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翔宇：作为“现代”概念的儿童与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的发生离不开社会对于“儿童”的认识与理解，这关涉儿童的权利、地位与特性等根本问题。长期以来，儿童深陷于被成人漠视或低估的尴尬境地。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解，成人强势地介入了对儿童的身份定位，代际间的沟通被一种刚性的教化所替代，其结果是在儿童与成人之间设置了一条难以逾越的沟壑，无法实现平等对话。从新旧话语的转换来看，儿童与儿童文学实质上都是现代的产物，其获取价值的动力源是现代儿童观的出场。

受蔽的儿童与儿童的发现

作为一种认知形态的观念，儿童观从来都不是儿童的自我的表达与界定，而是以成人为主导的社会体系对儿童非实证的、经验性的意见，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区域内形成的一种普遍性印象，并烙上了鲜明的成人话语印记。透过成人对儿童的“想象”与“叙述”，可以洞见“两代人”的话语政治。可以说，儿童观是成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审思代际间思想观念的有效切入点。

儿童观并不是成人凭空产生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儿童的概念、身份都曾受到过成人社会不同程度的曲解。于是，文本中那些被挪用或曲解的儿童也成了研究者探究现代观念、人类文明起源时的审视对象。当然，儿童观的意义远不止于发掘这种观念的具体表征，而是为了探求一系列关乎人类文明发展及思想观念演进的重大议题。儿童观如一把无形的标尺，渗透于儿童文学生产的全过程，深刻地影响了成人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

要想系统考察儿童观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及思想史的意义，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儿童”主体的发现过程。借用柄谷行人“风景学”的方法来说，儿童的发现与“风景之发现”实质上是同构的。不过，他还提醒人们：“风景一旦确立以后，其起源就被忘却了。”从儿童被确立为需要发现或解放的对象后，作为“实体”还是“观念”的儿童概念就模糊不清了，甚至是颠倒的。这种起源的“颠倒”是一种现代认知装置：与“顺着看”不同，它依循的是一种反向的“倒着看”。有了抽象观念层面的儿童，才能逆向地在现实存在中寻绎其范型。由此，“发现儿童”与“发明儿童”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就可以忽略不计，人们更关心的是两者如何共构儿童主体的价值重估。

抛开儿童是“本质的”还是“建构的”理论缠绕，就会发现一部儿童史实际上就是儿童与成人的关系史。法国学者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以游戏、礼仪、学校、课程的演变来透析儿童的发现史，曾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在16世纪之前西方的绘画、日记之中，儿童作为独立“人”的存在价值几乎是被忽视的，儿童“小大人”的错位身份混杂于成人世界而毫无违和感，相似的服饰、劳动、竞争、分工抽空了儿童特有的主体性，人类与生俱来的“童年”也因此缺席。儿童亟待从成人板结的文化体系中脱离出来以确立其主体性。改变这种状况的转机出现在学校教育中成人与儿童的“知识差距”上，这使得儿童与成人的区别成为显见的事实。伴随着儿童与成人的分离，“童年”概念浮出历史地表，进而融入现代世界价值观念的大潮之中。儿童的重新认定是时代进步的表征，也逐渐刷新了成人对于儿童生活、行为、精神的看法与观念，儿童观也开始朝向更贴近儿童自身成长的路径发展。

发现儿童与发现儿童文学

基于儿童长期受蔽和失语的状况，启蒙思想者力图揭示“无儿童”的历史文化根源。其中对于奴役儿童身心发展社会文化机制的批评尤为犀利。一旦切断了那些粘连着陈旧人伦思想的土壤和依据，儿童话语就以其“新人”“新民”的独特品质，在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宏大议题中获取了合法性价值。有了对儿童的“发现”，成人才会意识到有专为儿童创作文学作品的必要，儿童文学才得以产生。于是，在“发现儿童”的同时，也亟须“发现儿童文学”来保障儿童的内在诉求。否则，发现和解放儿童就成了一句空话。由此说来，儿童文学也是一个“现代”概念，它的出现源于儿童观的现代自觉。有意思的是，在讨论西方现代儿童文学的历史演变时，德国儿童文学家埃韦斯将现代儿童文学定位为“反权威”的文学。这种对权威文学的反抗超越了儿童文学被视为“初学者的大众文学”的偏狭，从而保障了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在无法改变成人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者的前提下，限制过剩的成人话语介入也成了无奈的选择，如引入记忆中儿时的用语，或设立一个与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立场等。埃韦斯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隐去成人的主体立场，成人只需掌握写作知识及相关艺术手法即可。显然，这种以“儿童立场”优先的考虑对于冲决儿童文学内隐的成人话语权威是有必要的，但实际情况是，成人作家始终不会是制造儿童文学话语的“局外人”。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驱动了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儿童观的确立，其核心内涵是不仅把儿童当人，而且把儿童当成儿童。由于这种儿童本位观是现代思想革新的有机组成，所以儿童文学自其创生起就具有现代性的特质。在新文学的体系中，儿童文学以恢复、保障和推动“人的现代化”为内在驱动力，契合了现代中国文学所开创的“人学”传统，从而在启蒙、革命等宏大话语的召唤下汇入了现代文学的总题中。不过，儿童本位观也容易形成儿童与成人的“两分”逻辑，这种绝对化的分殊在廓清儿童主体价值的同时也将其放逐于孤立的狭小世界，这是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

与儿童主体确立的机制无异，儿童文学也遵循着通过与成人文学分离来确立自我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界限”的确立，不能以丧失“整合”为代价。过分强调区隔的结果是，儿童作为“全人”或“完全生命”的价值被取消，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共性也不复存在。科学理性的方法是以两者真正的理解为基石，融汇多重视域。在确立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考察其与成人文学“一体化”融通的可能。在思考女性解放时，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没有停留在对女性冲出家庭牢笼的道德评判，而是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走后怎样”的后续议题。鲁迅这种从“为什么要”拓展到了“会怎样”的方法，对于理解儿童文学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发性。

对于“儿童”而言，如果不能将其视为整个人生的准备阶段，或者不能进一步提升至儿童“长大以后怎样”的高度，那么这种儿童文学观是有偏颇的，甚至会产生被低估的儿童及自我封闭的儿童文学。反过来，如果作为完全生命的儿童价值得到保障后，儿童文学也就从书写“儿童是什么”延伸至“作为全人的儿童是什么”的新视域。这种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儿童就获取了更宽广的生命价值。夯实于此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也更能拓展其哲学高度、人性深度和历史厚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18AZD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吴翔宇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