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周时高讲述“杭州辛德勒”的故事
广济医院员工合影，摄于抗战时期。前排左二为田浩征，二排左三为苏达立。
杭州日报6月9日刊发《杭州“辛德勒”曾救护2.5万名妇女儿童》，报道了抗日战争期间，杭州有一个由市民与国际友人组成的“红十字会”，冒着生命危险，为杭州老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一段历史。家住下城区武林街道横堂子巷、91岁高龄的周时高先生看到报道后打电话到杭州日报说，杭州沦陷时他13岁，在教会学校读书。这份杭州的“辛德勒”名单上，他就认识田浩征、铁逊坚、吴慈这3人。他亲眼见到了在血雨腥风之中，正是这些战火中伸出的援手，给老百姓带来了生的希望。
亲历了这段杭州民间抗战史的周老先生的愿望是世界要和平：“为什么呢？战争最受苦的是老百姓，也影响了国家的进步，平安是福，不管是对家庭还是国家，都需要和平。”
讲述人：
周时高，91岁
杭州沦陷时他13岁，后进入教会学校避难、读书；
抗战胜利那年他21岁；
退休前是杭州金银饰品厂党支部书记。
过了78年，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1937年12月24日晚上，日军侵入杭州 我们全家进入冯氏女中避难
杭州沦陷后，很多人都逃走了，比如老家是绍兴、萧山、宁波的都回老家去了，如果是杭州本地人，经济条件好的也都走了，逃去了湖南、湖北、重庆等地。本地人钱不多的，没办法走的，就留下来了。我家没有走，我和父母亲3人留在了杭州。
我父亲是清朝时从奉化山区来到杭州的，我老家很穷的，回去了也没地方落脚。我父亲是“奉化旅杭同乡会”的会馆负责人，我家就住在薛衙前的王文韶宰相花园，薛衙前就是现在的清吟巷，当时这个花园特别大，还有假山和池塘，一共住了4户人家。
我家对面只有一墙之隔的就是“冯氏女中”，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除了在薛衙前有1个校门，在紫金观巷还有个校门。当时杭州有好几所女子学校，比如“弘道女中”、“杭州女子中学”等。
日本鬼子侵入杭州后，1937年12月24日晚上，我们就搭着梯子进入到了冯氏女中避难。
学校安排我们睡地铺，当时也不讲究了，不管男女老少拿着被子就睡地上。学校还给我们提供吃的，那些外国老师对避难的老百姓都很好。在这个学校建立时，我们当时根本想不到这里会成为避难所，我们在这里住了两个月。
当时，有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等一些外国人在杭州开设医院和教会，中国的老百姓大多都去了广济医院(现浙医二院)、仁爱医院(现红会医院)和一些外国人办的学校避难，特别是女人和孩子。
在教会学校我认识了两位“杭州辛德勒”
吴慈和铁逊坚 他们给困难家庭发麦片，供应附近儿童中餐
两个月后，我在1938年去了另一所教会学校——圣经学院继续读书，圣经学院的负责人是吴慈(Miss Margaret Wood)）和铁逊坚（W.R.O.Taylor）。吴慈50多岁，她没有结婚，铁逊坚带着妻子、儿子和女儿在杭州生活，我们还和他的儿子进行简单的英语交流。
我们在教会学校读书，是半工半读性质。我们在这里学习、吃饭，学校还给当地困难的家庭每周发麦片，还供应附近儿童的中餐。这里不收学费和膳食费，上午我们在这里学习国语、英语、文理和数学，下午就劳动。男学生就做皮工，做各式各样的女士挎包。女学生就绣花，比如在枕头上绣花，这些包和绣花成品都要包装好运到国外去。此外，劳动还包括校园内的维修、筑路等。
教会的老师很多都自愿选择不结婚，他们的衣着很朴素、生活也很朴素，他们的心就放在帮助人、为百姓服务上，我现在还记得的有刘老师、张老师、王老师……
吴慈是学院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叫她吴先生，她用英语和我们说话，我们听不懂的她就用中文和我们交流。她的中文很好，很关心我们的学习生活起居。
女生为安全起见一般都住在校内，有三四十个人，男生住校的有十多个。
在广济医院，初识另一位“杭州辛德勒”
伤兵医院总干事田浩征 他们和杭州市民一起救护抗战伤兵，而且给百姓看病不问钱
当时，英、美、法等国在杭州设立的慈善机构和红十字会，从国外运来小麦，除了一部分供养自己外，还留一部分发放给最困难的人家。
他们把小麦分给那些饥饿的老人和孩子。有些贫困的家庭，每个月还可以去教会领一包小麦，一包是20斤或者30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杭州还有饭吃的人家，都不会去拿的，他们要留给更困难的人去吃。尽管抗战大家生活很困难，但杭州市民的这种精神还是可嘉的。
那个时候，英国人苏达立在广济医院做院长。老百姓生病、生小孩都送到广济医院去，没钱去看病也不要紧的。广济医院看病不问钱，这种爱心帮助了很多贫困的病人。
还有一件事情，当时在杭州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很多从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上退下来的、来不及撤退的伤兵住到了广济医院。我看到那些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有的在广济医院住了一年半。杭州市民田浩征就是伤兵医院的总干事，他的家人很多都投入到了伤兵的护理中，田浩征有个侄子还是我的同学。另外，我所在的教会学校有些女同学，后来还去广济医院读护士学校做了护士。
抗战时期环境很艰苦，杭州一些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和红十字会等一些慈善机构的外国人，一起为百姓做了很多事情。
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
杭州城整天都在放鞭炮 不管是对家庭还是国家，都需要和平
沦陷之前的杭州，市民生活还是比较安逸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好，杭州历来是比较富裕的，日本鬼子侵入杭城以后，大家生活就很苦了。
首先说郊区，日军侵入杭州后，那些郊区的草房子一推就倒，日本人进去就抢东西、强奸妇女，再一把火把房子烧掉，郊区和农村遭的难多了。
杭州城内也好不到哪里去。日本鬼子无论在什么地点看到女人，就在什么地点强奸。当时妇女被强奸，是很普遍的现象，我妻子的舅妈就被日本鬼子强奸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1938年的一天，连我们圣经学院铁逊坚的妻子也被日本人强奸了，当时，我亲眼看到他拿着一张毛毯，和一些人匆匆忙忙地走出校门去救妻子。
抗战胜利那年我21岁，听收音机播出日本战败投降，消息一下子扩散开了。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杭州城整天都在放鞭炮，不管是工人、资本家，还是拉洋车的，都走上街去庆祝。我一个小学同学在沦陷时离开，当时才十二三岁，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回来的时候都是小伙子了。
世界要和平，为什么呢？战争最受苦的是老百姓，也影响了国家的进步，平安是福，不管是对家庭还是国家，都需要和平。（本站编辑 刘娟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