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及其限制

            信息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媒介，也是社会行动的基础和前提。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的价值和意义越发凸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国家只有获取和掌握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才能进行有效治理。

掌握社会信息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国家治理离不开相关社会情况的信息，同时也需要对社会信息进行有效的治理。通过自上而下的统计调查和自下而上的汇报等途径，国家已经掌握了大量社会状况的信息。相比于企业等社会组织所掌握的有关生产和经营以及服务对象等方面的信息，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社会信息最多最全面的，并通过策略性地管控和利用信息来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

社会是庞大的、复杂的和流动的，充满了不确定性。社会事实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包含了无以计数的人、事、物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相关的信息不仅是指社会事实的静态的状况，更是社会事实的动态发展的状况。其中有大量国家所未知的领域，也有大量国家尚未掌握的信息。相对于社会事实以及社会运行所需要和所产生的巨量信息来说，国家所搜集、整理和掌握的信息不过是其中可以被加工、编码、存储和传播的小部分信息而已。更多的信息存储在个人和社会组织之中，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易变性，很多都不是国家所能掌握的。

社会事实的多样性、社会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结果的不确定性构成了社会的模糊性。这首先体现为信息的缺损性，即国家不了解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事实，缺乏社会事实充分和准确的信息；其次是社会的不可见性，即由于社会事实无法转译成为国家认证的信息，国家无法了解社会事实的存在及其变化状况；再次是社会的不可接近性，即国家不能对相关人、事、物等进行监控和管理，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来与它们打交道；最后是潜在的危险性，模糊的社会事实存在着难以预见的风险，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或秩序破坏者。

总之，现代社会及其运行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的风险程度和不确定性程度也越来越高，了解和掌握社会事实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家机构及其权力是有边界的，而社会事实大多是模糊不清的。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国家或者不掌握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或者只有很少的不确切的相关信息，甚至是一些有水分或扭曲的信息等，这些都构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挑战。

有效治理须以社会清晰化为前提

社会事实的清晰化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国家想要做事情，想要有所作为，对社会事实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就必须掌握相关的信息，使社会事实清晰化。从征收赋税、治安管理到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国家都需要建立可以识别的基本单位，比如土地面积和企业收入等，从而对社会事实进行精准操作。而且，国家治理的目标越精准，就越是需要更高的清晰度，以对社会事实进行强有力的治理。

随着治理目标的进一步确立，国家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社会事务，不断地突破社会的模糊地带，使社会事实变得更加清晰，国家和社会也更加深度地嵌套在一起。国家根据特定的项目（比如人口或土地调查等）展开调查、测量、统计和监控等，致力于获取有效进行国家治理的前提信息，而各种社会事实则成为“国家之眼”凝视、分析和规制的对象，成为被收集、被编码和被秩序化的目标。如此一来，仿佛一切事物都可以被“国家之眼”透视得一清二楚，都能够纳入“国家之手”的精确掌控之中，进而对其进行“加减乘除”，作出理性而科学的安排。

国家认证是实现清晰化的工具，即主要由各级政府代表国家收集、确认、识别和整理国家范围内人、财、物、事、行等社会事实的信息。通过应用标准化的国家认证技术，政府不断搜集和发掘社会事实，将其转化为数据资料、文书档案、调研报告和统计数据等，推动“社会地图”不断迈向清晰化，形成社会事实的系统性知识，这正是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通常，国家的人口和领土规模越大，经济和社会变化的频率越快，社会的差异性和流动性程度越高，就越是需要更高水平的国家认证以建立社会事实与信息之间的对应关系。

国家与社会事实相互接近，不断“生产”出具有权威性的信息，促进社会事实的清晰化，也实现了治理能力与信息的扩大再生产，其中前者依靠更多高质量的信息而得到了有效的提升，比如提高精准扶贫的效果；而信息在治理目标的驱动下也获得了持续再生产的动力和资源。这样不仅影响了对社会事实的认知，也将影响社会事实本身。

不断提高国家治理的精确性

社会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国家有没有对其进行管控或干预，社会事实就在那里，被人的活动所影响，也影响着人的活动。国家根据需要去选择认证对象，获取社会事实的信息，形成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信息系统，既是重要的国家治理活动，也为其他活动提供信息基础。由于国家获得社会事实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同的，社会事实在国家的立场和视野中就有了模糊和清晰之别。

模糊性与清晰度是“国家之眼”所看到的社会图景的情形，是对于国家治理的信息状况及其充分性或准确性程度的描述。由于良好的信息状况是国家治理的结果，也是有效的国家治理的前提，因此信息的状况说明了社会的可治理性，表明了国家干预的程度及其可能性，甚至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效果。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模糊性和清晰度都是中性的概念，并不是对社会事实的价值或道德评估。社会的模糊性绝不意味着社会对国家的排斥和抵制，也不等同于社会的失控或溃败，而只是用以阐释他们尚未进入到国家的知识体系中来。

模糊性与清晰度是相对的，也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各有其利弊，也各有其限度。清晰化有利于公共决策者了解社会情况，作出客观而准确的判断，形成良好的公共决策；也有利于掌握社会情况的变化，推动政策执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有利于定位政策的目标群体，合理地分配权利和责任，提高公共服务的精准性。但也不能过度推行标准化、制度化和数量化为特征的信息，因为如果单方面地定义、规划和裁剪社会事实，将极大地压缩地方类等知识的空间，破坏长期形成的地方多样性，甚至对社会造成严重的曲解和误导。

模糊性意味着国家信息和知识的短缺，这可能是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所导致的，也可能是国家策略性选择的结果。由于国家无法掌握社会事实的全部情况，有些社会事实就“逃逸”在国家控制的范围之外，导致国家治理的缺位、失灵，形成大量不可治理的情况，比如犯罪集团等。但模糊性也为社会提供了“防火墙”，提高了社会的不可进入性，可以保护个人和社会的自主空间，减少对国家治理的需要甚至依赖。由于信息是有成本的，清晰化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因此必要的模糊性也是符合经济理性的。

总之，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国家获得和掌握的信息越来越多，但面临的信息约束也越来越多，现实的国家治理只能是“戴着镣铐跳舞”，既努力追求社会事实的清晰化，提高国家治理的精准性，也时常受制于社会事实的模糊性，不得不收缩国家治理的边界。面对大数据浪潮的挑战，明确信息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理性思考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及其限制，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命题。

作者：韩志明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