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多动症儿童单人教室将停办 校方称孩子需治病

　　今年9月初，武汉市积玉桥学校为该校三年级多动症儿童浩浩，开设“一个人的教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就在两个月之后，伴随着老校长的离任，这个曾被誉为“2000万多动症儿童试验田”的单人教室，却被曝出将在本学期结束后暂停办学。作为这个教室里唯一的学生，颇具阅读天赋的浩浩的未来也随之变得迷茫……　　　　　　　　　　　　　

　　“多动”男孩的世界

　　9岁男孩浩浩(化名)突然站了起来，他跑向窗边的旧写字台，迅速拉开右侧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张已经有些褶皱的旧存折，“爸爸，你带我去银行，我想把零花钱存在里面”。而就在10秒钟之前，浩浩还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一本杂志，这也是能让浩浩安静下来的唯一方式。

　　在此后的1个小时之内，他6次向爸爸于强(化名)提出相同的要求，说出了4种不同的反驳理由，用尼龙绳和钉子在家里地面上完成了一项“工程”，给玩具火车装上电池并在轨道上跑了两圈，2次爬上停在卧室里的自行车……同时，也花费不到5分钟的时间，准确计算了20多道千以内乘法数学题。

　　这里是武汉市老旧小区内的一居室，除了每天上午的几个小时，阳光很难逾越那仅有的两扇旧窗户。卧室发黄掉皮的墙面上，整齐地贴着课程时间表和一幅世界地图，一台液晶电视成了这个空间里最值钱的物件。浩浩从写字台前跳到床上，趴下，又拿起了一部屏幕已经碎裂的手机，“叔叔，能不能让我去个有WiFi的地方，我想玩游戏。”

　　每当浩浩在这些看似毫无逻辑的行动中频繁切换，坐在一旁默默为他织毛衣的母亲总会抬头看看儿子，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而爸爸于强，则专门负责回答儿子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会在浩浩行为“越轨”时大声提醒。

　　对于年过四旬的夫妇俩来说，这已是几年来家庭生活中的常态。

　　越筑越高的“墙”

　　于强拿起刚刚被儿子丢弃在床上的旧存折，轻轻放回抽屉里，这个曾经做过中专教师、生意人的湖北荆门汉子，看起来有些憔悴。回想起儿子当年入学时的情景，于强轻轻叹了口气。

　　2006年，正在西安做生意的夫妻俩迎来了他们儿子。在儿子1岁零8个月时，当地医生告诉他们，浩浩可能患有儿童多动症，为此，他们四处求医问药，还带儿子做了专门的矫治训练。“治疗的效果并不明显，自控力还是比较弱”，更让于强担心的是，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上学俨然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2009年末，夫妻俩带着儿子回到省城武汉，并在武昌区盘下了一家小旅馆，既作为全家的经济来源，又当作临时的家。

　　转眼间，三年过去，浩浩已到入学年龄。在父亲看来，浩浩完全不存在智力问题，他甚至更愿意把浩浩的“多动”称为“坏毛病”或者“性格问题”。因此，把浩浩送进那些只能教授“穿衣服、系鞋带等基本生活技能”的特殊学校，简直就是在抹杀孩子的未来。

　　打定主意的于强，带着浩浩奔走于武昌区各个小学之间，却四处碰壁，“有些学校让孩子大一点儿再来，有些直接说这孩子不适合上普通学校。”

　　就在父子俩走投无路时，于强找到了时任积玉桥学校的祝正洲校长，“我跟他说了孩子的情况，他没说太多就同意孩子入学了。”由于担心“多动”的浩浩可能会影响班级的正常教学，同时也是为了让儿子更快地适应并融入集体，于强提出希望能够随班陪读，并得到了校方的允许。

　　按照于强最初的想法，进校陪读只是让浩浩适应新环境的短期措施。然而，一晃两年时间过去，尽管于强认为儿子已经有了进步，但距离能够独自上学的状态仍有距离。为此，于强转让了夫妻俩经营的小旅馆，成了儿子24小时的看护者。

　　与浩浩缓慢的进步相比，更让于强担忧的是，自入学以来，学生家长对父子两人的非议几乎从未停止过。为了能让浩浩留在这个集体，于强在课堂上会尽最大可能控制住浩浩的“越轨”行为。即便如此，透过教室的玻璃窗，于强仍能时常看到走廊里观察他们的学生家长。四目相对，他会本能地逃开，“那目光，恨不得把人杀死。”

　　对于浩浩来说，横亘在他与“正常孩子”之间的那堵墙，似乎变得越来越高。

　　不知从何时开始，浩浩成了同学口中的“怪孩子”、“有问题的同学”。在班级里，浩浩几乎没有朋友，甚至有学生表示，家长告诉自己“离他(浩浩)远一点，他可能会打我。”

　　一个人的教室

　　巨大的压力朝这对父子涌来，最终在浩浩升入三年级的前夕爆发。

　　今年8月末，20多位学生家长联名向校方抗议，要求父子俩离开班级，并将该问题反映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这一次，家长们的态度非常坚决，“绝不能因为他一个，影响其他学生的未来”。在班级交流QQ群中，家长们明确表达了希望父子俩离开班级的意愿，“学校也制定了一对一专门教育计划，希望浩浩的家长思考一下……我们三班是对得住你们一家人的，我们问心无愧！”

　　家长们所说的“一对一专门教育计划”，就是后来被媒体称为“多动症儿童试验田”的单人教室。尽管极不情愿，但已经学会甚至习惯了沉默的于强，最终还是选择接受，“我们必须知足，我们不能要求更多”。

　　今年9月初，新学期开学后不久，尽管哭闹着不肯离开三年级(3)班，浩浩最终还是来到了只有他一个学生的教室。

　　那是位于教学楼4层的心理咨询室，距离原来的班级直线距离不超过50米。而就是这短短50米，却把浩浩和“正常孩子”分割成两个世界。

　　在这间“教室”的窗边，竖立着一块黑板，对面墙下孤零零地放着一张课桌和两把椅子。课间休息时，好奇的孩子们会趴在门口，向屋内探望，几秒钟后又迅速跑开。在同学心中，这里已然成为了充满神秘色彩却又不能触碰的“禁区”。

　　按照学校单独为其安排的课表，浩浩每周要在这里上完语文、数学、外语三科共11节课，三名老师单独为浩浩上课。而除此之外的其他课程，浩浩仍需要回到三年级(3)班教室，有时课程安排不开，还要到其他班级“旁听”。

　　在一个人的教室里，歪坐在椅子上的浩浩，会频繁变换姿势，不停摆弄文具，或者在父亲不注意时，离开座位，摆弄“教室”门口那些花花绿绿的玩具。每当这时，老师就会停下来，等父亲重新把他“抓回”到座位上再继续讲课。

　　然而，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浩浩的学习成绩，“孩子很聪明，尤其在阅读方面很有天分，在他一年级时，就可以阅读六年级的课文”。即便是在单独教学的情况下，浩浩的学习进度也要领先于同年级学生。父亲于强拿着两份英语单元测试试卷，“一个92，一个94，写错的这几个不是他不会，是他坐不住，实在不愿意认真写了。”

　　等不到春耕的“试验田”

　　在老师眼中，浩浩对知识的领悟能力，远非考试分数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简单。浩浩喜欢阅读法律和医学方面的书籍，并能够达到相当的理解程度，“他能在适当的时候背出法条，对药方也很感兴趣。”学校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他们想尽最大的能力来验证一个命题：像浩浩这样不存在学习能力问题的特殊儿童，到底适不适合在普通小学接受教育？

　　于是，在抗议、妥协和希望的共同推动下，这块“多动症儿童试验田”诞生了。对于于强父子来说，它虽然不是最理想的方案，但却是现实情况下唯一的指望。“我们不能要求太多”，于强重复了这句话。

　　然而，就在这块“试验田”开始耕种仅2个月之后的一次谈话，让于强明显感觉到，这唯一的指望也将在不久后破灭。

　　“10月末，学校领导找到我说，他们建议我立刻到医院给孩子治病，单人教室本学期可以继续，但是下学期开始将会停掉。”对于这样做的原因，校方的解释是，浩浩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孩子即将甚至正在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同时，他们还建议我应该把孩子带出校园，让他尽早去认识社会。”

　　在于强看来，学校给出的理由无异于给父子俩下逐客令。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之后，于强明显感觉到，学校老师对待父子俩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前，上课时老师很认真，现在，老师经常在布置完作业之后就离开，留下我们自己上自习。”更让他不解的是，从前每天上课前早早打开的单人教室大门，最近也多次在他们到校之后仍然紧闭，“每次都是我去找人才能打开。”

　　于强说，尽管他不能确认是否与这些变化存在必然的联系，但学校里最近确实发生了一件“大事”。于强得知，当初顶住压力收留浩浩的校长祝正洲，已经在不久前调离了该校。而浩浩所在的单人教室，正是前校长祝正洲力排众议创办的。当初，于强也曾对这个教室的未来感到担忧，“我不知道(单人教室)能坚持多久，但是我相信学校的领导和老师。”

　　学校：休学治病保留学籍

　　10月5日下午，武汉市积玉桥学校刚上任不久的涂校长，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单人教室确实是在自己接任校长之前设立的，也是当时为了平衡各方诉求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在积玉桥学校，并没有‘一个人的班级’这个编制，浩浩仍然是小学部三年级(3)班的学生”。

　　涂校长称，通过与浩浩及其家长的接触，并综合任课老师、同班学生家长等多方的情况反馈，校方认为，浩浩目前最急需的是接受专业、系统的治疗，“而这些是普通学校无力承担的。”

　　涂校长反复强调，在下学期暂停单人教室的教学，绝不是将浩浩赶出校园，“我们只是希望浩浩的家长能够正视孩子目前的状况，尽快带孩子治病”，将来如果孩子的病情好转到一定程度，仍然欢迎浩浩重新回到学校，同时，他们也会为浩浩保留学籍。

　　作为该校小学部工作的负责人，副校长李海强见证了父子俩在校两年来的种种经历。他坦承，学校在浩浩身上的投入，要远远超过其他学生。而随着浩浩一天天长大，父亲也越来越难以控制住他，“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生严重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对其他学生的安全负责。”单人课堂开课之后，学校老师花费了不少心血，甚至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

　　此外，在李海强看来，由于家长在与学校沟通孩子病情方面缺乏积极的态度，以至于自己对浩浩的病情仍然存疑。

　　尽管在不同医院出具的病历上，医生已作出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多动症)伴行为问题”等诊断或印象描述，但李海强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判断，浩浩更像是一名抑郁症儿童，因为“多动症儿童往往智力低下，而浩浩在智力上不存在任何问题，甚至某些方面超越常人，这比较符合抑郁症的特征”。而对于抑郁症儿童的治疗，社会上有专门的机构，普通学校显然无法提供。

　　李副校长同时表示，事实上，由于浩浩与老师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学校教育在浩浩身上几乎起不到任何效果。而对于浩浩所取得的成绩，他认为，这是浩浩自身的天分和潜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几乎和教学没有关系，他有他自己获取知识的方式。”

　　老校长的遗憾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积玉桥学校前校长祝正洲感到遗憾和震惊。

　　他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浩浩的多动症病情可能比较严重一些，但他始终坚信一定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得以矫正，“这需要老师、家长的配合，要多用一点心。”

　　祝正洲认为，多动症儿童本身就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于这类特殊儿童，应该采用特殊的方法。而这种一对一的教学方式，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特殊教室，“就是针对个别学科，把孩子带进特殊教室进行辅导，这也是目前世界上一种比较先进的做法。”

　　建立特殊教室的目的，是要让多动症儿童最终回到同学中间，而不是将他们隔离起来，更不是将他们排除在学校之外。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两个前提，一是参与教学的老师要了解多动症儿童的教学特点，二是老师、同学要有大爱，懂得包容。在积玉桥学校开设单人课堂之前，学校曾经邀请相关专家对老师进行过培训，同时也在全校范围内召开主题班会，试图唤起其他学生的同情心、宽容心和爱心。

　　他坦承，让浩浩这样的儿童在普通班级上课，肯定需要老师投入更多的精力，并且困难重重，因此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其他学生来说，也许暂时会受到浩浩的影响，但家长应该从正面引导孩子，把这件事作为培养孩子意志力、克制力的契机，“有过这种经历的孩子，在情商方面应该比其他孩子更高才对。”

　　然而，让老校长感到无比遗憾的是，他没能亲手把浩浩重新送回到正常孩子中间，“这个工作只开了个头，我就轮换调到了其他学校”。临行前，他曾嘱咐学校的老师一定要把这个课堂坚持下去，“我也担心他们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而坚持不下去，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多动症儿童路在何方？

　　流行病学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学龄儿童多动症患病率高达3%至5%，这意味着中国多动症儿童绝对数量高达2000万以上。根据相关法规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为他们创造随班就读的条件，是对待多动症儿童的通常做法。

　　已关注多动症儿童教育多年的祝正洲称，在美国，专门为多动症儿童建立的学校已经逐步取消，“让他们(多动症儿童)生活在人群中，是对他们的身心成长最有利的方法，况且在国内也没有专门针对这一群体的特殊学校。”

　　然而，在媒体相关报道中，多动症儿童在普通学校入学、就学过程中，遭遇歧视甚至被变相驱离的案例却屡见不鲜。

　　祝正洲称，现实生活中，国内大多数学校还是会拒绝多动症儿童的入学要求，“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归根结底还是对他们缺少足够的关注和社会关爱。”祝校长同时表示，做校长是为了办教育，而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官员，“如果校长、老师没有教育情怀的话，那么‘爱学生’只能是一个口号。”对于浩浩未来可能面临的困境，他认为，“出路一定会有的，这么大的中国，难道真的没有学校能够接收他吗？”

　　据了解，在武汉，已经有学校正在筹建专门为多动症儿童提供教学解决方案的“特殊教育需求工作室”。或许，这能给正在或即将经历阴霾的“浩浩们”带来一线曙光。

　　□记者手记

　　“我们只想上学”

　　就在采访结束后不久，父亲于强发来了一条短信，在最后一句中他写道，“有人说很同情我们，而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只想上学。”

　　如今，有人建议他一边送孩子上学，一边到专业机构接受训练治疗，于强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可如今浩浩每月的药费，加上一家人的房租已经花去了妻子所有的工资，“生活开销全靠之前做生意留下的积蓄，那么贵的训练费用，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了。”

　　夕阳下，放学回家的路上，浩浩骑着那辆蓝色的自行车。身后不远处，父亲有些弯曲的背影，正在努力追赶着儿子的脚步。他不知道，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年过4旬的自己还能这样守护在儿子身边多久。

　　于强曾幻想过这样一个场景，在一座美丽的校园里，浩浩和同学们坐在一起，静静地听老师上课。那里没有歧视，没有抗议，没有冷漠的目光，而自己也可以像其他父亲一样，看着儿子度过本该属于他的快乐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