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的浙江人口发展变化

　　近些年来，我省积极实施以“五水共治”、“三改一拆”、“浙商回归”、“四换三名”等为主要内容的转型升级组合拳，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省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了我省就业人口的需求变化，对我省人口的素质、结构、分布等产生了积极影响，人口发展变化又进一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不断深化，人口与经济的交织互动深刻影响着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一、“十二五”时期浙江人口发展的新趋势 

　　2010年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浙江人口由快速增长逐步转为平稳增长。2015年，浙江常住人口为5539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加92.5万人，年均增长0.34%，“十二五”时期，浙江人口增长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一）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显著提高 

　　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浙江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从8.6年上升为8.9年，其主要因素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的大幅增加。在6岁及以上人口中，2015年大专及以上人口占14.7%，比2010年提高4.8个百分点，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人口分别下降0.02、0.90、3.70和0.17个百分点。 

　　（二）省外人口逐步回流 

　　浙江人口增速的放缓其主要原因是省外流入人口的流速、流向发生了较大变化。2001-2010年，浙江省外人口增加了813.5万人，年均增长12.4%。“十二五”时期，浙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大对“低小散”、“脏乱差”的落后产能和严重过剩产能的淘汰整治力度，普通低技能岗位减少，一些外来人员回流。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省外流入人口占浙江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1.2%，比2010年下降0.5个百分点。 

　　（三）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阶段 

　　随着建国后两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步进入老年人口，浙江人口开始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观察指标，2015年达到16.96%，比2010年提高3.0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61个百分点，年均提高的幅度是2000-2010年的4倍，是1990-2000年的3倍。 

表1 浙江人口老龄化主要指标变化情况

单位：%

    （四）劳动年龄人口进入单边下降通道 

　　2011年，浙江16～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4169.4万人，占全部常住人口比重为76.3%，达到峰值，之后开始逐年下降，2014年减少到4152.4万人，占75.4%，2015年继续减少到4142.2万人，占74.8%，与2011年的峰值相比下降27.2万人。 

图1  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发展趋势

　　（五）省外流入人口总体老化并呈现“两头上升、中间下降”的态势 

　　从省外流入人口的变化来看，比总量减少更需关注的是流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的省外流入人口同样呈现老化趋势，年龄段峰值从2010年的20-24岁延后到2015年的25-29岁，年龄中位数从29.9岁增加到32.0岁。与此同时，省外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还呈现少儿人口和中老年人口上升、青壮年人口下降的趋势，0-14岁少儿人口比重增加1.0个百分点，4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8.8个百分点，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0.8个百分点，而15-44岁青壮年人口下降9.7个百分点。 

图2  浙江省外流入人口年龄结构

　　二、浙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人口发展新变化 

　　（一）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提升 

　　2012-2015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9%、8.9%、8.6%、11.3%，连续高于第二产业增速。2015年，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5.7%，服务业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高达69.7%，服务业已经成为浙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我省就业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下降，就业人口逐步向第三产业、高端职业流动，行业选择渐趋多样化。2015年，浙江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48.3%，比2010年下降1.5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就业人员比重为37.5%，比2010年下降3.0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成了制造业用工减少后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2015年，浙江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38.5%，比2010年提高4.3个百分点。 

表2    浙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情况

    就业人员的职业分布，也同样反映了浙江就业人员在产业升级的进程中逐步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升级，许多一线生产操作工人经过培训转岗为技术人员，或者转移从事社会生产生活服务行业。与2010年相比，2015年社会生产生活服务人员增加9.9个百分点，而生产制造人员减少6.8个百分点。 

表3  浙江就业人口职业分布

单位：%

    （二）规上工业从业人员持续减少，劳动效率稳步提高 

　　通过推进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加强以“机器换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技术改造，是浙江实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2015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以“机器换人”为主的技术改造投资6701亿元，比上年增长23.6%。“机器换人”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减人增效明显。自2012年初以来，浙江的规模以上工业平均从业人数一直呈现负增长，2012-2015年末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5%、1.3%、2.3%和3.5%，规模以上工业劳动生产率则从2010年的12.3万元/人提高到2015年的19.3万元/人。 

　　（三）低端外来劳动力逐步回流，淘汰落后产能进展明显 

　　传统制造业是“去产能”和“脏乱差”小作坊的整治重点，是吸纳普通低端劳动力最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是在这一轮落后产能淘汰的过程中企业用工减少最多的行业，其中，无技能、低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首当其冲受到影响。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员比重分别为94.0%、77.0%和50.7%，分别比2010年降低0.3、2.6和4.4个百分点。其中，外来劳动力一直是这些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用工主体，在“去产能”的进程中减少也最为明显。以皮革制品业为例，2010年外来劳动力的占比达到68.7%，但2015年已经下降到55.7%。  

表4  浙江分产业就业人员的低文化程度人口变化情况

    （四）高素质人才就业比重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积极发展 

　　随着“机器换人”的推进，“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产业较快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科技人员和专业人才。这些岗位需求的升级逐步提升了浙江经济发展对大学生的吸纳能力，大学生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全面提高。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占比分别为0.9%、8.7%和29.5%，比2010年提高0.4、2.5、4.8个百分点。传统制造业、先进制造业的就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人员分别占5.4%、13.1%，比2010年提高1.5、4.1个百分点；服务业中，信息技术、房地产、批发零售、金融、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员所占比重提高较快。其中，随着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一批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浙江信息技术服务业的集聚和发散效应正在显现，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快速增加，2015年信息技术服务业大专及以上人员占67.4%，比2010年提高7.3个百分点。 

表5  浙江大专及以上就业人员的变化情况

      （五）人口逐步向大城市和中心镇集中，产业集聚效应显著提升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逐步完善，中心城镇对区域发展的积聚和辐射不断提高，城市对人口的承载力和吸纳能力日益增强。2015年，浙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8%，比2010年提高4.2个百分点。同时，近年来浙江大力推动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等四大都市区建设，优化中心城市发展环境，使之成为高端要素、高端产业的集聚高地，并按照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土地集约要求，建设一批带动示范力强的风情小镇。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向中心城区和大城市聚集的趋势也十分明显。2015年，中心城区（指浙江11个设区市的35个城区及义乌市）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5.9%，比2010年提高1.3个百分点。特色小镇创建加快推进，以及各地立足当地城镇的独有特色开拓发展，开创了“产城融合”、“小县大城”等许多独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促进人口与产业协同集聚、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的城镇化发展新格局。 

　　（六）选择自主创业人员不断增加，“创业创新”活力不断释放 

　　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三新”经济快速发展，极大激发了大众的创业激情，自主创业队伍不断壮大，人们的就业观念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据省工商局资料，2015年全省在册市场主体471万户，比2010年增长60.8%，市场主体总量居全国第四，人均市场主体拥有量居全国第一，其中，企业增长85.6%，个体工商户增长50.7%。据大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以杭州市为例，2015有20.0%的从业人员选择了自主创业或与家人一起创业，比2012年提高3.5个百分点，其中，高校毕业生选择创业的有8.9%，比2012年提高2.6个百分点。 

　　三、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人口制约因素 

　　（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 

　　长期以来，非农产业发展所需的大量年轻劳动力主要来自于省外流入人口和省内农业转移人口，但现在这两个来源都已发生趋势性转变，省外流入人口逐渐回流并减少，省内农业转移人口的老龄化程度逐步加快，2015年浙江30岁以下的农业从业人员为3.6%，比2010年下降1.5个百分点。 

　　（二）部分工种年龄断层 

　　在总体劳动力逐步“老化”过程中，那些浙江传统劳动密集型支柱产业的劳动力老化更需加以关注。随着第一代熟练工步入中老年，难以适应工作强度，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而新一代劳动力大多不愿从事劳动强度大的一线生产，从而产生了年龄断层的现象。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浙江制造业中有近1/3的就业人员（32.6%）已经45岁以上，其中，农副食品加工、食品饮料、木材家具、橡胶塑料、纺织印染等一线操作工人中45岁及以上人员分别占61.0%、48.0%、47.3%、40.7%和36.6%，并且，木材家具、橡胶塑料、纺织印染等一线操作工人中40%以上的员工来自省外；52.8%的建筑施工人员年龄在45岁及以上。（三）高层次专业人才紧缺 

　　人才是浙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和保证，高层次人才更是人才发展的重中之重，是转型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目前，我省人才状况大有改善，但也存在一些不适应的方面。初步测算，2015年全省专业技术人才约480万人，比2010年增长26.1%，“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4.7%，比全省全部人才资源增幅低3个百分点。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生产制造人员中，本科及研究生比重分别为35.0%、28.1%和1.1%，高层次专业人才缺乏。 

　　（四）一线技能人才比重偏低 

　　随着浙江从“制造大省”迈向“制造强省”，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技能人才总量短缺将是今后一段时期长期存在的问题。据人力社保部门统计，2015年三季度，浙江人力资源市场的用工岗位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46.8%，并且各技术等级的需求人数均是求职人数的2倍以上。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一线生产制造人员的中职和专科学历人员比重只有5.5%，农业生产人员的中职和专科学历人员比重仅1.1%。 

　　四、对策建议 

　　当前，我省发展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经济转型升级处在关键阶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新动能，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必须高度重视人口发展的新变化，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勇于担当的责任感，持续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推动“人口红利”驱动向“人才红利”驱动转变，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力。 

　　（一）坚持人才优先战略，继续加大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力度人是生产力中最活泼、最积极的因素，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要进一步落实各级政府的人才工作责任。各地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时，要制定相应的人才培养、引进和储备计划，以校地合作、培训券等方式，建立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机制，有针对性地培养地方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人才，在“产教融合”中提升人才储备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匹配度。继续加大领军人才、高精尖人才的引进力度。 

　　（二）降低紧缺人才落户门槛，吸引并留住外来高素质人才 

　　高素质流入人口，是提升人口素质和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有效途径。各地在制定积分落户政策时，应进一步解放思想，重点考虑人才的需求度和紧缺度等“软指标”，而降低住房条件、居住时间、参加社保年份等“硬指标”。对于区域紧缺人才（包括高技能人才），杭州等大城市可以考虑取消住房等“硬指标”落户限制。妥善解决紧缺人才的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解决紧缺人才在教育、医疗、交通、落户等方面的同城待遇，逐步建立更具竞争力的入才集聚机制，打造人才集聚高地。 

　　（三）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提升在职人员文化素质 

　　积极推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等人才培养模式，充分考虑地方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开发个性化教学培养方案，突出应用能力培养，开展教学要求与企业岗位需求相结合、学校教学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的“学历+技能”的“双证书”在职人员培 

　　（四）加强政府资源整合，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技能培训绩效 

　　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农业转移人口仍将是我省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目前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农业转移人口的技能培训工作，但实践情况来看，培训项目比较分散，并由多个部门和团体分别实施，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培训的问题。要加强农业转移人口技能培训的统筹规划，将农业转移人口培训纳入区域人才培养规划中，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切实提高农业转移人口技能培训成效。 

                                                                                                                              人口就业处    章剑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