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之间：“中”的两种状态及其意蕴

“中庸”之“中”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中”有“先验”与“后验”两种形态，具体表现为先验的“在中”与后验的“时中”，或简称“中”与“和”。先验的“在中”可以隐而未发，后验的“时中”却要求“发而中节”。通过“率性”，“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修道，将“天道”与“人性”联系了起来。由此，“中”获得了本体论和方法论两方面的意义。

　　“中庸”二字，首见于《孔子·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视中庸为常人难及的“至德”。朱熹认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郑玄注《礼记·中庸》“君子中庸”时认为，“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可见，他们对“中”的理解并没有分歧，而对“庸”的认识却存在差异：朱熹认为“庸”是“平常”，程颐认为“庸”是“不易”。幺俊洲则指出，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正因其“平常”才“不可变易”。其实，程朱二人分别发现了“庸”不同维度的特征：“庸”的“物理”性质是“平常”，“化学”性质是“不可变易”。朱熹指出，“中”“庸”一体，虽然可以分开讲，但“中庸”终究只是一个而非两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以其不差异可常行，故谓之‘庸’”。可见，“庸”经常被解作的“用、恒长与平常”，这三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王乐等指出，“第一类观点强调的是‘庸’的实践性，第二类观点强调的是‘庸’的绝对性，第三类观点强调的是‘庸’的普遍性。”

　　王夫之的理解则触及了“中”的“时中”一面，他认为：《中庸》之名，其所自立，则以圣人继天理物，修之于上，治之于下，皇建有极, 而锡民之极者言也……中庸者，古有此教，而唯待其人而行；而非虚就举凡君子之道而赞之，谓其“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能中，“平常不易”之庸矣。

　　正如张启辉指出的那样，王夫之的“中庸观”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中之为体，庸之为用，是事物的内在属性，不以人的贤愚为转移。作为事物的本质，中庸即实有；作为处事的态度，中庸就意味着实事求是。”徐克谦也持有“中节”要求一种“实事求是”认知态度的观点，“君子除了有天道人心的内在信念，还要有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事实上，在“中节”应当“求实”这一点上，研究者们并没有争议。于桂凤等人认为，“中”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和修养论意义，因而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而后两者实际上是“经验”层面的“意义”，即对于“道的追求”。将“中”具体运用、“发而中节”则可以获得人生的和谐。

　　《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里的关键在于“发”与“未发”的分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见，于人而言，“喜、怒、哀、乐”四情是“天命”所赋予的“人性”，其“未发”时，处于一种先验状态，这种先验状态下的“中”是“在中”（与“时中”相对）。徐克谦认为，这种未发的喜怒哀乐“可以理解为就是人的赤子之心”。此时人性处于“自然”状态，也就没有“过”与“不及”之分。当天赋之性“发”且“中节”时，这种状态下的“中”是“时中”或“和”，“和”即“时中”。这里我们要问，“时中”与“率性”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既然遵循并表现出“天赋之性”就是“道”，那么，“道”也应“和”，也应符合“时中”。“中”的实践意义包括两方面：对人来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对道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不过，即使将“中庸”简单化理解为“不偏不倚”，也没有隐含任何“和稀泥”的意蕴。“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岂能是“中”呢？可惜的是，一方面，“中庸”与“乡愿”共享了不少外部特征，将“中”简单地视为“物理平均”，就容易落入“德之贼”的圈套之中。另一方面，普通百姓也不能轻易地区分二者，使得“乡愿”有机会冒充“中庸”。可见持节守中之难，这也是孔子特别厌恶乡愿的原因所在。然而，“阉然媚于世”的乡愿是没有原则的，但“源于天、顺乎性”的中庸则是“有其大本”的。即使某些行为看似相近，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却截然不同。西方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中道”（Mesotees）是其伦理学的核心，同样也难以抵达。例如，应对痛苦要么失之鲁莽要么失之怯懦。苗力田指出，“在这里，中间、过度和不及，每一方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两方相对立，两个极端与中间相反对，它们自身之间也相互反对，中间又和两个极端相反对”。这就使得“中道”同样不易实现。

　　在今天，谨守中庸之道往往被误认为是“明哲保身”的犬儒行为，大概与公众对“中庸”二字普遍的望文生义有关。即便如此，君子也依然恪守中道、力行中庸。徐克谦认为，对“中道”的坚守与否是区分君子与乡愿的重要标尺：中道意味着“君子内有一份对于天道人心的高明理想的执着，外有一种面对现实，把理想落于实践的锲而不舍的精神”，而坚守中道“往往需要特立独行的品格，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智慧与能力”。

　　“中庸”之“中”分为先验的“在中”与后验的“时中”。通过君子的自觉实践，“天道”与“人性”联系了起来，先验与经验联系了起来。那么，又如何从“先验”走向“经验”？答曰修道。因此，“修道”之教，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可见，《中庸》开宗明义，首章其实是讲“中用”——“中”之用。“在中”恒定不变，“时中”随时而动，因势而变。为了将“中”贯彻到底，就需要“修道之教”了。至于如何去“教”，培育更多的君子，那是接下来的问题。因此，“中”的“在中”与“时中”两种状态，事实上兼具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中庸》及其思想颇有裨益。

（作者：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郭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