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空间竞争单元格局变化与宁波大都市发展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日益呈现一体化、网络化发展态势，世界经济是由多层次的网络结点、各级中心城市来管理和控制的，而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就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钱学森先生以系统的认识理论为依据提出的城市学观点）。就国内而言，诸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以跨行政区划为特征，以大都市、城市群（圈、带）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空间竞争单元格局正在逐步显现，并且表现出各自独特的区域协同演化目标路径、运行轨迹和形态特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历史高度、着眼世界大局、面向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长期合作、共同发展，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宏大战略布局，先后作出了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规划实施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加速推进区域经济竞争单元格局的变化，随着这一系列推动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构想和规划的实施，必将对作为“海上丝路”始发港（起航地）、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及与上海地域相邻、人员相近、文化相通、经济相融的宁波大都市建设和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区域经济空间竞争单元格局的变化特征及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及上海自贸区规划建设的意义与作用
（一）区域经济空间竞争单元格局的变化特征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态势越来越呈现出规模化、点轴化、网络化、集群化特点，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都市经济）发展，省域经济逐步向城市群（圈、带）经济转变。从国际经验来看，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地区的协调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群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和对城镇化推动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城市群已成为参与国家乃至全球竞争的综合单元，更是带动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载体。城市群（圈、带）跨越了省界与市界，城市群（圈、带）内部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大超过了其与所在区域（省份）其它城市的经济联系。在区域经济竞争中，逐渐呈现出过去以行政区经济为空间竞争单元向以城市（大都市）、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为空间竞争单元转变的态势。这种区域经济空间竞争单元格局的变化，大大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成本，市场的整合作用日益增大，特大型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和中枢与核心作用日益凸现。目前，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巨型都市圈（城市群）不断显现，诸如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都市圈、五大湖都市圈；日本东京都市圈；英国伦敦都市圈；法国大巴黎地区等等；除此之外，荷兰的兰斯塔德都市圈、德国的莱茵—鲁尔都市圈等也很著名。这些都市圈（城市群）以一个或若干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形成了经济社会活动频繁、区域功能互补性较强的空间圈层结构，成为所属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中心与竞争高地，并有效地缓解了单一城市人口、资源与人类活动过度聚集而导致的各类大城市病。就国内而言，目前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大都市圈为标志的区域大都市、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等空间竞争单元已日益成为我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空间主体和高级阶段，也是实现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载体，更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引擎。在城市群（圈、带）经济发展中，部分拥有较好基础条件的城市通过自身优势的发挥和区域资源要素的有效整合日益发展成对周边地区具有强大带动力和辐射力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以经济为主导通过市场、行政和法律的机制作用促使城市群（圈、带）的形成和发展。
从国际经验来看，以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地区的协调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世界200余年的工业化进程轨迹来看，是一条城市化、大城市化，再到城市群（圈、带）化的发展道路。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能够真正参与全球竞争并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主体单元来说主要还是一国或一地所在的大城市、大都市、大城市群（圈、带）。就我国而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对区域发展的贡献和对城镇化推动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城市群发展过程看，区域经济中心首先集中在少数基础条件较好的区位，成斑点状分布。随着经济中心的逐渐增多，点与点相互连接形成轴线；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进而呈网络扩散模式，构造出现代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点轴网的形成，极大地促使城市群能极的快速增长，不断引发城市群区域内的集聚与扩散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所处世界、脱离周边城市或地区而独行其道，必须寻求共存互利之道，最大限度地实现抱团融合发展。打造宁波大都市经济圈能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的核心载体和主流形态；同时，打造宁波大都市经济圈，全面推动周边地区在城市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多领域的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宁波大都市经济圈的打造应基于市场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模式，其目标定位应是一个高度一体化、全球化、宜居化、具有自身区域特点和高度竞争力的城市经济圈。
（二）“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及上海自贸区规划建设的意义与作用
首先，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意义、作用来看。丝绸之路自古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流和经贸合作的通道和桥梁，现代更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三大洋的战略大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9月访问中亚四国和10月出访东盟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同打造“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历史发展进程、着眼国际国内大局、面向区域合作共赢、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紧密合作、共同繁荣，拓展我国的战略发展空间，保障能源资源的战略安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维护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等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为宁波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着力打造“一带一路”支点城市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先行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从长江经济带规划实施的意义作用来看。2013年以来，长江经济带战略构想逐渐清晰起来，这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北时指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发挥内河航运作用，把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2014年4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重庆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6月1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提出要发挥黄金水道独特优势，建设长江经济带。近期，国务院正式发布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长江经济带总体战略意图：一是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二是做大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三是推进长江中上游腹地开发；四是促进东西双向开放开发，与依托亚欧大陆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相联接，构建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这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出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长江经济带战略实现了东中西三大区域联动。通过长江水道和业已贯通的沪汉蓉沿江高速铁路网，联动东中西三大发展区域，构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第二，它将联动长三角、大武汉（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由此撑起三大发展区域的骨架，形成具有世界意义的长江沿岸城市带。第三，它联动了“两带一路”的国家区域战略，使之具有了整体特征。长江经济带连接东海出海口和西部云南口岸，把对东部的开放和对西部、西南部（中印半岛和印缅）开放，以及通过渝新欧大通道与对中亚西亚乃至东欧地区的开放连接起来，从而使得中国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第四，它将有利于发挥上海自贸区建设对长江流域的示范带动作用。长江经济带的形成本身就是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贸易的自由化及市场的一体化密切相关，通过上海自贸区的改革实践和示范引领，将为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走出一条政府引领、市场推动、企业主导的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总之，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区域结构、实现中国经济升级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有利于促使宁波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积极打造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着力提升宁波城市地位和影响力。
第三，从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意义和作用来看。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是新形势下继续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设立上海自贸区是顺应世界贸易格局新变化、应对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是探索“以开放促改革”、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客观需要，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客观需要。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和建设标志着中国新时期加快改革开放的宏大决心，将通过“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打造，从功能拓展和制度引领等方面带动我国内陆地区的改革开放。上海不仅在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区域版图中都具有突出的龙头引领作用，上海地处长江经济带和中国沿海经济带的交汇点，同时也是长江经济带上最大和功能最为完善的国际大都市。最近，上海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是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性国际大都市。上海全球性国际大都市的加快建设和上海自贸区的功能辐射和制度创新引领，将通过上海、长三角经济影响力层层扩散，对与上海地域相邻、人员相近、文化相通、经济相融的宁波市以及整个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全国的改革开放形成带动和示范作用。
上述“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及上海自贸区等重大的国家战略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和统筹谋划与整体布局的特点，是打造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支撑带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开放合作新平台，对带动沿线地区乃至更广范围、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二、区域经济空间竞争单元格局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及上海自贸区等重大战略的规划实施对宁波大都市发展的影响
区域经济空间竞争单元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及上海自贸区的规划建设对宁波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也是重大而深远的。既有近期、也有中远期的，既有宏观战略层面的、也有微观操作层面的，既有正面有利的、也有反面不利的，总体上看是远期影响大于即期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尤其是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和发展，必将对与上海地域相邻、人员相近、文化相通、经济相融的宁波大都市建设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既是区域经济发展处于换挡期、爬坡期、阵痛期的转型升级能否取得决定性成效的关键时期，也是在产业转移、技术革命、政策优势等方面面临日趋激烈竞争的关键时期。为此，必须正视影响，趋利避害，主动作为，努力实现乘势而上、化危为机，互利共赢、协同发展。
（一）发展机遇
区域经济空间竞争单元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等战略规划的实施，从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入手构建形成跨欧亚的区域大合作格局，为宁波对接和推进这些重大战略的实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1.加快宁波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助推器”。宁波地处长江经济带与大陆沿海东部海岸线的交汇处，紧邻亚太国际主航道要冲，背靠中西部广阔腹地，区位条件优越。加上优势独特的港口条件和开放成熟的市场基础，随着“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等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大手笔、大战略、大布局的规划建设，为宁波抢占先机，加快新一轮改革开放步伐，提升国际化程度注入新动力和正能量。
2.推进宁波政府转型、发展转型的重要外部动力。建设“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是新形势下应对国内外挑战、用开放倒逼改革、以竞争促使转型的重要途径。诸如上海自贸区实施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综合保税区“一区多片”的特殊监管区政策与金融改革等，有利于提升宁波口岸便利化服务水平，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和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宁波企业借道自贸区实现境外投资，有利于拓宽中小企业创新企业融资渠道，同时也进一步推进宁波政府转型和发展转型。
3.有利于宁波借机借势吸引高端要素资源。“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的规划建设，有助于宁波与海上丝路、长江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上海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贸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对接，主动承接产业外溢，接纳机构落户，借道外出参与境外投资，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促进与周边地区共同繁荣发展。诸如“一带一路”的建设，必将提高周边地区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互联互通水平，应充分挖掘经济带（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及地缘优势，为我所用；又如上海自贸区的建立积极探索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管理模式，为周边地区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再如上海将在自贸区内建设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棉花、液体化工品、白银、大宗商品、有色金属等8个国际交易平台，这些平台的建立有助于宁波借势利用和有效对接。
4.有利于宁波依托现有基础拓展新的空间。“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大大拓展沿线和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有利于宁波依托现有基础优势，加强综合配套服务，健全完善合作载体平台，借机借势，自觉接受辐射，主动接受溢出效应，为保持市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有利于宁波借鉴享受相关政策。建设“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是新形势下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围绕这些国家战略的实施必将配套出台相关的利好政策和举措。宁波必须重视跟踪研究这些国家战略实施所带来的政策利好，尤其是上海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在制度创新、发展能级、要素集聚等方面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政策举措，及时借鉴，为我所用。如2014年9月启动全面展开简称为“多地通关，如同一关”的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通过建立区域通关中心，打造统一的申报平台、风险防控平台、专业审单平台和现场作业平台，实现区域内企业自主选择报关纳税和货物验放地点，从根本上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关区的行政界线和区划，不仅促进了长江经济带将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上的叠加，在通关成本、管理成本上也进行精简。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应着力消除行政壁垒形成的行政区域边界性障碍和行政区域技术性障碍，努力实现同城化。
此外，随着城市群（带、圈）为特征的区域经济竞争主体格局的深刻变化，尤其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的加快推进建设，将有利于促进宁波城市发展过程中空间边界、资源配置、产业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的不协调关系和矛盾的解决，有利于避免在区域发展中陷入“单打独斗”、“同质发展”甚至是相互“挖墙脚”的恶性竞争。
（二）面临挑战
1.对宁波城市地位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交互作用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相互连接而进入全球网络，成为节点城市。上海自贸区建设为上海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获得压倒性政策优势再次抢占先机，加剧在长三角乃至中国城市版图上作为首位城市的“磁铁效应”(magnet effect)。如在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上海的城市定位已发生重大变化：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础上，2040年要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全球城市。与此前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定位相比，全球城市要求上海在全球城市格局中成为类似于纽约、伦敦、东京等的重要“全球性节点”。政策体制上的落差，导致宁波被上海等周边国际大都市边缘化的巨大压力，滋生“灯下黑”现象，在未来区域竞争中如果我们不能在体制机制创新上紧跟甚至抢先一步，就会被迫扮演制度模仿及经济追赶的角色，最终必将影响宁波在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
2.对开放门户功能的影响。“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规划建设，尤其是上海港长江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上海自贸区加快建设，可能会在短期内对宁波开发开放功能发挥形成一定的挤压效应，挤压宁波对外贸易业务总量和规模的持续提升。由于宁波港城融合程度不够紧密，港口作为区域发展龙头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近年来，港口发展的外围空间环境不断改善，但城市与港口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港口发展空间不足、临港经济与城市的空间布局亟待优化。港口、产业、城市联动互进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宁波港集疏运体系中依靠内河运输和海铁联运的比例还较低。此外，高端航运服务业比较滞后，航运金融、航运中介、信息咨询、海事法律等方面，体系不全、规模不大、特色缺乏。宁波港是宁波的最大优势，国际门户功能是宁波城市的核心功能，开放型经济是宁波的经济命脉。面对上海等特大型中心城市的挤压，倒逼宁波加快打造开放发展新平台，抓紧申报批复宁波综合保税区，积极谋划筹建宁波自由贸易（港）区，不断提升宁波作为我国重要的开放门户功能。
3.对主导产业发展的影响。由于宁波与上海等周边中心城市在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随着上海自贸区建设使宁波与上海等周边中心城市在城市能级、港口功能、体制机制、政策突破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无论港航服务业、海洋新兴产业等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拉大产业层级。为此，宁波必须主动接受上海等周边中心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产业等的外溢和辐射，防止被动吸纳。在产业发展导向上适当错位，突出比较优势，增大城市间的互补性。当前重点要着力完善港航物流业态，提升揽货能力；完善区域营销网络，扩大市场采购模式；加大服务贸易出口比重，推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培育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代表未来发展的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诸如数据、新材料、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对高端要素资源集聚的影响。上海自贸区新政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原有的优势，在短期内对周边区域产生较大的“虹吸效应”，使包括宁波在内的周边经济体面临各种高端要素资源流失的压力，这可能导致相关产业优势和城市优势的削弱。诸如本土不少大型企业将总部尤其是财务中心、营销中心等核心机构迁居上海落户，同时也导致各类金融机构、国际化的高端专业人才进一步向上海集聚。
推进宁波大都市建设和发展，必须注重与周边城市群的发展相呼应，采取务实有效的举措，积极应对“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等重大战略构想全面实施过程中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周密谋划，趋利避害，有序推进，从而增强宁波整个都市区的经济稳定性。
三、抢抓新机遇、争创新优势，加快推进宁波大都市建设和发展
（一）深化完善大都市发展规划
新都市主义是从传统的都市规划设计思想中发掘灵感，并与新经济时代各种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都市规划理论。其核心思想在于：一是重视区域规划，强调从区域整体的高度看待和解决问题；二是倡导回归“以人为中心”的设计思想，重塑多样性、人性化、社区感的城镇生活氛围；三是尊重历史与自然，强调规划设计与自然、人文、历史环境的和谐性。这些思想应成为深化完善大都市规划的重要借鉴与参考。要系统把握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等城市主要维度，认真研究地理条件、自然禀赋、生态格局与城市之间的内在关系，统筹梳理完善既有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的编制，抓紧研究制订宁波大都市区发展规划以及宁波参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具体行动计划，同时要把发展规划、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人口规划、生态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系统协调整合，统筹推进实施。所谓都市区是指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由通勤范围内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组成的一体化发展区域。区域中心城市具有“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的优势，周边城镇通过便利的交通条件与中心城市连成一体，使都市区成为城市化的重要发展形态和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人口持续流向中心城市和大都市既是发展趋势，也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随着资本和产业不断的聚集，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力往往体现在城市群（圈、带）的竞争力上，为此必须顺应这一规律合理规划和积极实施。在城市规划和构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机制中要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力避各自为战、恶心竞争、重复建设局面的加剧；要从全局的视角着力推进区域不同空间和层级城市（城镇）一体化发展。宁波作为浙江省规划建设的都市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但目前对周边地区的带动力和辐射力还不够强，城区首位度与深圳、杭州、苏州等城市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城市规划与城市经营之间缺乏高度的统筹性，市辖区行政区划与功能设置不甚合理，功能区块开发缺乏统筹，各区域相互独立、各自为政，不同程度存在碎片化、同质化现象，也导致“弱市强县”、“弱城（县城）强镇”的现象，制约了中心城市整体功能的提升和发挥；市域之间、城乡之间公共资源配置不够均衡，大部分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集中在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周边农村的公共品供给相对不足。同时，受制度和环境约束，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比较缓慢等等。最近，上海发布的《上海市“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第一批重大课题指南》中，明确了“打造上海大都市经济圈”和“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两项研究课题。宁波也应开展相应的课题研究，尤其是要抓紧完成《宁波大都市区发展规划纲要》的编制。要主动在平衡需求与可能的基础上，注重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的对接。尤其是在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功能定位、生态红线划定、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及发展建设时序等方面都必须认真协同和有效对接。
城市的本质是文化，一个城市的形态和规模除了要根据它的人口、土地、环境、基础设施以及业态变化等诸要素条件的情况而定外，还要注重城市的历史源流、文明遗陈和人文精神内涵。在规划过程中要准确把握城市发展的规律，切实体现主体功能突出、联动作用明显、宜居宜业等基本要求， 符合综合承载能力较强、可持续发展基础良好等必要条件。要按照以人为本、高效节约、生态智慧的理念，注重城市整体设计。宁波大都市区的建设和发展，既要提高中心城区的首位度，也要重视规避城市规模不经济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600万－800万的城市人口往往是大城市从规模经济走向规模不经济的转折区段。宁波常住人口已达700多万，其中城区常住人口（市辖区常驻人口和不设区的市的常住人口）已达500万人，按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 ）精神，宁波已成为特大型城市，正处于从规模经济走向规模不经济的转折区间，要力避城市规模在市场自发推动下的被迫“摊大饼”现象，同时要杜绝产城分隔式的“造城”运动（将大城市人为地区分为工业区、生活区、商业区的城市规划早已不合时宜）。要重视解决市域发展空间散乱问题。空间布局不合理，住、行和生产、生活等公共服务功能布局不匹配，直接影响城市运行效率，影响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更是影响市民居住舒适程度。应积极借鉴新加坡推行的“产住一体化”模式，即通过快捷轨道建设、外围产城融合式组团、郊区居住组团建设、及时组团配套学校医院超市等公共设施和服务产业，来减缓周边人口向城市中心区的集聚，并促进中心城区人口郊区化分散，力避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等“大城市病”。目前，宁波的大都市框架基本成形，其跨区域的中心城市功能逐步提升。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城区面积扩张、轨道交通等公共建设加快，城市间的交通时距大大缩短。这些变化使得较大区域内的中心城市——都市区建设更为迫切而重要。这些因素需要在研究编制《宁波大都市区发展规划纲要》时突出关注和考虑。
1.要适应城市发展由分散化向规模化、点轴化、网络化、集群化转变的趋势，着力提升宁波都市区建设和发展的集聚力。重点是要扩大中心城市规模，积极培育节点城市和卫星城市，推动城市向点轴化、网络化发展，着力构建由良好的生态隔离带和永久性基本农田承担生态功能，以控制功能强大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功能独特的中小城市为节点、宜居的村镇集聚点为基础的“一核两翼、两带三湾”多节点网络化的现代都市格局，促进中心城市、不同规模的节点城市、卫星城市和村镇居民集聚点的协调发展。未来十年，努力把宁波建设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到203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近期（2020年前），应以上海、深圳等城市为标杆，着力打造成为国际资源要素较为集中的产业高地，培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主体，引进一批国际化创新型高端人才，基本建成与国际化城市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国际贸易、国际航运、金融创新功能比较完善，社会人文国际化程度较高，城市人居和营商环境良好，城市经济功能日臻完善，基本形成城市国际化发展的功能和格局；在此基础上，再经过10-20年的努力，以香港、釜山等城市为标杆，强化与全球国际化城市紧密合作，在结构转型、自主创新、城市发展、生态环保、智慧城市、制度建设等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建成一流国际强港，构筑总部基地和国际贸易物流中心，成为亚太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
一是推动城市向点轴化以及更高的网络化发展。对宁波来讲，城市化发展可供选择的模式：如洛杉矶式的组团型城市发展模式；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的特大城市发展模式；内外全方位辐射的城市发展模式等。由于城市规模扩大和功能拓展，原有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未来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随着现代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未来的城市必然会以多个中心、多个“模块”即洛杉矶式的组团型城市结构模式发展。从中长期来看，宁波要不断打通交通瓶颈，建立城与城之间、城与乡之间、乡村与乡村之间快捷的通道，形成四通八达的网络，最终构筑一个网络化、多中心的全域都市化城市群。在中心城区周边设置若干个副城（节点城市）与卫星城；同时要借鉴深圳、广州、厦门、武汉等城市经验，下决心加快推进撤县（市）设区、并区的进程，通过区划调整，疏导人口，培育形成新的增长极，增强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全域都市化发展。
二是扩大都市核心区的集聚和辐射功能。比较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宁波中心城区规模偏小，金融、商务等功能不完善，无法形成与宁波经济“体量”和“东方大港”相适应的集聚和辐射效应。周边城市如苏州、无锡甚至南通都在提升中心城区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中心城区规模的扩大对降低公共设施的成本也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为此，宁波要合理扩大中心城市尤其是都市核心区规模，但这种扩大不是“摊大饼”式的扩大，而是要遵循客观经济发展规模，借鉴国内外经验，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选择点轴状、模块化，即由过去的以项目带动的点状、带状开发建设向功能板块改造战略转变，并按照建设时序稳步推进的发展模式。要抓好“两心一轴、三江六岸”城市核心景观系统建设，重点推进三江核心区、东部新城、南部新城等功能区提升，推进三江片区西部、北部整体发展，增强都市核心区的引领带动作用。
三是培育建设杭州湾大桥节点城市。杭州湾大桥的建成通车大大缩短了上海与宁波的距离，要素配置更加便捷通畅，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加快建设，上海对宁波的辐射日益直接和突出。要将杭州湾新区积极规划建设成为杭州湾跨海大桥节点城市和宁波中心城市北面门户，布局上建立联动发展的新机制，推动余姚、慈溪两市的全面相向联动发展，全面接受上海乃至长江经济带的辐射。
四是培育沿海铁路节点城市。沿海铁路的建设无疑带来宁波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区位、功能、产业等的优化。为此，可利用沿海铁路建设带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机遇，建议选择宁海、奉化打造沿海铁路节点中心城市。奉化在作为节点城市发展基础上，可率先通过区划调整加快融入中心城区。同时，要抓住奉化滨海新城、宁海三门湾区域、象山大目湾等功能区大平台建设，抓紧制定完善象山港区域规划并积极推进实施，着力打造成为浙江的“维多利亚港”，增强节点城市对周边乡镇的辐射带动能力，成为要素集约、产业集聚、功能集成的现代化中等城市。
要突出城镇节点功能，探索卫星城市和中心镇相关规划共绘、工程共建、功能共享，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的小城市。借鉴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理念，科学规划建设新型农民集中居住区，加强“三村一线”创建，提升农村社区建设水平。优化城乡区域空间格局，采取公交引导（TOD）开发模式，即把公共交通一体化、特别是城际轨道交通一体化，跟城乡规划布局和土地利用结合起来，使公交走廊的重要节点周边形成一批功能多样的“城市综合体”。采取划定区域绿地、推进区域绿道建设，携手共建宜居城区，打造核心城市街区等措施，最终形成“精明增长”的“绿色城市”建设格局。进一步完善城市体系，着力形成全域一体化的区域大都市。
2.要遵循区域发展由“单极”、“单向”向“多极”、“多向”发展模式转变的态势，按照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部署要求，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建设，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通过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乃至全球经济体，以提升宁波发展的辐射力。适应新一轮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宁波要从以前的向西（杭州）的“单极”“单向”发展为主转向向东（海洋、舟山）、西北（上海）、西南（温、台、金）“多极”、“多向”发展。逐步融入和推动区域发展三大圈层即绍兴、舟山、台州和上海第一圈层，杭嘉湖地区第二圈层，苏南和浙西第三圈层，提升圈层波及效应。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宁波将不再重演“沪兴甬衰”历史，而可与上海互融共进、联动发展，在竞争与合作中形成互利共赢的格局。
一是建立宁波接轨上海、融入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机制。利用上海自贸区建设以及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规划建设的战略机遇，在区域协调机制、区域交流机制和双向或多边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逐步形成联动发展的新机制。
二是推动宁波舟山全域一体化。以舟山海洋经济区建设和宁波—舟山港一体化为契机，推动宁波舟山物流一体化、信息一体化、交通一体化、金融一体化。
三是推动宁波机场与上海、杭州、南京等周边机场的战略联合。近年来，上海、杭州等机场货运量增长十分迅猛，“十三五”和更长的时期内还将快速发展。目前，上海机场、杭州机场也有与周边机场联合的意图。宁波要抓住机遇，做好规划，与上海机场国际国内货运对接，进行机场物流资源的整合。
四是推进重点领域的“链接”：第一，金融领域联动发展。积极参与长三角的金融联动，发挥上海金融中心、产权交易中心的功能，建议与人行上海总部合作，充分融入长三角金融网络。第二，在信息化和社会事业领域加快一体化步伐。推动城市间联动，建议与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的交通卡、社保卡与周边城市进行一体化的合作。第三，在航空航运、旅游、物流、会展等领域加强规划、政策的协调，积极利用和依托周边城市的国际航线和运行网络，推动宁波现代物流等产业的发展，放大“同城效应”。第四，在相关配套服务领域加强合作。在工商管理、人才交流与资格互认领域加强合作，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五是深化宁波对外开放综合配套改革，推进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工作试点，打造长三角南翼区域金融中心和国家贸易中心城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存在碎片化现象、公共服务均等化差距甚大，资源要素区域统筹配置和平等交换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必须在充分发挥政府在项目规划、政策支持、服务保障中的引导作用的基础上，遵循市场规则，培育市场主体，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突出“集约、智能、绿色、低碳、人文”的城市特征，特别是按照欧美近些年来兴起的智能城市（iCity)的理念，积极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智能化发展，着力构建现代智能化大都市。
（二）着力打造现代化国际强港
港口始终是宁波最大的资源、特色和优势，必须做足做大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这篇大文章，打造“港口经济圈”，培育成为“一带一路”以及长江经济带的海陆联通枢纽和重要支点。启动国际港口联盟申报注册，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的战略联盟建设，建立健全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和机制，鼓励宁波港以资产和业务为纽带，积极参与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港口开发经营，开辟东盟国际海运航线，提高宁波国际集装箱中转港地位；加快推动宁波港与舟山港一体化，积极探索宁波—舟山港行政融合之路，培育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和港口装备制造业，推进港城融合和内外源动力融合，着力将宁波打造成东方“波士顿”；推进宁波港与上海洋山港的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努力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1原油、矿石、煤炭中转基地，加强其远洋国际集装箱干线港的地位，并努力建成国际集装箱枢纽港。
做大做强港口海运业。港口海运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软环境”，离不开如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仲裁等产业链上游产业的发展。虽然伦敦每年的港口吞吐量不足1亿吨，但仍保持着全球顶级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拥有发达的航运高端服务业。宁波要在继续吸引全球一流的船舶、货运、代理等企业向宁波集聚的同时，进一步拓展延伸航运服务产业链，着力打造国际航运要素集聚与交易枢纽，规范发展船舶管理、货物装卸、堆存仓储、船货代理、报关清关等航运服务下游产业，加速发展船舶维修、拖船作业服务等航运服务中游产业，重点发展航运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航运交易、航运咨询、航运会展和技术标准服务等航运服务上游产业，进而加快由航运下游产业向中上游产业的转移。近期要超越港口运输、临港产业层次，以“港城联动”为抓手，做足“港城联动”文章，发展“海陆空”多式联运系统，大力推动航运物流业和现代流量经济的发展。
着力拓展港口经济腹地。进一步完善港口集疏运网络，重点规划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二通道，加快启动甬金铁路、甬舟铁路、沿海铁路货运通道及城际铁路等重大铁路项目建设，谋划建设“甬新欧”国际班列和东盟海运航线，着力构建“一带一路”联动枢纽。拓展成都、西安、乌鲁木齐、阿克苏等城市的海铁联运，开发宁波至中亚、西亚及欧洲的国际跨境联运业务，争取成为国家级海铁联运综合试验区。发展江海联运、海河联运，完善长江经济带和中西部城市内陆“无水港”布局，拓展腹地市场。推进空港建设，加快临空经济区发展，加强与上海、北京、广州等枢纽机场的合作，开辟东北亚、中东欧、南亚航线，提升空港辐射能级，建成区域性航空枢纽港。
着力打造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大力发展船舶交易、船舶管理、航运经纪、航运信息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加快开发航运交易指数衍生品，吸引高端航运要素集聚。按照建设全国物流节点城市的要求，扎实推进临港物流园区建设，着力完善第四方物流信息平台功能，拓展保税仓储、分拨配送、流通加工等现代物流服务。做大大宗商品交易，加快建设甬易第三方支付等电商交易平台，探索开展期货保税交割业务试点，吸引国内外专业的采购商和供货商参与交易所交易，力争形成若干个大宗商品的“宁波价格”。加快宁波金融生态示范区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组建专业航运保险机构，推动单机单船融资租赁、离岸金融等业务开展。发展船用保税油、海事法律咨询与仲裁、国际邮轮等港口辅助服务，提高航运综合服务能力。推动港城一体化。强化港口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衔接，统筹协调港口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后方集疏运体系建设、临港功能区开发，优化港城空间布局。推进区港联动，大力推广港口、物流园区、贸易市场“三合一”的整体开发模式。充分利用“三湾”（杭州湾、三门湾、象山湾）的地缘优势，加快滨海新城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公共服务，发挥临港新城的服务保障作用。加强与舟山、台州、绍兴、嘉兴等周边地区协作，推动区域产业链、城市功能、航运服务、基础设施等对接，形成港口经济发展联动效应。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上海自贸区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宁波必须抓紧优化在全国、全省的战略地位，不断增强服务全国、全省能力。
（三）积极打造公共设施基础平台
打造区域一体化、全域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共享平台，就是道路交通、供水、供电、通讯、信息、环保等基础设施逐步实现区域对接和城乡联网，按现代城市标准统筹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形成区域、城乡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体系。当前宁波迫切需要解决路网布局不尽合理、环保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给排水设施存在短板等突出问题，特别是迫切需要解决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不协调问题。以交通为例，就是要从市域轨道交通、市域快速公路网络、市域“高－快”交通系统连接线和“次－支”路网系统、“公交都市”建设等入手，加快建设开放高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扩大服务能力；加强智慧交通建设，应用智能交通系统疏导交通流量。日本东京以轨道交通作为城市交通发展的重点和优先方向，加上严格的停车收费制度、限制公务用车等措施，对发展交通和缓解拥堵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是应用智能交通系统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1995年首次正式出版了“国家智能交通系统项目规划”，明确规定了智能交通系统所涉及的出行和交通管理系统、出行需求管理系统、公共交通运营系统、商用车辆运营系统、电子收费系统、应急管理系统、车辆控制和安全系统等7大领域。智能交通系统的应用有效减少了交通拥挤、延误损失、车祸、油料消耗和废气排放。宁波未来交通发展一方面要继续加快建设，将发展轨道交通和科学规划、调整地面路线相结合，并通过提高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换乘的便捷性与乘坐的舒适度，加大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提升管理水平，着力缓解城市拥堵。具体一要依靠统筹规划，积极采取疏解中心区人口、调整产业布局、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二要加强精细管理，细化、深化智能交通系统功能，提高研究、规划的前瞻性与系统性。近期要按照交通设施现代化、城乡交通一体化的要求，重点抓紧完善“两环十射”高速公路网络和“一环五射”铁路网，加快市域轨道、干线公路等建设，提高农村公路等级和路网密度。积极创建公交都市，完善公共交通场站设施，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加快城市棚户区、背街小巷整治、城中村和老旧住宅小区改造，积极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城市防洪等防灾减灾综合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对发掘地下空间的研究与实践，依据水文地质等条件进行科学规划和建设；将紧凑节约的城市规划发展理念应用于商住设施的开发、利用上；下大力完善城乡饮用水网、电力通讯网、供水排污网、环卫设施网。目前宁波市在地下利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开发利用的综合协调性还不够，地下空间碎片化建设、互不联通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其次，开发利用率还不够，地下道路、地下停车库等设施建设还需积极推进，以有效解决交通拥挤、停车难等现实问题；市政场站、架空线等市政设施利用地下空间的程度还有待提高，以释放更多地面空间、优化城市景观。另外，地下空间信息的即时采集制度尚未得到有效执行，数据准确度不够，既不利于地下空间的科学规划、有序管理，更存在着管线安全事故等城市安全运营的隐患。地下空间开发应当遵循统筹规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安全环保、公共利益优先、地下与地上相协调的原则，实行地下空间分层利用，优先安排市政基础设施、民防工程、应急防灾设施，并兼顾城市运行最优化的需要。
要把绿色理念贯穿到大都市区规划、建设和管理全过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层次， 通过绿色发展的方式，促进全面发展。构建网络化的生态廊道，建设有机的生态网络，推进具有5C 特征的复合型城市建设。复合型城市是一种产业协调、功能融合、城乡统筹、生态平衡的新型城市形态， 具有混合(Composite)、紧凑(Compact)、融合(Combine)、共生( Coexist)、循环( Circulate) 五大特征(简称5C 特征)。在复合型城市建设理念指导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合理利用城市混合用地方式；二是不能片面强调功能分区和专业化，这样容易形成规模庞大、功能单一的工业区和和住宅区的隔离；三是协调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推动职住平衡， 避免或减少大规模通勤。要通过行政、法制和经济等多种措施进一步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 保持三者合理的比例关系，避免把城市建成缺乏生态和生活空间的“水泥森林”；同时，要重塑空间秩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建立宜居、宜业、宜游的美好家园。
同时，要继续下大力推进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就业、社会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全面惠及和延伸，促进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和全体居民同权同享，不断提高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水平，加速全域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要积极培育和倡导一种具有浓郁区域特色的基于优良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城市精神、城市品质和城市风貌，不断提升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
（四）优化提升都市产业层级
都市产业发展定位必须高端并实行错位竞争。产业结构趋同，并不一定存在重复建设。根据有关机构研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行业结构趋同将是必然趋势，行业结构的趋同和产业分工的深化是并存的，不能把行业结构趋同等同于重复建设。实际上目前区域产业分工已呈现出由部门间分工向部门内产品间分工、产业链分工演变的趋势。在这种新形势下，产业发展定位必须突出强化：部门、产品和功能三大错位，由此形成错位竞争的格局。
在互联网为媒介的大数据时代，新的产业形态与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一切数字化意味着一切电商化，行业的重新平衡正在飞速进行，业态变化驱动空间布局变化、新结构的形成影响城市演变。因此当务之急要借鉴深圳、杭州等城市的经验，抓紧研究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需要下大力培育和扶持发展的未来产业定位。这是关系宁波大都市能否加快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支撑。要结合“十三五”发展规划的研究编制，超前谋划，群策群力，充分发挥各方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的智慧，形成清晰的未来产业发展目标定位及相关支撑体系。同时，要切实改变产业间联系松散，产城人相互分离的不利状况。按照高端化、高效化和服务化、集约化的产业发展定位目标，以提质增效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动人口结构逐步优化，不断吸引高端人才集聚，逐步提高城市人口整体素质。
一是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把引进培育创新机构和创新人才作为着力点，大力吸引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总部型研发机构落户宁波，加快引进和集聚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推进新材料科技城、高新区“一区多园”、“千人计划”产业园等创新载体建设，创新开发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努力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资源集聚区和创新创业示范区。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培育组建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高效对接。深化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探索建立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等科技金融创新模式，积极发展私募股权和创业风险投资，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创新型企业。加强知识产权监管服务平台建设，营造良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二是打造工业经济升级版。顺应产业发展跨界、融合、智能等新趋势，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为重点，全面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质量，推动新装备、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培育节能环保、生命健康、海洋高技术、创意设计等新兴产业。加快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大力推动主流企业营销、渠道、产品和运营的互联网化，鼓励企业推广应用大数据、云服务、物联网技术，提升“宁波制造”信息化水平。积极引导传统产业链由产品制造环节向研发、销售和服务领域延伸，择优发展临港工业，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探索建立差别化的资源要素价格机制、亩产效益综合评价机制等扶优限劣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三是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大力培育发展港口物流、营销贸易、现代金融等产业，推进工业企业主铺分离，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以智慧城市建设为载体，大力发展信息经济，重点培育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态，鼓励电子商务服务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推进电子商务与金融、商贸物流等融合发展。引导支持服务业集聚集群发展，规划建设城镇综合体、金融商务区、现代物流园区、特色商业街区，建设一批产业带动性强的功能性项目，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和服务外包。
四是培育壮大企业主体。深入推进“三名”创建活动，贯彻落实工业经济发展系列政策。加大对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以及央企、行业龙头企业的引进工作，大力引进具有研发、投资和结算功能的总部企业，建设总部企业集聚基地。引导优势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改制上市、培育品牌等途径做大做强，着力打造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大企业大集团。培育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鼓励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与大企业、大集团建立以产业链、供应链、产品链为纽带的战略联盟，加快培育一批高成长性企业。
五是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加强出口基地建设，培育一批带动力强的外贸龙头企业，着力扩大自主品牌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力拓展进口贸易，建设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提升宁波保税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梅山保税港区汽车整车口岸的建设营运水平。大力发展国际营销和跨境电子商务，推动企业建立境外分销分拨中心，完善区域营销网络，扩大宁波市场采购模式。坚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向协同发展，积极推进研发、租赁、信息等特色服务贸易，高水平建设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紧密围绕“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部署的全面推进，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抱团到东盟、中东欧等国家投资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推进境外生产制造、贸易营销和资源开发基地建设。
搭建区域开放合作平台。推进宁波杭州湾新区、保税区、梅山保税港区、机场与物流园区、象山保税合作区等重点开发区域功能培育和能级提升，鼓励建立国别产业园，推动优质要素和高端产业集聚，建设成为扩大开放、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依托宁波电子商务城，建设和完善消费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平台，培育世贸通、商贸通等外贸电商服务平台和互联网融资服务平台。创新国际会展、国际贸易促进工作机制，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业态和海洋经济发展，引进培育一批国内外品牌展会和高端论坛，扩大“两会两展”、甬港经济合作论坛、宁波周等活动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宁波与中东欧国家商协会的交流与合作，争取在宁波设立商协会秘书处。
营造自由开放贸易环境。抓住上海自贸区建设的机遇，积极申报设立综合保税区，争取上海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先行向宁波延伸。深化境外投资管理改革，探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工商登记制度便利化改革。优化口岸大通关环境，推进关检合作“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试点，全面推行无纸化通关模式，扩大进口贸易便利化试点企业范围，创新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具体监管模式。积极争取外汇管理改革试点，推动外汇资金意愿结汇管理、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境内个人跨境投资、跨境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和人民币结算业务创新。
推进社会人文交流。利用部市共建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契机，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积极创办高水平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鼓励有条件的教育机构到境外办学。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继续办好海上丝路文化节，争取承办国际体育比赛、大型赛事，提高宁波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强与港澳台、东南亚、欧盟等境外旅游客源地的深化合作，不断加大国际旅游营销力度。积极发展国际邮轮旅游、游艇等旅游新业态，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华侨城四明山谷、钓鱼台？美高梅“中国假期”、华强？中华复兴文化园等国际化大型主题公园，把宁波建设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
（五）创新服务发展的体制机制
城市创新的关键是体制机制的创新，而体制机制创新既是城市旺盛活力的源泉，也是城市有序发展的保障。创新现代都市体制机制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规范行政范围，转变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率，着力构建服务政府和法制政府；二是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平等沟通与协商，建立健全社会矛盾调处化解的有效机制，推进社会管理的规范化、社会化和法制化；三是要创新经济管理体制，着眼于鼓励发展和增强活力，改进公共服务，率先建立与国际化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改革创新精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力量，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和优质高效的服务平台，积极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当前，要学习借鉴上海自贸区在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的制度创新和成功做法。认真落实中央三张施政“清单”即约束政府的“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清单和“法定责任必须为”的责任清单，以及调节市场主体的“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负面清单。放宽准入，弱化审批，给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丰富政策适用层次，引入政企协商机制，使政策更贴近于企业实际需要。如研发中心要求科技人才的可获得性和稳定性；管理性总部要求政府决策资源、媒体资源和各种信息密集；结算中心要求融资方便、资金调拨自由；营销中心强调市场规模、消费示范效应等。
健全完善现代都市综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高效有序的城市运行，就是要在法治城市的理念下，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责任边界清晰、各司其职、互促共进的制度安排；完善事权财权相匹配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协调、有序、可持续的行政服务长效机制，达到城市运行依法、规范、顺畅、效能。宁波市域常住人口已超过700万（其中中心城区350万），这就需要我们以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的理念和视野来综合规划管理运行城市。从既往的城市化实践轨迹来看，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在城市运行的过程中，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工作人员力量的配置往往是根据中心城区户籍人口来设置的，这就导致了诸多资源要素和公共服务供需不匹配；城市运行亟待法治化、属地化、精细化、文明化。在推进都市区建设过程中，要进一步理顺重点功能区与行政区的职责关系，探索加强产业功能区整合和共建共享基础设施的新模式，建立有利于促进区域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城建投融资体制，推进以特许经营为核心的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优化城市建设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合理配置各级财政支出责任，加强市级统筹调控能力。创新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宅基地有序退出机制，健全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施流动人口落户“积分制”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促进农民市民化和外来人口本地化。
完善现代都市政绩考评体系。进一步改革完善对各级各部门的考核评价体系，从过去偏重与对经济总量、投资规模、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的考核，逐步增加对产业平台建设、城市功能培育、科技创新、环境保护、人口和产业集聚以及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公益设施的改善提升等指标的考核权重，突出考核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同时，要强化规划目标推进实施的责任落实，建立年初抓计划布置、年中抓跟踪检查、年末抓考核评估的工作推进落实机制，以此推动大都市的加快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