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寻求微妙平衡

    转载自秦春华新浪博客，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c5bd20101o3ky.html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光明日报》2013年6月29日第10版，题目为《 中国顶尖大学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承担了两个重要的使命和功能：从微观上说，教育在代际转换过程中促进了社会平等。也就是说，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无论此一代人处于何种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可以通过教育产生人力资本，从而使下一代人获得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读书改变命运——由此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教育发展水平越高，社会平等程度相应也会越高。从宏观上说，教育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大学所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竞争力。教育发展水平越高，拔尖创新人才越多，一个国家的全球竞争力就越强，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率相应也会越高。

              然而，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他的经典著作《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指出的，“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不平等，因此，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一种抉择。”或者是以效率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平等，或者是以平等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效率。绝对的效率和绝对的平等是一条水平线的两端，社会就在这条线上的各个点之间进行选择——当你选择一方多一点时，就意味着另一方必须作出牺牲。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初始资源和自然禀赋的差异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不均等分配，平等与效率的矛盾与冲突自然地体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教育也不例外。特别是，人由于在出生家庭环境、所处地区自然条件、个人禀赋等方面的先天差异性而具有不同的起点，这种起点的不公平必然造成较为严重的收入差距以及机会的不均等。也就是说，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完全意义上的机会均等是不存在的。目前，为了解决教育领域内平等与效率的冲突，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教育发展状况，实行了不同的模式。其中，美国和法国是比较典型的国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把高等教育这块蛋糕切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用来解决效率问题，另一个部分用来解决平等问题。

              美国高等教育分为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两个系统。这两大系统在性质、经费来源、学费、管理方式以及职能等方面都有重大区别。首先，在性质和经费来源上，私立大学属于私立性质，主要由教会企业等资助建立，对所在地纳税人没有义务，因此只会根据自己的使命和办学需求在全球范围内招生；公立大学属于公立性质，主要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资创办和运营。由于经费高度依赖于州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州立大学对所在州的纳税人负有义务，必须优先满足本地学生的入学需求，当地学生所占的比例一般比较高。其次，由于学费是重要的经费来源，私立大学的学费远比公立大学昂贵；而公立大学不依赖于学费收入，平均学费远比私立大学低廉。第三，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都有董事会，但私立大学的董事会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州政府也没有任何权力直接干预学校活动；但州立大学的董事会的部分成员是由州政府任命或通过选举产生，因此州政府对州立大学有一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最后，私立大学的生存和发展高度依赖于它的产品——毕业生的成就。大学的教育质量越高，越能吸引优秀教师和学生加入，就越能培养出高质量毕业生。毕业生取得的成就越大，未来对母校的回馈（财务和声誉）就越大，会进一步推动大学的发展，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大学的办学质量越低，就越难以吸引社会捐赠维持运营，就越难以培养出高质量的毕业生。毕业生的成就越低，未来就越难以对母校进行回馈，会进一步降低大学对优秀教师和学生的吸引力，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因此，美国私立大学高度重视本科教育培养质量，主动控制学校规模，从招生阶段开始就千方百计争取选拔适合自己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还对校友给予常年持续的巨大支持。它采取的完全是精英教育模式，纯粹以效率为导向，引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与此不同，美国公立大学（包括社区大学）主要是满足美国公民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均等化的需求，解决的是让所有人都能享受高等教育（不一定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机会的问题，绝大部分以平等为导向，学校规模一般比较大。为了满足那些家境并不富裕但又希望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学生需求，美国也建立了少数诸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世界顶尖大学的公立大学，但入学竞争极其激烈，其办学也以效率为导向。顺便多说一句，由于美国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并不是截然割裂的，相互之间可以自由转学，因此满足了各类人群的不同需要。

              与美国相类似，法国高等教育系统也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综合大学（Université）和高等专科学院（Grandes Ecoles）。法国共有90所综合大学，其中87所属于公立教育机构，实行免费教育，学生不需要通过高考，每年只需缴纳200欧元至500欧元的注册费即可就近入学，大学不得对申请入学者进行筛选，主要解决的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问题。法国的高等专科学院，又称为“大学校”或“精英学院”，是法国人心目中的精英教育，地位崇高，主要培养高级工程师、商科及行政管理的高级人才。法国的政界、商界和学界精英，多数都有“大学校”的学历背景。“大学校”往往由社会知名人士、公司或商会举办，入学要求非常严格，竞争极为激烈，淘汰率很高，学生高中毕业后一般要在预科班学习两年方能通过入学考试，学费则高达上万欧元，主要解决的是高等教育的效率问题。从效果上看，法国“大学校”的培养优势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自主选择优秀生源的权力；二是其各具特色的办学定位。大学不但非常重视学生的理论教学，而且强调对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千方百计为学生搭建各类社会实践平台，毕业生特色极为鲜明，学生培养质量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和美国、法国不同，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呈现出高度的单一性特征。由于绝大多数大学——无论是部属高校还是地方院校——都是公立性质（中国的民办大学，也就是私立大学，由于办学质量低下，不能满足公众对于教育的有效需求，没有发展起来），必然而且必须要承担平等职能。否则，就会面临社会舆论和道义上的尖锐指责——既然大学是由纳税人出资建立运营的，理论上所有纳税人都应当享受相应的均等化的高等教育资源，否则就违背了平等原则。也就是说，我出了钱，就要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理论上公立大学不能对入学者进行区别对待（歧视），而应当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这正是法国综合大学不得对申请者进行筛选的原因。然而，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顶尖的985院校——肩负着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神圣使命，必然而且必须要同时承担效率职能。否则，一方面，如果培养不出栋梁之才，大学的质量和盛誉毁于一旦不说，国家的富强繁荣、民族的振兴进步、社会的文明发展都将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如果国内大学办学质量低下，家长和学生就会“用脚投票”，直接选择去国外接受教育，那不仅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失败，而且会危及到国家的人才战略和独立安全。因此，和国外大学完全不同，中国的顶尖大学面临着极为复杂艰难的两难境地——当平等和效率职能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它必须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促进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不能一头沉。

              这样的抉择和困境，对于北大和清华这两颗中国高等教育金字塔尖的明珠来说尤为突出。作为国立综合性大学，在招生考试录取上，北大必须承担起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阶层流动的历史责任，绝不能让北大成为社会精英阶层子弟的俱乐部，使“寒门子弟”入学无门。近年来，北大积极响应教育部的号召，通过多种有效措施，不断努力增加广大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入学机会，确保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中农村户籍考生的比例不低于20％，并对国家明确的重点农村扶贫开发地区给予重点扶持。追求公平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北大招生录取工作的重要主题。

              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北大至少承担了两个核心使命：一是培养出影响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的灵魂人物；二是自主发现或者发明出影响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未来三十年中，如果能够顺利实现这两大目标——或是其中一个目标——北大就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给予的厚望；如果一个也没有实现，北大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给予的厚望，也愧对历史先贤。因此，在当下的历史阶段，北大必须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首要的战略任务，在招生、培养和办学过程中，以效率为优先，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必须要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给北大一部分相对自由的空间，允许北大按照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需求，选拔适合自己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这需要勇气、智慧、研究和艰难的实践，也需要社会各界对此报以宽容、理解、信任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