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责权划分 建立容错机制

　　“今年将主动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对于改革担当精神不够的国企管理者予以‘出清’。此外，国资委将加大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监管。”3月12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

　　对于有舆论质疑国企改革存在“上面热、下面冷”现象，肖亚庆指出，很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不过他同时承认，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大多数中央企业的负责人对改革充满热情和决心，但是也不否认有极个别的管理者对改革认识不到位，对改革的困难和遇到的阻力担当精神不够，因而还对改革存有顾虑。

　　国企改革是个老话题，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它又有新的内容和任务，当然要有新的应对之策。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黄淑和认为，国企改革面临着配套政策还不齐全、多部门的协调机制还需完善等局面，因此，难度很大的改革应该采取试点的形式获取经验，同时企业自身能够改革的项目应该让企业先做。

　　他认为，国企改革目前普遍有“求稳怕错”心理，应当建立容错机制，打消国企改革在探索过程中存在的顾虑。

　　阻碍国企改革的两大现状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转型升级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出路所在。不过，不少大中型国有企业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要实现华丽转身显得很艰难。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世忠表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先要帮助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卸掉包袱才能轻装前行。他列举了阻碍现行国企改革的两大难现状。

　　现状一：富余人员多，安置难度大。

　　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是始建和成长于传统体制之下，长期按计划经济模式运转，企业自办社会，自办辅业单位，开办集体企业，搞多种经营，大量安置职工家属和子女，承担了巨大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也因此背上了富余人员多、社会职能多、辅业包袱重等沉重负担。

　　虽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历经多次主辅分离、减员增效等改革，但大多仍未能真正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而在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国有企业背负沉重负担，转型发展举步维艰。

　　“现在不少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多，安置难度大。”吴世忠说。国企在计划经济时代，就业安置责任巨大，劳动密集化程度较高，在此基础上又大量自办社会职能，搞多种经营，搞厂办大集体，通过辅业安置大量社会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社会职能逐渐萎缩，厂办大集体、辅业等竞争能力不足，不适应市场需要，从业人员陆续向主办国有企业转移，造成国有企业冗员问题进一步加剧。尤其是那些历史较长、处于独立工矿区、偏辟地区的国有企业，冗员比例基本达到一半以上。

　　这些国有企业冗员在分流安置上都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共性问题，就是企业驻地偏远，历史较长，人员结构不合理，年龄老化，二三线人员多，员工国企情结深厚，思想观念落后，自谋职业能力不足，社会化安置极为困难。冗员问题造成这些国有企业人工成本高昂，劳动生产率低下，消耗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果，也带来沉重的管理压力。冗员安置问题是制约这些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问题。

　　吴世忠说：“这些国有企业最沉重的负担、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富余人员问题。”

　　现状二：企业办社会，分离难度大。

　　我国传统国有企业几乎全部承担有“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热和物业管理）、医院、学校、生活后勤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生活后勤、修理维护、建筑安装等辅业单位。主办国企每年在这一块产生高额亏损。

　　有数据表明，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中央企业有医院、学校和管理的社区等办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对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几百亿元。新一轮国企改革启动后，2014年4月，国家启动了国有企业生活供水、供电、物业管理移交工作，但其他社会职能移交、辅业改革等相关政策还未出台。

　　“目前国家对企业‘三供一业’移交主要是提供资金支持，政策层面的推动力度还很不足。”吴世忠认为，目前，企业“三供一业”移交，按照国资委专题会议的意见采取“先移交、后改造”方式，但由于接收单位积极性不高，地方政府推动力度不够，该意见目前很难执行。而且，各企业“三供一业”历时悠久，情况复杂，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不采取“先移交、后改造”方式，移交企业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与“三供一业”使用户和接收单位开展移交工作。此外，许多国有企业驻地没有国有物业管理企业，甚至都没有专业物业公司，根本无法找到移交对象，移交政策失去了执行目标。

　　上述原因导致各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三供一业”移交工作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改革要厘清权责划分问题

　　“要让国企市场化而非行政化运作，就要厘清代表国家出资的国资委与所属资本运营投资公司之间、资本运营公司和所属实体企业之间的权利责任划分，还权于企业，建立现代化的企业治理结构，管资本而不是管企业。”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祖伟说。

　　李祖伟以重庆水务为例说，2012年，重庆水务开始探索新的公司治理体系。当年，重庆水务通过资本运作，购买了国内垃圾焚烧发电市场的龙头企业——三峰环境有限公司48％的股份，随后这一控股比例增至80％。

　　“为了放权于企业，不干扰公司自身的经营活动，我们坚决依据公司法，通过董事会、监事会和党委会‘三会’发挥资本监管职能，杜绝行政化干预企业运营。”李祖伟说。

　　清晰的治理结构激发了三峰环境的市场活力。3年来，三峰环境在国内市场的垃圾日处理能力从7000吨上涨到3万多吨，利润从不足2亿元上涨到3亿多元，成为资产总额超过58亿元、在全球71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拥有145条垃圾焚烧线的行业龙头企业。重庆水务也藉此实现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开展落实混合所有制等试点再次成为国企改革主要内容，混改怎么改备受关注。

　　李祖伟说，混改不能为混而混，而是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推进标准，即：“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李祖伟说，顶层的增资扩股，一方面使公司治理结构由原来完全国有绝对控股，变成有外资、社会资本参与，国资相对控股的治理结构，约束机制更加健全、治理结构更加接近市场化；另一方面，混改可以为国企带来外部成熟的理念、技术、标准、管理和商业模式，为国资的提质增效打下基础。

　　“目前改革还处于探索阶段，还需要中央和地方层面出台更细致的改革指导意见来明确权责关系。”李祖伟说，但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比如市场化选聘高管就是大方向。

　　国企改革要建立容错机制

　　“今明两年应该都是国企改革的落实年。现在各项改革的政策还不系统，配套政策还没有完全出台。而国企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综合工程和配套工程。”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黄淑和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

　　黄淑和说，只有配套政策都出台以后，改革才好进行下去。

　　“政策的出台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加快出台的速度，二是要具体而有操作性。”黄淑和认为。

　　黄淑和表示，国有企业改革绝对不是单一改革，改革就是要融合起来，把其他改革和国企改革统筹考虑。

　　“首先是市场化和行政化的关系，改革的目标要市场化，现在一些部门思考方式还是带有一些行政化色彩，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二是严格管理和搞活之间的关系。第三是上面改革积极性很高，但是怎么激发下面的积极性，这个关系也需要处理好。上上下下要形成合力来推动国企改革。”黄淑和说。

　　他表示，国企改革这篇文章非常大，如果改革成功推进下去，能够激发很大的市场活力，但是改起来还真的不太容易。

　　黄淑和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讲了，要敢为人先，因此国企改革应该创造一个能够容错的良好氛围。他认为，现在国企改革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容错机制，将会导致很多人不敢去开拓进取。现在有不少人存在“求稳怕错”的心理，这样的话，怎么把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

　　“现在国企改革到了深水区，是配套性、互相关联性都很强的改革。”黄淑和建议，在这种前提下，应该鼓励大家敢为人先。有一些东西即使错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不是违法乱纪，对所犯错误也要保持适度的宽容，容许在改革的探索中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