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面开展智库的疫情研究

　今年春节期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疫情发生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迅速投入到抗击病毒、抢救生命的最前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立即启动新冠肺炎研究专项，全国医学领域科研人员则积极参与了新型冠状病毒及疫苗的研究……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智库科研人员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野生动物相关法律制度研究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在2020年1月20日的相关发布会上指出，此次病毒的源头很大可能是野生动物。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亨德拉、尼帕病毒、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研究表明，70%的动物疫病可以传染给人类，75%的人类新发传染病来源于动物或动物源性食品。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野生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危及公共卫生安全。加之交通的便利和人口的流动，使得流行病爆发的概率大大增加。因此，禁止野生动物贸易和禁食野生动物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议题，其中首要的是法律先行。

　　智库应就野生动物相关法律制度开展深入研究，一方面，就我国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食用现状进行全面摸排，详细探究现有法律制度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漏洞与不足，为相关法律制度的修订寻找突破口。另一方面，重点关注如何科学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合理增加禁止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的内容，明确野生动物经营相关的市场监督执法部门及其职责，加大野生动物非法利用的处罚力度，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

　　 消费者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研究

　　禁止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不仅需要严谨完善的法律体系，从长远来看，最根本的是要从消费端进行有效的干预。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因此，研究人的心理、转变人的消费行为是保护野生动物免遭人类捕杀、食用的关键。消费者野生动物消费行为是指消费者在寻求、购买、食用、评价和处理他们预期能够满足其需求的野生动物产品和服务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消费者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研究则涉及消费动机、消费意愿、消费者态度、认知程度、社会文化因素等众多方面。

　　智库推进消费者野生动物食用行为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消费者对保护和禁食野生动物的认知与态度情况。认知决定态度，态度影响行为。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消费习惯、地域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这决定了不同地域的消费者对保护和禁食野生动物的认知与态度存在较大差异，迫切需要展开广泛的研究来全面掌握这一情况，为减少消费野生动物的行为提供数据基础。二是消费者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动机与意愿情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的情况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跨境走私的案件时有发生，要杜绝这些情况，需要对消费者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动机与意愿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消费者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减少消费野生动物的行为提供理论支撑。三是野生动物消费的社会文化情况。我国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时期的狩猎文化还有遗存，野生动物更有利于食补的思想大行其道，中药材中使用野生动物效果更好的理论仍旧存在，这些社会文化一直影响着消费者的野生动物消费行为。智库学者应对我国野生动物消费的社会文化情况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大宣传力度，尽可能消除不良文化的负面影响。

　　 公共危机应急机制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成功应对了大量公共危机事件，如1998年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等，在解决这些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我国的应急管理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然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我国部分区域的公共危机应急机制仍然暴露出不少问题。

　　在人口高度密集、交通便捷、流动量大的现代城市，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公共危机应急机制是智库学者应该关注的重大课题。一是风险应对机制研究。在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类社会风险时，需要有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及时作出反应，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避免风险范围扩大。而在此次疫情爆发初期，大量携带病毒的人员流动至全国各地，导致全国主要省份均有病例发生，显示了风险应对机制的“失灵”。二是物资保障机制研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包括武汉在内的多个城市出现了口罩、防护服等医疗器具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这暴露了我国部分城市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物资保障能力的不足，而物资保障能力的不足会进一步影响城市的风险应对能力。三是区域联动机制研究。公共危机事件背后潜藏的风险极易在短时间内快速扩散，任何城市、省区都很难独善其身，这就需要构建合理的公共危机区域联动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的联动机制以及省区、城市之间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等。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案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对于我国建立科学高效的公共危机应急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危机社会舆情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范围大、时间跨度长、社会关注度高，极易产生较大的社会舆情，如果应对不力可能会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需要智库科研工作者对此进行跟踪研究。一是公共危机舆情跟踪研究。新冠肺炎出现初期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确定疾病存在人传人的证据后，该疫情的舆论热度迅速走高，并形成了长时间、高热度的舆论特征。如何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舆情跟踪研究，严防舆情失控，并及时根据舆情走势进行有效的引导、宣传和科普，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二是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机制研究。历次公共危机事件表明，信息公开和信息管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公开机制也不可或缺。一个有效的信息公开机制可以预测危机的发生，同时帮助政府部门提前做好防范和解决危机的准备。三是公共危机谣言治理路径研究。与公共危机舆情信息伴随而生的，往往还有与公共危机相关的谣言。尤其是在通信工具高度发达的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信息源和信息传播者，这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谣言的传播更加快捷化、隐秘化。四处传播的谣言可能造成公众的大范围恐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会给实体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如何加强谣言治理是智库面临的新课题。

　　智库是党和国家的智囊团，围绕各自的研究方向和学科特色凝心聚力，各类智库均可以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联年度重点项目（2018Z05）、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探索类项目（LQ20G030010）研究成果）

　　（作者：吕煜昕  浙江大学舟山海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