些种子。”两人相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