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晟：印刷术与欧洲社会现代性的塑造

        印刷术是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印刷术和印刷文本在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已不仅局限于一种传播工具，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彼时的社会当中，成为其固有的组成部分。当我们论及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近代早期阶段时，显然不能忽视“现代性”这一概念。那么，对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印刷术和印刷文本在何种程度上展现了此种“现代性”呢？

　　论及现代性，其最得以彰显的指向便是近代社会与中世纪社会的差异，即所谓的“断裂性”。从印刷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断裂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宗教权威的打击、“公共舆论”的出现和身份认同的危机。

　　首先，印刷术的发展和印刷文本的大量问世，以及由此带来的阅读方式的改变，都对传统宗教权威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近代早期，印刷术所带来的重要改变之一便是默读这一阅读习惯的流行。尽管早在12世纪，默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直到印刷文本大量面世，普罗大众方能接触到大量的廉价文本，大量信众的阅读行为模式才从过去在教堂中聆听神职人员布道和集体诵读经本转变为更为私人化的默读，从而大大削弱了教会的权威。书籍史研究者让-弗朗索瓦·吉尔蒙认为，默读所导致的结果是奠基性的：从长远来看，这种接触书籍的方式带来了一种崭新的行为模式——在私人空间里进行阅读可以让阅读者远离人群，并允许他进行独立的思考。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罗歇·夏蒂埃也将默读这种阅读方式视为现代性的重要文化进程之一。他认为许多天主教的高级教士对这一阅读方式的恐惧并非毫无根据：因为一旦私人化的阅读变得更加普遍，教会对经文解释的控制将会受到质疑。

　　其次，印刷术推动了近代早期“公共舆论”的出现。“公共舆论”的存在，可以说是欧洲社会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大量印刷文本的出现及流通，各种思想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享有特权者和高度专业性的圈子之内，宣告了过去精英阶层垄断知识和意识形态之局面的终结；公众对某些事情的认识也不再依赖于权威当局的观念灌输，并且能够通过阅读、复制和散播特定的文本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些印刷文本也是证明社会当中存在“公共舆论”最为可靠的证据。比如，在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大约三百年时间里，基于印刷术的发展而获得大批量廉价发行的宣传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公众积极参与政治讨论。

　　再次，印刷术所制造的大量文本内容及其大众传播方式对这一时期人们的身份认同造成极大的影响。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即传统社会中稳固的共同体结构的瓦解同样也是“断裂性”特征的一大表现。例如，在这一过程中与印刷文本关系甚密的语言文字就是构筑身份认同并固化共同体边界意识的一种重要手段。不论是路德在德意志地区倡导德语的使用，还是法文在法国印刷文本中比重的逐年增大，抑或是天主教阵营对于出版和使用拉丁语文本的坚持，无不证明了语言文字在这一时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即强化新形成的一些小规模的共同体——比如路德教派、德意志民族、法兰西民族——的边界意识，削弱了人们对统一的基督教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进而引发身份认同的危机。不仅如此，印刷文本的受众、传播模式甚至于其内容本身也都展现出了这个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藩篱，包括阶层的划分、性别的对立等，从而在无形中进一步割裂了社会的整体形态。更遑论不同阵营所出版的带有强烈对抗意识的宗教印刷文本了，它们更为直接地遵照宗教信仰的界别强行将不同的信仰共同体割裂开。

　　经由印刷文本的催化和刺激，众多的个体因为所持有的多重身份认同而处于矛盾当中，却又不得不做出抉择，即因为一种身份认同而放弃另一种身份认同；一系列的群体也因为其成员的身份认同危机而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从而进一步割裂了社会共同体。比如，在16世纪法国圣巴托罗缪屠杀之后被迫改宗信仰天主教的胡格诺派牧师绪罗·迪罗西耶，便体现了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他一度在天主教阵营的授意下发表了《信仰声明》这种宣传册类作品，以召唤更多的新教徒背弃其原来的信仰，但却招致了大量新教印刷文本的抨击和辱骂。在这些印刷文本的抨击之下，备受煎熬的迪罗西耶最终又再度叛教，重新皈依新教信仰，并因此郁郁而终。由此可窥见，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已经遭遇到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不过，面对如上趋势，我们能否判定“断裂性”便是近代早期欧洲现代性的唯一表征呢？或者，印刷术以及印刷文本的出现，是否就全然站到了“连续性”的对立面呢？

　　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印刷术和印刷文本的出现是对欧洲社会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的信息需求的回应，这种回应其实早在木版印刷技术问世时便得到印证。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仔细考察15世纪不同社会群体对印刷术和印刷文本的接受度，便会发现即便是在诸如修会这样的教会保守势力当中，也涌现出了不少支持、赞助甚至自己创建印刷行的修道院；而教会本身对印刷术也并非持否定的态度，乃至于在15世纪后半叶到16世纪初，初步兴起的印刷行业所承揽的主要业务之一便是赎罪券的印刷——而正是大量印制的赎罪券引起了马丁·路德的抨击，进而引发了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除此之外，欧洲各地原本从事手抄本买卖的书商也成为印刷行业对外拓展的重要推动力。以上事实都证明了印刷术和印刷文本并没有遭到当时社会中各个群体的排斥，反而很好地融入了彼时社会的运作当中。显然，这种“融洽”而非“被排斥”的关系，反映了印刷术和印刷文本本身即带有社会发展的“连续性”的特质。

　　可以说，引发“现代性”诸多表征的社会转型的原动力其实在中世纪已经酝酿许久。这是一场内生性的变革，是一种带有“连续性”特质的变化。这样一场内生性的变革催生了对印刷术和印刷文本的急切需求。因此，印刷术和印刷文本的出现，是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链条中合理存在且自然发展出来的一环。

　　近代早期这一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和过渡的阶段，既充满了决裂、取代和更替的断裂性，又保留着继承、保存和延续的连续性。这种矛盾的现代性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印刷术的发展之中，但从多个角度来看，印刷术却是欧洲社会现代性得以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和工具。故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于15世纪发端并在16世纪经历曲折发展的印刷术和印刷文本的历史，是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转型的一个缩影。

作者：江晟，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10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